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海寺——寺史·建筑·壁画

　　北京法海寺——寺史·建筑·壁画
　　李松
　　北京西郊磨石口村翠微山麓，浓密的树丛荫遮着红墙青瓦的法海禅寺。寺内完整的保存了明代早期罕见的十幅精美壁画和不少法器、供具，经历了五百余载的风尘，依然焕发着耀目的光采。
　　法海寺建成于明正统四至八年（一四三九——一四四三），与以建筑精美著称的智化寺同时，也是太监兴建，皇帝赐名，并御颁《大藏经》。说明在当时是一座有地位的寺院。
　　一九六二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师生，在法海寺临摹壁画期间，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许多有关资料，对明代绘画、建筑史的研究以及社会问题的探究，都提供了新的线索。其中重要的发现是调查清楚了壁画的作者。而许多碑碣、经幢等的汇集研究，提供了寺史的清楚轮廓。
　　一　法海寺的简史
　　法海寺，据碑记原是龙泉古刹遗址。正统二年（一四三七）筹建，四年开始兴工，到八年基本建成。十年御颁《大藏经》一部。
　　关于寺的修建过程，重要的资料有三:一是礼部尚书胡濙撰的《敕赐法海禅寺碑记》，一是吏部尚书王直撰的《法海禅寺记》，这两人都是明初的名臣，胡濙是永乐以来的心腹之臣，历事六帝。明代寺观中他所撰的碑文数量最多。一是正统九年（一四四四）所立的楞严经幢（图一），在寺西百余武。幢身细长，下有须弥座，顶作复莲形，幢身环刻《楞严经幢记》，末附良工善众之名。此记未见著录，历史价值很高[附注1]。
　　出资修建的是御用监太监李童。李童法号福善，江西人。永乐初入宫，曾随明成祖（朱棣）出塞北巡。宣德时扈驾平武定州，征喜峰口，后升为太监。景泰初，赐玉带蟒龙衣服。景泰四年（一四五三）死。
　　太监修寺庙，在明代极为普遍，而且规模很大。如正统十三年王振重修庆寿寺，竟“凡役军民万余人，糜帑数十万”（《明通鉴》卷二四）。仅以北京地区而言，明代修建寺观以正统、成化、正德、嘉靖、万历等朝为最盛，自宣德讫天启，几乎每朝都有太监出资修庙的事。
　　（图一）楞严经幢
　　这种特殊现象与当时的土地问题有关。一般建寺，多是先置田产，然后建祠堂、茔地、庙宇，以为永久之计，借“为国祝延”之名，以保产业，并免除许多赋税差徭。寺内住持也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从法海寺和当地承恩寺等庙宇的情况看，这正是通常的现象。李童的墓就在寺之西侧山麓。胡濙所撰《御用监太监朴庵李君碑》，保存犹很完好。
　　明代太监掌握着土木营造大权，主其事的内官监控制着工部。宦官修祠建庙常常动用国家的力量。如“正统十年，太监陈日新以所居宅施为五华观下院，景泰二年赐额‘妙清’，并予官料以助兴作”[附注2]。或径直由国家出资兴建，名目亦各不同。法海寺在营建中，工部营缮所是参与其事的。营缮所副陈敬亲为法海寺碑篆额、为《楞严经幢记》书丹，在《楞严经幢记》后边即附有“匠官”名号。由于国家营造部门的参与，因而使得这些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官式建筑的某些特点。此后，由于建筑技术的发展，形成新的建筑面貌，而作为明代早期建筑的法海寺所显示的前代建筑手法的某些特征，也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重视。
　　有关法海寺的记载，见于《日下旧闻考》、《畿辅通志》、《顺天府志》等书[附注3]。《日下旧闻考》所载刘机撰的《重修法海禅寺记》，略云寺成六十九年之后，已是“榱桷欹倾，门径萧索，斋鱼不闻，经函尘合；时朝廷方遍访名刹，凡古井圮桥危堤垫路，发内帑修治；自弘治甲子至正德丙寅（一五○四——一五○六）始克告成”。此碑，我们在寺内东庑廊下发现，久已残断。这是关于重修法海寺的最早的记载。
　　从寺内各殿的月台、瓦面、装修及钟鼓楼、围墙等变动的情况看，肯定后来还经历过几次大的重修，可惜没有记载。大殿前左方一碑，已只字不存，可能是后来重修的碑记。有关线索仅在寺的毗邻，也是李童修建的龙泉寺旁一处民宅的木匾上有些记载。匾为史履晋书，自颜其宅为“自在庵”，跋中称法海寺曾于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重修。此后，所仅知的是解放后，政府拨出巨款于一九五三年一次很大的维修。
　　此外，附带提及的是此寺第一代住持僧为福寿禅师，不久他升左觉义，兼主法海、功德两寺，成化七年圆寂。塔在寺东院墙外，成化二十二年傅瀚撰《塔铭》，并有谕祭碑。继承他的是僧录左善世慧义。
　　寺正后方山坡上矗立着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御颁《大藏经》的圣旨碑，与《宛署杂记》卷一九所载颁赐大藏经与僧录司所在地的大隆善寺（原名崇国寺）同一时日。碑刻可勘著录的文献上之舛脱[附注4]。此寺两代住持的资格，结合颁赐大藏经的情况，都表明法海寺在当时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　建筑与装修
　　法海寺的建筑，虽经后代重修，但不少地方仍保留了明代早期建筑的特点，值得注意。精美的装修更是十分珍贵。
　　此寺建筑群原貌，可从两个建寺碑记推知:据王直撰碑文“……先作正殿，药师殿、天王殿次之，翼以钟鼓二楼；伽蓝、祖师二堂又次之；方丈、僧房、廊庑、厨库诸屋次第皆成，环以修垣，高厚式称；前启三门，开广途以通来者。经始于正统四年闰二月二十二日，而以正统八年十月十五日讫工。刻雕藻绘，像设有严，香花器物，凡寺之所宜有者，靡不毕具。……”胡濙碑文更加具体:“……中为大雄宝殿，左右列以伽蓝、祖师二堂，环翼两庑。后殿之前，左为方丈之所，右为选佛之场。四天王殿居殿之前，钟鼓二楼附焉。护法金刚之殿又居其前。……外则缭以穹垣，远门复据于山口。……”胡文所称“后殿”，当即药师殿。
　　现存建筑，大体上尚可见原来面貌。寺座落于翠微山南麓，殿宇依山势层累而上，虽不甚开阔，但自有轩昂气度。
　　红墙环抱寺院。山门，即护法金刚殿，建筑上保存了较早的样式；殿面宽三间，歇山琉璃瓦顶，山花很小，柱有侧脚，下为鼓镜式柱础；上为交麻叶斗栱，有些残存的旧斗，斗欹有；平板枋比额枋略宽，出头作霸王拳。有些地方比智化寺更多地保留了早期建筑的特点。
　　屋内顶棚原为彻上露明造，有彩画。后来裱糊了纸顶。金刚像、壁画早已不存。
　　再进，左右为形制卑陋的钟鼓楼，显然是后代重建。
　　正对金刚殿，依山势修成的高台，正中和两侧有高达三十级的蹬道。两侧蹬道前各有螭首龟趺丰碑，即建寺碑记，左为王直撰，右为胡濙撰，碑身尚完好。
　　踏上蹬道，月台上正中是天王殿遗址。从残存的柱础看，原为面阔三间、进深二间的建筑物。与天王殿遗址左右相接，合抱成第二进院落的两庑和伽蓝、祖师二堂（各三间），门窗装修个别的还是旧物，其中包括有与大殿同形制的横披，连环套裙版、四合如意云裙版等，制作较精美。
　　正中南对天王殿遗址，在高大的松柏掩映下，一座青灰四注顶金碧辉煌的大殿，即全寺最重要的建筑——大雄宝殿。著名的十壁明代壁画和现存的明代法器、供具都保存在这里。
　　大雄宝殿的外貌，因多次重修已有改变，如月台是石雕的须弥座，就是从别处移来的，位置颠倒不合。四注顶的青灰瓦面据当地人说也是重修时改的。不过内部并无大改动。大殿面宽五间，进深三间；正脊较短，斗栱作五踩单翘单昂，头翘作昂形，平身科斗拱明，次间都是四朵，梢间二朵，山面正中五朵，两端各两朵。
　　（图二）左图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平棋“毗卢遮那佛曼陀罗”（连支条）白描图
　　右图为左释义图解（据周叔迦先生意见绘制）
　　大殿内金柱两排，后排联为扇面墙，正中塑佛像三尊，夹有二胁侍，塑工尚好，两侧罗汉像塑工低劣。
　　大殿装修带有浓厚的密宗的特点。前面五间装格扇；格扇花心棂子作三交六碗带龟锦菱子，很精美。天花板和藻井，都绘以曼陀罗。天花板绘毗卢遮那佛（即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佛）曼陀罗，有方与长方二种，均以梵字代表佛、菩萨像。中央为本尊毗卢遮那佛，八瓣朱色莲花上分别为西方阿弥陀佛、白衣佛母、南方宝生佛、莽忙计佛母、东方阿閦佛、佛眼佛母、北方不空成就佛、救度佛母；四角龛形中为四大天王。两侧填以翠绿色蔓草，靛蓝色地，描金，支条上以三股金刚杵与各个曼陀罗相联系（见图二:白描图及释义图）。保存下来的有一部分天花板，制作异常严谨精美，当是原物。
　　斗八藻井共三个，左右两个形制相似，明镜很大，中绘曼陀罗。斗栱雕工精细。中央藻井绘毗卢遮那佛曼陀罗，中台为本尊，八叶莲花外绕佛、菩萨四重，四方各有门。东边藻井绘药师佛曼陀罗，西边藻井绘阿弥陀佛曼陀罗。油彩尚新。这三个藻井的曼陀罗是法海寺建筑中独具特色的名贵遗存。
　　梁枋彩画也保存了明代彩画的特色，与智化寺等处明代彩画有相似之处，主要用青绿二色，退晕、花心等处用金。旋子与清代式样不同，花心作石榴头，枋心用一种颜色，不加其他装饰。明间与次间青绿色错杂相间使用，形式朴素大方。
　　藻井附近，梁枋间的垫板朱地上，画西蕃莲卷草等图案，椽头上也有工细的贴金图案。
　　大雄宝殿之后为药师殿及方丈、选佛场遗址，比大殿又高出一层一半在围墙之外，围墙内尚有台基遗迹，方丈遗址并残存柱础阶条石。
　　环抱全寺的红墙，压住药师殿后面台基上垂带的中部，可见是后来修建的。寺北面的范围比原来缩小了许多，原石砌围墙，或断或续，一部分墙基压在现在围墙的下面。
　　（图三）供桌及其细部
　　三　壁画与法器
　　法海寺壁画是明代壁画中的珍品。
　　在大雄宝殿佛像背后的扇面墙上画满五色云气，笔墨飞动，加强了祥云缭绕的气氛。东西两侧壁画注意了与两侧罗汉塑像的有机结合，上端各以飞天为首，其后祥云中幻出十方佛、八菩萨像，下边在罗汉塑像后画了长列的四时花卉，丛生于乱石崩滩中，点缀了一派山野环境，画壁与塑像合为浑然整体。由于塑像遮蔽，罗汉座下部分壁画的色彩丝毫未变，这对研究壁画原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扇面墙背壁画三巨幅菩萨像，正中画观音，东普贤、西文殊。北壁后门两侧为以梵王、帝释为首的二十诸天相向行进的行列。二十诸天与菩萨像的绘制极其精美，人物服饰贴金沥粉，施以极细密的锦缎装饰纹样。菩萨轻纱透体，如飞如动，敷色普遍用退晕，衣带边缘由浅渐深有层叠六七层次的，虽刻意求工，但整体效果仍很统一。形象刻划也很好，创造了许多理想化了的人物形象，显示了作者精湛的艺术功力。帝释、梵天图的具体内容及其艺术价值，有人已作过专论，兹不详述[附注5]。
　　大雄宝殿内保存的木雕、石雕、砖雕以及铜铁铸造的法器供具，大多是明代之物，很精美，惜有阙损，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红漆供桌共六个，分为四式。正中供桌，镂空雕蔓草，纹样严谨大方；左右有屉，桌腿弯曲上卷，如春花放蕊，在变化中求稳定。另外三式大同小异，正面作壶门，细部装饰有别，与当地明代田义太监墓地石雕供桌形式相同（图三）。
　　铜钟:正统十二年（一四四七）铸，铜质精纯，形制美观，钟钮铸二龙交纠，强悍有力。钟身满铸梵文经咒，钟内最下缘一圈是藏文咒偈，其中有《缘起咒》（即《法身偈》），钟的格式、字体风格与北京觉生寺的大钟相近似。在长列的集资铸钟人名中，赫然可见当时炙手可热的大宦官王振之名。
　　木鼓架:木雕，上部四面作斗栱形；斗欹有，完全仿当时建筑细部雕造，下部支架分作四面，每面雕刻卷草，下连象首，口衔抱鼓，中间栌斗下四面云头图案与正统九年楞严经幢的上部图案完全相同（图四）。
　　木烛台:烛台高达一公尺许，烛盘下有类似流苏的镂空装饰一圈。台架中为宝瓶，上下数重仰复莲花。在红漆底上沥粉贴金，作西蕃莲卷草图案（图五）。
　　此外，尚有木雕龙座、雕龙细花的石座等颇精工，但用途不详[附注6]。
　　——这些精细的工艺品，与建筑、壁画等，具有明显的共同点，风格一致，追求华丽、谨严，而不失大方，从艺术性上要求，有些地方过于繁缛。技艺的工巧，显示了时代的特色，这与参予制造的工匠们的特殊身份不无关系。
　　（图四）木鼓架
　　（图五）木烛台
　　四　楞严经幢
　　看到了法海寺各方面的精美遗物，不能不使我们缅怀那些亲手缔造这些器物的巧匠们。他们是谁?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创造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都能得到满意的回答。
　　可是，去年发现的“楞严经幢”上，却详尽地记载了法海寺最初建造者的名字。为了说明问题，现在不厌其详的把原文抄录如下:
　　……正统九年岁在甲子冬节日太监李福善同信官贺佛信　阮觉保等立　修职郎工部营缮所副京口陈敬书古并贾芙镌
　　助缘协力善人　周信（下略）等九十九名。
　　夏工善众　木匠　张福旺　张信　刘福让等二十九（名）
　　瓦匠　李普信　严恩　任仲良　丘海等十五名
　　石匠　沈祥　永成　杨旺等十三名
　　画士官　宛福清　王恕
　　画士　张平　王义　顾行　李原　潘福　徐福林等十五员名
　　妆銮匠　戴祥　左成等七名
　　雕銮匠　孔昌　田贵　李全等七名
　　漆匠　杨二　邵常　陈汜等七名
　　捏塑官　陆贵　许寿等九员名
　　锯匠　李贵等七名
　　戗金匠　王敢儿等七名
　　铸冶官　李智等三员名
　　剉磨匠　朱阿伏等三名
　　钉钹匠　李思敬等三名
　　铁匠　杨海　孙林等四名
　　搭材匠　李洋保等三名
　　五墨匠　严斌　赖祥　杨赛等五名
　　土□匠　孙平等三名
　　搬运钱粮斋食等诸善人　尹能田　□□云　□兴等二十九名
　　由以上这长列名单，可见这一历时四年又八个月的修建工程中，共动员了十八种行业、一百六十九人参加。其分工情况对研究当时的建筑工程有参考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画士官、捏塑官、铸冶官参加，与一般工匠的身份有别，正说明了这是工部营缮所的建筑队伍。从而，可以明白法海寺整个建筑和壁画、法器等的精工，正是当时官式建筑和工艺制作的特点。另一方面，一个宦官营造寺庙竟能任意调动工部的营造力量如此之大和久，也可间接看出当时的政治情况。
　　特别有趣的是画士官和画士的名单，不仅使我们得以获知久悬未决的壁画作者姓名，而且经幢所记的画士官和画士，与捏塑官、铸冶官一起，同隶于工部营缮所。这对我们了解明代官府画工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很有帮助。
　　①据《日下旧闻考》卷一○四，另有正统四年立“佛顶尊胜陀罗尼幢”一、正统六年立“三宝施食幢”一，尚存幢身，保存子大雄宝殿内。
　　②胡濙撰《妙清观碑》见《日下旧闻考》卷五二。
　　③按北京原有两法海寺，另一在西郊静宜园附近万安山法华寺之前，其外有塔门。如《宸垣识略》等吴长元按语，即曾把两者混淆。
　　④碑上有“皇明敕谕”篆额，碑文:“皇帝圣旨:朕体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法海禅寺，永充供养，听所在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螯，下与生民祈福，务须敬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谕。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
　　⑤金维诺:《法海寺壁画帝释梵天图》《美术研究》一九五九年第三期。
　　⑥供器中，另有一组铁制品，计:铁瓶七、香炉三，制作手法相同，较朴拙；香炉上铸有嘉靖三年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