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出版座谈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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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出版座谈会纪要

　　北京消息：2003年3月8日，《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出版新闻发布会暨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现状与发展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任继愈、黄心川、巫白慧、吕大吉、楼宇烈、杨曾文、蒙培元、牟钟鉴、陈来、方广等学术界专家，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副校长冯俊教授以及媒体记者等7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对于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以及《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以下简称《要义》)在佛教哲学研究上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发表了看法。大家一致认为《要义》是我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将我国佛教哲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叶小文局长认为《要义》的出版将深化我们对佛教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天权教授认为《要义》一书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并希望学者“学习方立天教授潜心学问的精神”。任继愈教授为方立天教授题词：“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任继愈：方先生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佛教研究有意义，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是一个推动。

　　方立天先生这本书的出版，我不觉得意外，而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方先生有两个特点：一是理论基础打得好。哲学是基础，是骨干，哲学基础打不好，没办法创新；二是原始资料积累得比较丰厚，这不是三五天冲刺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社会科学的人才成长比自然科学慢，人才成长难，社会科学更需要长期的积累。现在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愈加频繁。我们一方面要吸收传统的、优秀的文化，另一方面要吸收外来的、先进的文化，来创造我们的新文化。此书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将起到很好的启发、指导作用，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方先生的研究成果绝不仅仅对于佛教研究有意义，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是一个推动，今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充分吸收方先生这部书里的研究成果。

　　黄心川：《要义》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和角度对中国佛教哲学做了全新的解释，堪称我国佛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

　　我有幸先读到该书，有一些体会。这部书总结了近现代乃至解放后我国研究佛教义理的历史经验，从中国文化宏观的角度阐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继承和发扬了我国老一辈佛学研究家汤用彤、吕澂、陈垣、任继愈等的优良传统，从历史比较和实证的方法与角度对中国佛教哲学做了全新的解释，堪称我国佛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研究著作。作者首先从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核心理论——现代人学、宇宙论、科学认识论的角度把佛教哲学概括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和实践论等四个方面，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释，在解释中不仅追索作为中国佛教哲学渊源的印度佛教义理的原意和真正的涵义，还探索了印度佛教哲学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同中国固有儒、道哲学相结合的民族化过程，凸现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特色和异彩，从而总结了中国佛教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当然在阐述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无疑也阐扬了中国文明的智慧、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此书在写作方法上有重要创新。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和佛教界开展了对佛教本质的研究和讨论。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宗教或一种哲学，也有人认为佛教既是或非是宗教和哲学。这场争论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参加争论的既有佛教徒也有非佛教徒。方立天教授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追随了汤用彤教授的足迹，认为佛教既包含着宗教，也包含着哲学这两个方面，佛教哲学形成了佛教信仰体系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对佛教的研究要放在人类宗教和哲学思维共有的理性基础之上，既要入乎佛教其内，也要出乎佛教其外，对佛教要有“同情之默应”和“心性之体会”，这个态度是十分正确的和必要的，也是科学研究要求我们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对我们学术界和宗教界的合作，彼此的相互理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我国佛教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学术研究十分不平衡。从近年来发表的学术著作看，对佛教历史、宗派的研究比较集中和突出，但对佛教学理或者佛教哲学的研究则相当落后或者正在萎缩，有影响的科研成果极为罕见，这当然与佛教哲学的难度有着一定的关系。我国古代对佛教义理之辩一直有优良的传统，每个朝代或每个宗派都有传世之作，因此在佛教的著作中形成了一个传统，某一位大师写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后人就有注释、章句、文摘、格言等等，蔚成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因此，我国佛教义理的研究和阐述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印度或者佛教南传的斯里兰卡、泰国等国，这是佛教的一笔精神财富，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另外对佛教哲理研究的不深入，也会对佛教其他领域如佛教戒律、道德伦理思想、佛教艺术等等的研究产生不利的影响。至于我国学术文化研究的主要线索和历史层面——儒释道三教的结合与排斥与佛教的教理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不研究佛教教理，也就无法理解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因此，要深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必须首先加强对佛教哲理的研究。方立天教授费时几十年的研究与写作为我们作出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提出了问题，开辟了途径，使我们可以顺利前进。

　　巫白慧：《要义》之于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印度佛教之于印度哲学的发展有同等的意义和同等的贡献。

　　方先生这部大书，对佛教文化、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不讲佛教就难以写完。过去有教授写中国哲学史，写到佛教就停下来，因为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他还没有弄清楚。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伟大的贡献。中国佛教哲学与中国哲学不可分割。举个例子，印度本来是信奉婆罗门教，释迦牟尼从小受婆罗门教教育，通过对韦陀经典的学习，知道婆罗门教教义的优点和缺点，从中异化出来，创立了新的宗教——佛教。佛教发展成为有独立的信仰系统的宗教，从小乘到大乘，完成了佛教的世界化。唯物论和唯心论在佛教里都有很重要的发展。佛教哲学对印度思想有很大的贡献。现在佛教在印度作为宗教来讲已经不存在了，但作为思想和哲学，印度的每一家大学都讲佛教哲学课。印度的佛教对印度哲学的发展是有重大贡献的。印度佛教对印度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方先生的书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也有类似的贡献。这本书之于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印度佛教之于印度哲学的发展有同等的意义和同等的贡献。

　　杨曾文：以往的佛教哲学研究有三个不足，相信方立天教授用几十年心血完成的《要义》一定超越了这三个不足。

　　感谢方教授为中国佛教哲学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后，作为宗教学分支之一的佛教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每一年都有优秀的成果问世。然而，佛教学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要研究印度、中国的佛教史，也要研究东亚各国的佛教史，还要分门别类地研究宗派、教义、禅法、戒律、人物、文学、艺术等等。因为起步较晚，迄今还有很多有待继续开发的领域，其中就包括了佛教哲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宗教与哲学虽然是社会意识形态中居于最高层次的两种文化形态，然而毕竟也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自古以来，哲学作为关于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总的观点和学问，经常是寓于宗教和其他的文化形态之中。必须通过深入的挖掘，利用抽象的思辨方式，才能升华和提炼出特定的哲学范畴和体系。考察和研究佛教哲学也是这样，这也是它的困难所在。以往的佛教哲学研究有三个不足：其一，长期以来侧重于把佛教置于唯物唯心路线对立当中加以考察，给予了过多的批判，而忽视了揭示其作为宗教哲学所具有的特色。其二，不太注重作为研究前提的历史背景的考察和文献资料的辨证梳理。其三，不少剖析和表述未能将佛教教理和寓于教理中的哲学加以清晰的分辨。我相信，方教授花三四十年时间研究写成的这部大作一定超越了前述三个不足，是部富于创意和时代特色的佳作，将为后来的同类佛教研究所效仿。

　　吕大吉：《要义》用现代哲学的方法对佛教思想进行梳理，在方法论上给我们新的启发。

　　佛教哲学与中国哲学、古希腊哲学并称轴心时代的三大哲学系统。佛教哲学从来受到世界哲学界的重视，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相互影响，产生了中国特色的佛教。中国佛教哲学研究也应该受到重视。方立天先生这部书用现代哲学的方法，对佛教思想进行梳理，在方法论上给我们新的启发。它是方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对中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的总结，是对学术界的新贡献，开辟了新的方向。

　　张新鹰：《要义》是开创中国自己的宗教学体系的理论尝试。

　　我觉得方立天先生这部著作是近20年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开创中国自己的宗教学体系的理论尝试。中国宗教学研究有待于开创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应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是反映中国宗教实际的理论概括。方老师的著作在这两方面都是很好的典范。

　　方广錩：这本书是中国佛教研究20年来出版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对前一时期佛教学术研究的很好总结。

　　佛学在中国的研究，往往是以经论经的方法。解放以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佛教，或利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把佛教放入唯物唯心的框架，这是我们认识佛教不可避免的阶段，但这种方法总是很难契合佛教哲学。本书是超越这一历史阶段的重大标志。首先，它真正地超越了过去的历史阶段，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真正地融会起来，与佛教哲学的东西融会起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次，对于佛教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差异，方老师把握得也很准确。他提到佛教有自己的特点，包括禅宗的直观。过去对因果报应在理论上一直是批判的，在这部书里方老师则做了两方面的分析，肯定了它积极的一面，讲清楚了佛教哲学与一般哲学的不同之处。最后，就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的关系而言，义理性佛教是灵魂，信仰性佛教是躯体，两者是互动的一个过程。这部书对义理性佛教做出了这么一个集大成的总结，为以后信仰性佛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楼宇烈：《要义》对于大学佛教哲学的教学，对于知识阶层从理性上把握佛教，对于将来的佛教哲学研究，都会有很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出版的有关佛教哲学的书，一共三本。一是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另外两本都是方立天的，一本《佛教哲学》，还有一个修订版，也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在又出了这么一部标志性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佛教有很丰富的哲学理论，为世界的学者所公认，但我们过去对这方面没有很重视，把它看作只是附属在宗教上的一种东西，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佛教是印度哲学的核心或者说是最高的成就。而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是相辅相成的东西，互相可以配合。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思考问题都是从正面入手，经过否定，再来肯定。佛教哲学思考问题恰恰从批判正面入手，用唯识的系统来讲，就是从批判遍计所执性入手，再肯定现象，依他起性，最后达到圆成实性，还是一个空。所以它跟我们所讲的哲学恰好是互补的。我觉得在大学里面不讲印度哲学，或是不讲佛教哲学，是很大的缺陷，但是要讲好佛教哲学很不容易。方教授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后在大学里面开展佛教哲学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帮助。另外，《要义》的出版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从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来看，急需要这样一部书。佛教当然是一种宗教，能够满足人们情感上面的需要，此外很多信仰宗教的人还需要一种理性上的把握，获得理性上的需要。佛教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现代很多知识层的年轻人来了解佛教，并不满足于停留在情感的需求上面，更多的还是在理性上的追求。如果我们不能把佛教义理从哲学的高度揭示出来，就不能满足他们。这部书的出版对于很多要在理性上来认识佛教的年轻人、知识阶层的人，一定会有很大的意义。最后，像前面几位先生指出的，方立天教授的这部书，体系结构、对要义的阐发都十分新颖，对将来佛教哲学的研究，开辟出了很多可以探索的方向。

　　牟钟鉴：方先生的鸿篇巨制，使人了解到佛教的博大精深，而且形成了一个体系，内容非常丰富。其资料的丰富是惊人的，好多资料以前没有看过。其次，在研究方法和态度上，这部著作有一个突破和超越。对佛教的研究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信仰主义的，在教言教，教徒就应该信仰。作为教外的学者，当然不能从信仰主义的角度来入手，但也不能是反宗教的，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不能真正把握宗教。方立天的著作继承了汤用彤先生的治学精神。一方面有史籍、语言知识的积累，资料的积累。另一方面有一个同情者的默应，心性的体会，一个同情的了解。同时还应该加以理性的分析和评论。我觉得这是一本很理性的研究著作。这种态度我很赞赏，只有这样一种态度才能把宗教研究做好。第三，方先生对中国佛教哲学与印度佛教哲学的异同讲得比较清楚。以前也说印度佛教中国化，也按中国文化的传统来做一个新的理解，一般来讲就是禅宗。中国化的具体内容，以前讲得很少。因为印度佛教本来就是哲理性的宗教，除此之外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宗教从开始就是哲理性很强的，传到中国以后它的哲学又发展到了高峰，在这方面中国佛教的贡献最大。中国佛教的哲学和印度佛教的哲学同在哪里，异在哪里，此书说得比较系统和清晰，贡献非常大。第四，我们说研究中国哲学，如果不懂儒释道三教的话，没有办法研究。我们以前写的哲学史是有问题的，一个是对佛教的了解比较浅，对佛教的理解远远不够；一个是道教哲学的内容太少，因为当时几乎就没有研究。当然研究有个历史的过程。方先生这部书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特别是哲学上的关系，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有哪些贡献，对儒家哲学有什么样的影响，对道家的哲学有什么样的影响，讲得比较透彻。第五是关于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方教授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专门加以阐释，说明了他心里面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佛教哲学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使我们更好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善自然生态。方教授从这三个方面对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所进行的阐述使人感觉到佛教的智慧不能忽略。为了我们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不仅学者，更多的普通人都应该重视佛教哲学，从中吸取营养。

　　陈来：《要义》本身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著作。这部书的研究方法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

　　首先，关于佛教哲学的研究。佛教哲学乃至宗教哲学方面的书一直很少。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对教义、教法、教理的研究。过了20多年，关于教义、教理、教法，包括修行的书越来越多，可是宗教哲学的书一直很少。佛教哲学研究现在只有两本书，一本就是严北溟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再一本就是方先生的《佛教哲学》，再没有增加，学术发展很不平衡。方先生这本大书对佛教研究中的平衡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方先生的著作使我们更加重视佛教哲学方面的研究，这部书是佛教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二，方先生这部书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方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著名学者，在中国哲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著作其实不是从一般的宗教学的角度，强调宗教的研究，或是历史的研究，而是比较重视哲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在中国哲学的脉络里面研究中国佛教哲学，而不是脱离了几千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它仅仅看做一部宗教学领域的学术著作，它还是中国哲学史领域的一部学术著作。第三，方先生研究佛教哲学的方法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方先生在序言中提到三点：一是正确运用史料；二是深入细致地咀嚼原著的本意，把握它立言的动机；三是用现代哲学术语准确地诠释资料，挖掘概念命题的哲学意义，解释它真正的思想。这三点是方先生著作的特点，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最基本的方法，但现在学术界很多人没有完全按照这样的方法作研究。第四，学术研究要注意沟通和交流。研究不能孤芳自赏，要把自己纳入到一个学术界，外国叫学术社团，在社团中找到自己的学术标准和方向。方老师的研究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海外也受到推崇。

　　这几年中国人民大学佛教研究与中国哲学史研究在结构上分离了。以后这两方面应该密切地沟通。方先生的建树是与中国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他的著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写法。应该使这两个方面能够密切地沟通起来，使他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能够影响年轻一代的学者，对他们的学风、学术的眼光和标准产生影响。

　　蒙培元：方立天先生在人文主义的框架下思考佛教哲学问题，不仅对中国佛教哲学精神有深层的把握，而且对宗教学有深层的把握。

　　《要义》一书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在五大编中，有三编讲人的问题，除了总论之外，接着是人生论、人性论，还有实践论，没有将宇宙论放在第一位。任何一部成功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大概都需要有种现实关怀，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对象和历史来进行研究。方立天教授在研究佛教的时候，对人的问题给予了很高的地位，是从人学的角度、在人文主义的框架下，来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方先生这本书把握的不仅是佛学、而且是整个宗教的本质问题，抓住了人的问题。这部书不仅有翔实丰富的史料，而且有现实性。譬如，佛教众生平等思想的意义是很深远的，这涉及到人生问题、人的地位问题、人的追求问题，人可以成佛吗？众生都可以达到那个境界吗？现实中这个问题的价值是绝不能忽视的。这部书不仅作为学术著作有贡献，对我们的精神生活也会有很大作用。

　　宋立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方立天教授提出的心性论、人生论、实践论、宇宙论四大概念，是传统佛书中没有的，是一个很大的创新。

　　我觉得，它是20年来出版的最好的一部佛教哲学著作。首先，这部书是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反映。近现代以来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中国人接受西方人做学问的方法，用西方的理论结构、概念结构来理解传统的佛教。佛教研究并不是起于近代，而是很早就有的。方先生的著作是集大成者，吸取了近代以来汤用彤等人的学术成果。宗教解决的问题是在我们周围什么东西叫做“真”，在我们的生存之外什么叫做“真”，怎样达到这个“真”。达到这个“真”就是宗教实践的过程，怎样认识这个“真”就是宗教哲学的过程。这部书中的五大编就是回答这些问题，他提出的心性论、人生论、实践论、宇宙论四大概念，是传统佛书中没有的，这是很大的一个创新。这部书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非常客观，所谓客观就是实事求是。二是吸收了很多现代思想成果。比如宗教学中的功能主义宗教学，方先生在谈到因果轮回的时候，虽然没有提到杜尔凯姆，但他是从宗教的社会功能上谈的。三是设身处地地思考以前的大哲学家、高僧对佛教的理解，方先生引用汤用彤认为佛教既是宗教又是哲学的一段话时，提到宗教研究应该有“同情的默应”。没有心性的体会，没有共鸣，首先你得不到真，其次你理解的是一团糟粕。方先生确确实实是怀着对前人的崇敬，对宗教家们和非宗教家们、对宗教立场和非宗教立场都尽可能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在这个情况下得出来的结论才是科学的。四是明快简单。简单本来是不好的，但能对事物予以简单的概括，表现了作者对事物的了解是成竹于心。这种简单明快的作风，会使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以后的搞佛学研究的人都能从此书中受益。

　　方立天：今天，我很高兴，也很激动。首先，我要向与会的学者、国家宗教事务局领导、中国人民大学领导、人大出版社表示感谢，他们以不同方式给过我帮助。大家的发言中包含着一些深刻的思想，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要特别感谢邓小平同志，因为是他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断，为知识分子带来了比较宽松和稳定的学术环境，我才可能在佛教哲学研究上作出一点贡献。佛教讲缘起，讲报恩，我一向认为佛教研究者要有胸怀，同行之间要和谐、协作、团结、共同奋斗，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做好。再次谢谢大家！(《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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