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武则天时期佛教造像石刻

　　廊坊武则天时期佛教造像石刻
　　□ 陈卓然　《文物天地》 2007年第09期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以后，经过东汉、南北朝、隋近六百年的传播，到唐代达到了最盛期。公元645年，唐朝僧人玄奘自天竺（印度）带回 650多部佛教书籍回到长安，用近二十年的时间译成佛经75部，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的译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公开大力提倡佛教。武则天时期出于政治需要，达到“皇权神授”和巩固政权的目的，极力推崇佛教。僧人法明和尚于公元690年编撰《大云经》四卷献给朝廷，经文说“太后（武则天）乃是西天弥勒佛下世，应取代唐朝做天下主”，地方官吏也百般奉迎，形成了唐朝的第一个崇佛高潮，各地纷纷建寺刻石，并出现了以武则天为弥勒佛的世俗造像，推动了唐代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
　　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古县村隆福寺长明灯楼、 永清县惠福寺金轮石幢均刻于武则天时期，因雕立年代和特殊的社会政治及宗教背景，使其成为研究唐代中期佛教石刻及造像艺术、佛教与封建皇权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
　　古县隆福寺长明灯楼原位于安次区古县村，唐代隆福寺附属文物，现存廊坊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灯楼雕制于垂拱四年（688年），汉白玉石质，现通高3.4米（图0）。由联体壸门方形基座、八边形台座、圆形覆莲底座和等边八边形灯柱及联体圆形仰莲、八边形承托盘组成，以凹凸的榫卯相连接。方形基座边长136厘米，高22厘米，八边形台座边长52厘米，高4厘米，八边形灯柱每边长23.5厘米，八边形承托边长52厘米。托盘顶面錾平，并刻有卯槽两周，中心錾圆形浅洞，原应放置有灯室，早年失轶。

　　灯柱雕饰共分四部分，顶部各面浅刻花纹图案。上部各面雕双层尖拱龛，编号1—16，5、7、9、11、15号为半龛。龛内高浮雕坐佛像一尊，桃形头光。每龛两侧都阴刻楷书供养人题记，如1号龛为“大像主李雄仁妻刘男师亮妻程行方妻张师□妻王女四娘为亡息师德合家供养”， 2号龛为“长明灯楼主德□府队正上骑都尉张行仙为亡父君道见存母贾”。
　　1号龛：高29厘米，宽16.5厘米。连珠状龛柱，尖拱龛楣。佛高肉髻，双领下垂袈裟，内着僧祗祉，双臂曲于膝上双手掩在长袖内，跏趺坐于方台莲花座之上（图一）。2号龛：高26厘米，宽18厘米。方龛柱，尖拱龛楣。佛螺发，着右袒式袈裟，左手置膝上，右手侧上举施无畏印，跏趺坐于须弥座莲台之上（图二）。3号龛：高29.5厘米，宽17厘米。连珠状龛柱，尖拱龛楣。佛螺发，着右衽式袈裟，右手置膝上，手印残，左手侧上举施无畏印，善跏趺坐，足踏莲花（图三）。4号龛：高27.5厘米，宽17厘米。方龛柱，尖拱龛楣。佛螺发，着圆领袈裟，双手结于脐前，掌心向上施禅定印，跏趺坐于须弥座莲台之上（图四）。5号龛：高24厘米，宽18厘米。连珠状龛柱，尖拱龛楣。佛高肉髻，着右袒式袈裟，右手置膝上，掌心向外，手印残，左手于胸前，手印残，跏趺坐于束腰状莲台之上，莲台为大部在龛下的浅浮雕（图五）。6号龛：高27.5厘米，宽17厘米。连珠状龛柱，尖拱龛楣。佛螺发，着交领式袈裟，左手抚膝，右手侧上举作说法状，半跏趺坐于须弥座莲台之上（图六）。7号龛：高21厘米，宽17厘米。连珠状龛柱，尖拱龛楣。佛高肉髻，外着右袒式袈裟，左手结于脐前，掌心向上，手印残，右手抚膝，跏趺坐于束腰状莲台之上，莲台作法与5号龛相同（图七）。8号龛：高27厘米，宽17厘米。方状龛柱，尖拱龛楣。佛螺发，外着袈裟，左手于胸前，手印残，右手抚膝，跏趺坐于须弥座莲台之上（图八）。9号龛：高20厘米，宽17厘米。连珠状龛柱，尖拱龛楣。佛高肉髻，着交领袈裟，左手抚于膝上，右小臂侧上举，掌心向上作说法状，跏趺坐于束腰莲台之上，尖弧状衣摆垂覆莲台前，作法与5号龛相同（图九）。10号龛：高26.5厘米，宽17厘米。连珠状龛柱，尖拱龛楣。佛螺发，外着双领右袒袈裟，双手掩在宽袖内结于膝上，跏趺坐于垂幔式方座佛坛之上（图十）。11号龛：高22厘米，宽16.5厘米。连珠状龛柱，尖拱龛楣。佛高肉髻，着交领袈裟，左手于胸前施说法印，右手抚膝上，跏趺坐于长方形台之上，三角状衣摆垂覆莲台前，台下为“凸”字形低坛，浅浮雕莲花底座，作法与5号龛相同（图十一）。12号龛：高27.5厘米，宽16.5厘米。连珠状龛柱，尖拱龛楣。佛螺发，外着右衽袈裟，左手抚膝，右小臂侧上举作说法状，跏趺坐于方座莲台之上（图十二）。13号龛：高25.5厘米，宽17.5厘米。连珠状龛柱，尖拱龛楣。佛高肉髻，外着交领袈裟，左手抚膝，右小臂侧上举作说法状，善跏趺坐于方台座上，双脚各踩仰莲足踏，踏下是方形佛坛（图十三）。14号龛：高26.5厘米，宽17.5厘米。连珠状龛柱，尖拱龛楣。佛螺发，着圆领通肩袈裟，双手掩在宽袖内置于膝上，跏趺坐于垂幔式须弥座佛坛之上（图十四）。15号龛：高22厘米，宽17厘米。连珠状龛柱，尖拱龛楣。佛高肉髻，交领袈裟，内着僧祉支，左手抚膝，右小臂侧上举，掌心向外，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尖弧状衣摆垂覆莲台前，台下是凸字形基座，作法与5号龛相同（图十五）。16号龛：高27厘米，宽17厘米。连珠状龛柱，尖拱龛楣。佛螺发，外披右袒式袈裟，袒右胸，右手抚于小腿上，左手当胸施无畏印，跏趺坐于方形莲台之上，台下为须弥式低坛（图十六）。

　　灯柱中部各面满刻文字，可分两段。上段：2号佛龛下阴刻篆书“大唐幽州安次县隆福寺长明灯楼之颂”的题额（图十七）；4号佛龛下为比丘僧法名；6、8、10、12号佛龛下为《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14号佛龛下为《燃灯偈》、《知灯偈》；16号佛龛下刻“幽州都督府行安次县令朝议郎怀仁县开国侯骑都尉宋仁基供养”。
　　下段：题额下为颂序；4号龛比丘僧法名下接颂序，再为颂词，最后刻“擢第进士幽州都督府安次县尉张愃文，行安次县员外主簿通直郎护军张去泰书，垂拱四年四月八日建”；其他各面为功德主、经主、灯主、供养人籍贯、官职、姓名和比丘尼、比丘僧法名。
　　灯柱下部各面刻尖拱龛，内浅浮雕乐伎或舞伎一人。六面为演奏横笛、排萧、笙、琵琶、钹等乐器的伎乐，多单腿踞坐或双腿跪坐在束腰圆形台座之上，身附飘带，另两面为舞动飘带的舞伎。伎乐编号为1—8号。
　　1号 连珠状龛柱，高19厘米，宽15厘米。乐伎面相模糊，中分披肩发式，着窄袖紧身衣裤，腰围褶皱短裙，足蹬高靿尖头靴，双手执横笛吹奏，单腿踞坐在束腰莲座之上（图十八）。
　　2号 两侧无龛柱，高18厘米，宽15.5厘米。乐伎面相模糊，紧身短袖衫，丰乳细腰，腰围褶皱短裙，洗足，吹奏排萧。飘带于头顶作环状自然飘垂于身体两侧，单腿踞坐于束腰圆形台座之上（图十九）。
　　3号 无龛柱，高18.5厘米，宽14厘米。舞乐面相丰圆，中分发式，着半袖紧身衫，体态丰满，腰围短裙，左腿直立，足着地，右小腿后屈，洗足，手握飘带舞动双臂，腕部带手镯，作舞蹈状（图二十）。
　　4号 无龛柱，高19厘米，宽15厘米。乐伎卷发中分，高鼻深目，窄袖紧身衣裤。飘带于头的左侧作环状附于右肩左肘自然飘垂，双手执笙吹奏，单腿踞坐在束腰圆形台座之上（图二十一）。
　　5号 无龛柱，高19厘米，宽15厘米。乐伎面相模糊，着交领窄袖衫，双手执乐器于胸前。飘带在左肩的上部作环状附于右肩左肘自然飘垂，腰围短裙，双腿跪坐在束腰圆台上（图二十二）。
　　6号 无龛柱，高19厘米，宽14.5厘米。舞伎面相模糊，齐肩发，着窄袖紧身衣裤，右小臂上举，左臂弯屈作舞状。飘带在左肩的上部作环状附于左肘掩于右背自然飘垂，单腿踞坐于束腰圆形台座之上（图二十三）。
　　7号 无龛柱，高19厘米，宽14厘米。乐伎齐耳短发，深目高鼻阔口，窄袖上衣，宽裆裤，足蹬高靿尖头靴，胸前琵琶倒置,右手握有拨弦工具，左手抚弦。飘带于左肩上部作环状附于左右肘部自然飘舞，单腿踞坐于束腰圆形台座之上（图二十四）。
　　8号连珠状龛柱，高19厘米，宽14.5厘米。乐伎面相丰圆，齐耳短发，圆领窄袖上衣，宽裆裤，足蹬高靿尖头靴，双手执钹演奏，单腿踞坐于束腰圆形台座之上（图二十五）。
　　作为佛教供具的石灯存世者不多，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是山西太原童子寺北齐石灯，陕西乾县、山西长子县、河北曲阳县等地发现少量唐代石灯，其结构均由灯座、灯柱、承托、灯室组成。隆福寺长明灯楼仰莲承托顶面的卯槽表明原应有灯室，与前几座唐代石灯结构相同。不同的是前者灯柱仅雕刻简单的装饰或纪年文字，不见雕刻佛龛佛像、颂序、颂词、经文和乐伎舞伎，这类形式内容的雕刻多见于石经幢。经幢是佛教石刻的一种，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告天帝，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高楼乃至安置窣堵坡（塔）中。天帝，若有苾刍（和尚）、苾刍尼（尼姑）、优婆塞（清信士）、优婆夷（清信女）……于幢等上，或见或于相近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尘，落在身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纪年的经幢是陕西富平县唐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八月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完整的是陕西陇县唐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经幢，由石基上的宝装覆莲座、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和纪年的八面幢体、尖拱龛内各雕一尊坐佛的八边形幢顶、宝珠顶（失佚）组成。
　　隆福寺长明灯楼灯柱上部各面雕两排佛龛，龛内雕坐佛一尊，中部上段刻颂序、颂词、撰文、书写人官职姓名、立建年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燃灯偈》、《知灯偈》，下段刻功德主、供养人、灯主、官职姓名、籍贯和比丘尼、比丘僧法名，下部雕乐伎和舞伎，雕刻内容较陕西陇县等经幢幢体复杂，形式布局则无大差异。唐代是石经幢的初始阶段，幢体一般只有一段，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构筑形制与石灯的主要区别是幢体雕佛龛、佛像，刻经文，而石灯石柱只有简单装饰，上设灯室。隆福寺长明灯楼灯柱雕刻内容与幢体无异，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应是地域佛教宗奉差别，与黑龙江宁安隆兴寺渤海国时期石灯相近似，阎文儒先生称这类石刻为经幢的另一种形式—“灯幢”。隆福寺长明灯楼增刻了《燃灯偈》、《知灯偈》和伎乐等内容，是灯与幢在形制、功能、雕刻内容等方面的巧妙结合，而做为佛教供具石灯的功能是首要的，且题额“长明灯楼”表明作为佛教供具的石灯在初创阶段的唐中期同时具备经幢的寓意。
　　永清县会福寺（三塔寺）金轮石幢，现存永清县文物管理所。素面方形石幢座，长85厘米，高42厘米；方柱形幢体，高343厘米，各面宽41厘米。幢体近顶部四面凿弧顶龛，龛宽31、高52厘米，龛内浮雕立姿弥勒佛像一尊，足踏圆形莲台，面相丰圆，螺发，右袒佛装，两臂自然下垂，掌心向外（图二十六）。佛像及幢体表皮剥落严重五官、佛装衣纹、字皆模糊不清。佛龛下各面阴刻文字，两面为刻立时原文，仅正面“大周圣历二年二月八日武隆县令闻生元奉为金轮□神皇帝敬造四面像并浮图一所供养伏愿圣主千年山岳齐寿兵戈永息岁年恒丰……”依晰可辨。另两面为明代重修时所刻文字剥损严重。地方史志记载：“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知县王象云于县东南塔儿巷会福寺旧址发现此石幢，并勒石立碑记之”。武则天篡唐登基后，为使其君临天下合法化，并巩固她的政治统制，鼓吹“君权神授”，称自己是弥勒降凡的“金轮皇帝”，作金轮七宝，一曰一轮，一曰白象宝。法明和尚编撰《大云经》为其提供宗教依据，各地方官吏附和媚颂。武隆（永清）县令“相奉为金轮圣皇帝敬造四面像并浮图”，即是在这一时期社会政治背景下佛教造像艺术与皇权政治紧密结合的写照。
　　安次古县村隆福寺长明灯楼，雕立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是目前已知纪年最早、雕刻内容最丰实、保存状况较好的石灯，无论在整体形态，还是佛像、伎乐的神态和动感及肥硕的莲瓣等方面，无不体现是盛唐时期佛教雕造艺术的成就。永清县塔巷村会福寺金轮石幢，四面龛内造像及幢体文字虽模糊不清，但形体巨大，且幢体正面有“大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二月八日”纪年，可与《日下旧闻考》等地方史志资料相互印证，以往资料中标明“大周”朝名和“相奉为金轮圣皇帝（武则天）敬造四面像并浮图”的石刻发现极少，且具有相当高的历史、政治、宗教价值。安次古县村“灯幢”长明灯楼、永清县塔巷村会福寺金轮石幢，均雕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是武则天为自己取代李唐建立大周，极力推崇佛教，使佛教兴盛一时的历史见证，也是其巩固政权鼓吹皇权神授，并标榜自己是弥勒转世的“金轮皇帝”的见证，更是盛唐时期皇权政治与宗教结合，皇权推动宗教发展，宗教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历史证物。
　　绘图：张鸿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