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国民焦虑：中国当代有没有文化大师？

在不经意间，“文化大师”从“文化名家”和“文化名人”中凸显出来：打开“百度”，检索“文化名家”，找到相关网页1310万篇，相关新闻0.519万篇；检索“文化名人”，找到相关网页7.68万篇，相关新闻8.3万篇。但检索“文化大师”，相关网页达2780万篇，相关新闻达20.7万篇。由此可见，“文化大师”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一个热点现象,这也给我们带来诸多思考和启示。

国外学者眼中的文化大师

孔子、老子、孟子、孙武、杜甫、曹雪芹、鲁迅、毛泽东等入选过由国外学者推出的、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排行榜，他们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特殊贡献

“大师”是从佛教里来的词语，《现代汉语词典》把“大师”解释为是对有很高成就的学者或艺术家的尊称。说到文人学者获“大师”称谓，最早见诸文字的大概是《史记》中的伏生。伏生及其弟子由于对艰深的《尚书》有专攻、有建树，被史家称为“大师”。

对于谁是文化大师，国外学者还专门进行了研究。

担任过纽约大学文学系主任的美国哲学博士丹尼尔·S·伯特，在本世纪初做了个“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遴选有史以来100位最有影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他们是莎士比亚、但丁、荷马、列夫·托尔斯泰、歌德、普希金、惠特曼、司汤达、海明威、萧伯纳、夏洛蒂·勃朗特、雪莱、雨果、泰戈尔等。中国有杜甫（作品《杜工部集》）、曹雪芹（作品《红楼梦》）和鲁迅（作品《阿Q正传》）位列其中。

美国人麦克·哈特博士也做了一个“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位名人排行榜”。中国文化人儒教创始人孔子、道教创始者老子、儒家学派最伟大的继承者孟子入选。其他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名人是卡尔·马克思、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贝多芬、笛卡儿、米开朗琪罗、巴赫、培根、荷马等。

目前，世界畅销的《影响世界历史的100本名著排行榜》，也是由美国学者推出的。入选6部中文名著：孔子的《论语》、孙武的《孙子兵法》、鲁迅的《阿Q正传》、老聃的《道德经》、毛泽东的《毛主席语录》、曹雪芹的《红楼梦》。其他名著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卢梭《社会契约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歌德《浮士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马尔科斯《百年孤独》等。

这些作者和作品都是经过历史沉淀出来的，其思想光辉历久弥新。

值得一提的是，推出排行榜的几位外国研究学者认为，这些中国文化大师，积累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也传承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文化圈构成的关键内核，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特殊贡献，成为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标识。他们的名字在今天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谁是中国文化大师

究竟谁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大师，众说纷纭，但对这一话题的关注，折射出崛起中的大国国民对真正大师渴求的文化心理焦虑。

对于谁是文化大师，世界在关注，中国也在关注。针对国外的一些排行榜，有些专家考虑到西方对中国文化理解不深等因素，认为屈原、李白、王羲之、范仲淹等且不说，在20世纪也有很多大师的身影掠过，诸如梁启超、王国维、郭沫若等，他们在文化内涵和艺术创作上对这个时代构成了影响。回眸历史长河，拥有了这些文化大师我们不能自大自傲，但更不能妄自菲薄。

当然，国人更多关注的是“谁是中国当代文化大师”。

作为一个时代的标识存在的巴金，为我们贡献了《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他主编的《收获》杂志，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杰作的摇篮。巴金被人称为“文学大师”。季羡林因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贡献突出，被称为“国学大师”。著名学者余秋雨因有诸多影响深远的文化成果，也被不少人称为“大师”。

吴冠中作为一位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具有独特意义和价值的人物，在中西艺术融合的实践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国内外艺术界所公认。有媒体称吴冠中先生为“艺术大师”。再看中国电影界，谢晋、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的影片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力和知晓度。有人认为，他们是中国电影界的大师。

不过，这些文化名人被称为“大师”后，常引来一些异议。如，一些专家认为，这些文化名人在文化领域做出过特殊贡献，肯定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家，但是不是艺术大师，现在说起来还为时尚早。有的甚至提出批评，认为如果仅凭媒介上的脸熟度和一两本畅销书，就称之为文化大师的话，这是不负责的做法。

事实上，对于这些“被大师”的文化名人，他们自己对此也颇有自谦风范。巴金曾经真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写作者罢了。季羡林也说他真的“不是大师”，并在一篇《在病中》向世人立志“三辞”，一辞“国学大师”的大桂冠，二辞“学术泰斗”的大头衔，三辞“国宝”的大封号。冯小刚也坚持认为“中国电影界没有大师”。

“谁是这个时代的真正文化大师”之所以能引起争议，表面上是媒体浮躁、乱贴标签和大众缺乏判断力造成的，但根子里折射出崛起中的大国国民对真正大师渴求的文化心理焦虑：国家强大了，经济发展了，迫切需要文化的提升；生活富裕了，社会复杂了，需要文化大师来慰藉心灵。不同的出发点，一样迫切的心情，导致了文化大师评判标准的多元多样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