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宗乘之庙—承德—河北寺院

普陀宗乘之庙全景

万法归一殿的法铃式宝顶

    普陀宗乘之庙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狮子沟北侧，即避暑山庄正北的山坡上，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竣工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为承德外八庙中规模最大者。该寺庙占地22万平方米，整体建筑依山就势，逐层升高，气势磅礴，宏伟壮观，1961年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碑文记述普陀宗乘之庙背后的故事

　　有关普陀宗乘之庙的修建缘由，全部记录在藏式山门后碑亭里的那3通石碑上，中间的《普陀宗乘之庙碑记》记述了建庙的背景及经过，而东、西两侧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则记述了我国西北边疆的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过程以及清政府抚恤该部的情况。根据碑文的记述，乾隆皇帝修建普陀宗乘之庙的直接原因是为自己的60岁生日和母亲的80岁生日献礼，而根本原因仍是秉承祖先安抚边疆各族的既定方针，同时也是对其执政以来边疆民族政策的延续。

　　“普陀宗乘”本是藏语“布达拉”的意译，是仿拉萨布达拉宫的形式修建的，故至今民间仍俗称其为“小布达拉宫”。当时，西北边疆已定，准噶尔部、回部等已不能构成大的威胁，西藏问题的重要性有所上升。边疆各少数民族大都尊崇藏传佛教，拉萨布达拉宫是藏传佛教的一个中心。佛教中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有3处：一处在印度，一处在西藏，一处在南海(浙江普陀山)。藏传佛教认为拉萨的布达拉宫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乾隆帝借题发挥，认为观世音发祥于印度，“自印度而西藏，自西藏而南海，了了可证”。至于浙江普陀山，不过是“大士行教至此，偶一示现云耳（尔）”，所以在承德建观音道场便应“仿西藏，非仿南海”。故特令内务府，在承德仿拉萨布达拉宫的形式修建普陀宗乘之庙。该庙于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开工，原计划3年竣工，因施工后期失火，延至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竣工。

　　在碑文中，乾隆帝亦说修建普陀宗乘之庙是因为土尔扈特部“倾心归顺”。土尔扈特本是我国西北边疆的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早在明朝末年受准噶尔部排挤，被迫离开故土，来到当时尚未被沙俄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在人烟稀少的草原上开拓家园。但是，自从沙俄占领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以后，一直要求土尔扈特部俯首称臣，给土尔扈特部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土尔扈特部最终下定决心，放弃那块生活了一个多世纪的土地。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初，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终于率部踏上归程，重返东方故土。

　　为了妥善安置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众，乾隆皇帝赐其水草丰美之地，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并派乌什参赞大臣前往伊犁，向渥巴锡转交了乾隆皇帝的敕书，并转达乾隆皇帝的旨意，让渥巴锡等人在秋高气爽时节前往避暑山庄面见皇帝。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八月，渥巴锡率部如约觐见，乾隆皇帝举行盛大法会，并在《普陀宗乘之庙碑记》的两侧竖立起《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来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事实上，渥巴锡等人东归时，该庙已成，故建庙的最初动机应与其无关。乾隆帝之所以在“碑记”中提到土尔扈特的“倾心归顺”，只是为了显示大清帝的凝聚功能。对于普陀宗乘之庙的价值，土尔扈特的东归不过是意外的点缀而已。

　　万法归一殿，令人叹为奇迹的建筑

　　普陀宗乘之庙的平面布局可分为前、中、后3个部分。前部由山门、碑亭、五塔门组成，后部是主体建筑大红台及万法归一殿，中部包括琉璃牌坊、白台群、僧房等。环寺一周的高大围墙雉堞衔连，依山势蜿蜒起伏。

　　寺庙山门朝南，山门北面，就是典型的清代皇家样式的碑亭。碑亭向北是五塔门，门开三拱，为实壁盲窗的白台形制，上立黑、白、黄、绿、红五塔，每种颜色代表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因清代尊黄教（格鲁派）为国教，故黄色居中。

　　大红台南的中轴线两侧，分布着30余座大小不等的白台，分为殿台、楼台、敞台、实台，形状不一，体量不等，功能各异。白台为藏式平顶碉房形制，建筑为汉族砖混结构。有些两座台组合成一处院落作僧房；有的在台上建起汉式的殿堂，作佛堂或钟楼使用；有的台顶置舍利塔；有的仅仅是一座实心白台。看得出，设计者是在试图表现出西藏布达拉宫山脚下那些梵宇的效果。

　　中轴线的最北端，就是那居高临下的大红台。大红台占地1万多平方米，因巧妙地利用地形将几组建筑连接成一个整体，因而更加显得体量庞大。大红台正面的基层是一座高17米的实心白台，东西两面有石阶登道直达白台顶部。白台之上起建高25米、上宽58米、下宽59米的7层红台。红台的1至4层为实心，但也都设置了盲窗。红台5至7层的内部，隐藏着一组4面合围起来的3层楼阁，楼阁每层44间，亦称裙楼。裙楼的顶部，建有六角形的慈航普渡殿和八角形的权衡三界殿，都是重檐镏金铜瓦覆顶。裙楼天井的正中，是正方形的万法归一殿，重檐攒尖的巨大屋顶上满覆着鱼鳞一般的镏金铜瓦，四脊饰波纹，法铃式宝顶。作为普陀宗乘之庙的主殿，万法归一殿隐没于大红台的裙楼之中，却把金光闪烁的殿顶拱出裙楼之外。而下部因裙楼合围，影调阴暗，光照对比鲜明，形成了一派肃穆森严的气氛。万法归一殿是普陀宗乘之庙举行集会和庆典活动的场所。乾隆皇帝当年就是在这里举行大型讲经祝寿活动，并接见万里东归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一行。

　　1930年，美国富豪洛克菲勒派人对普陀宗乘之庙的万法归一殿进行了实测实绘，并在中国搜集购买了大量的佛像与法器，于1931年用专轮运往芝加哥。在1933-1934年的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上，洛克菲勒建起了一个与万法归一殿实物同样大小的模型，并在复制的“万法归一殿”中展示那些搜集来的佛像与法器，由此导致了一股强烈的东方文化热。其后，瑞典建筑师麦克思·吴雷和几位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专家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将“万法归一殿”的全部构件买下，在斯德哥尔摩国际文化研究中心进行“复建”组装。1989年，麦克思·吴雷到承德实地考察万法归一殿时，说：“这是个奇迹。仿造得再像，终不是原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