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佛教寺院的兴衰研究

　　唐长安城佛教寺院的兴衰研究

　　马莉

　　摘 要：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及其重要的阶段，而都城长安作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佛教中心，对全国乃至东亚地区佛教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唐长安城佛教寺院的研究课题，对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中国古代佛教考古等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唐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历史发展做以简单的梳理。

　　关键词：唐长安城；寺院；佛教文化；发展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57-03

　　一、佛寺的起源及作用

　　佛寺是僧侣供奉佛像、舍利，进行宗教活动和居住的处所，本源自古印度。佛寺也称精舍，著名的祗园精舍就是给孤独长者和袛陀太子为佛陀所设立的讲经说法的道场。①作为弘扬佛法和举办各种佛事活动的场所，寺庙对佛教的发展和传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佛教文化艺术的载体。佛教的传播与修造佛教寺庙、石窟、佛塔等建筑活动有紧密的联系。佛教寺院，是唐长安城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时期佛教兴盛的集中体现。

　　二、唐代佛教的发展及其影响

　　隋唐时期，在国家分裂近三百年之后重新建立了南北一统的封建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取得空前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国家。由于统治阶级重视文治政策，对儒、释、道三教都予以扶植，此时佛教进入鼎盛时期。 

　　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祐四年（907）二百八十九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国力的增强，帝王的支持，使得佛教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步入了昌盛时期。唐朝皇帝中，大多数极力支持和维护佛教，故此时期，佛寺塔刹遍于京师，僧尼溢于三辅。这一时期，寺庙建造规模恢宏，遍及全国各地；僧尼人数大为膨胀，身份贯穿社会各阶层；译经事业发达，成果丰硕，译经方式由会通外来佛经向疏解本土教义转变；佛教宗派业已形成，佛教的本土化进程渐趋实现，佛教正由一种外来文化演变为本土文化。唐代佛教的蓬勃发展，由内到外都显示出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文化特征。

　　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以深厚的学养，作精确的译传，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继成立。稍后，武后（684—704）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此时新译《华严》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贤首宗也跟着建立。其后，玄宗时（712—756）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于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开元三大士在大兴善寺译出了《大日经》《金刚顶经》等密乘经典，密法始入中国，史称唐密或真言宗。密宗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唐密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南宗传播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但是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到武宗（841—846）时就终于实现了。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役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其成绩是很可观的。这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前后译师二十六人，在这些译师里有好几个中国僧徒、居士。而且在译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也超过前人。其中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是很突出的。玄奘所译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义净译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因当时政变而散失的，不计入），不空译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其中有些是属于编撰性质的）。他们各有所长。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此外，各译师翻出的经典也多有特色，可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过来了。在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分量可说是空前的（唐代译师除上述见于经录的各家而外，还有些从现存零星译本和日本学僧“请来录”记载上见到的译人，如戒贤、菩提仙、达摩栖那、宝云、满月、智慧轮、达摩伽那、法成等）。

　　将历代翻译的佛典编成“一切经”，作为寺院的藏书来缮写，这在隋代，就已编定了《仁寿众经目录》（彦琮等依《法经目录》重编）。唐初，在这一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目录有好几种。先有贞观初年的德业、延兴二寺《写纪目录》（玄琬编，共收七百二十部，二千六百九十卷，比较《仁寿录》增加三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次有显庆三年（658）所编西明寺大藏经的《入藏录》（共收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再次有龙朔三年（663）所编《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静泰编，共收八百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

　　唐代佛教除了通过各宗派的教义宣传对于群众发生作用而外，还有直接和群众生活联系以传教的种种活动。如岁时节日在寺院里举行的俗讲，用通俗的言词或结合着故事等来作宣传，这些资料大都写成讲经文或变文（所讲的经有《华严》《法华》《维摩》《涅槃》等）。又有化俗法师游行村落，向民众说教。有时也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而使社僧为大众说法。至于有些寺院平素培植花木（如长安慈恩、兴唐等寺培植牡丹花），遇到节日开放以供群众游览，或更约集庙会，这都间接有传教之效。当时民间一般佛教徒的崇拜对象有弥勒、弥陀、观音、文殊等佛、菩萨。特别是因为《华严经》中说及文殊常住在清凉山，别号清凉的五台山遂被看作文殊的道场，而成为佛教信仰的一个中心地点，后来又经密教信徒的并力经营，寺院建筑愈加发达。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对文学、艺术等方面带来不少影响。首先在文学方面，由于俗讲流行，创作了变文等作品。其次艺术方面，促使佛教艺术更有所推进。如在唐代东都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北魏时代就经营造像，有了相当的规模。唐代从高宗到武后时约五十年间（650—704），又在那里大加营造。雕造奉先寺大佛（连胁侍菩萨、罗汉、神王、力士，共九尊，俗称九龛洞），并于西山遍筑佛窟，且续开东山各窟。其大佛造像相貌端严，表情温雅，衣褶简洁，菩萨像装饰华丽细致，允称杰作。唐代造像在龙门而外，还于山西太原天龙山、甘肃天水麦积山、敦煌莫高窟、山东历城千佛崖、四川广元千佛崖等处开凿石窟，雕塑佛像。其中敦煌诸窟彩塑各像，表情柔和，接近生人，尤有特色。至于随着变文的发达，创出多种多样的经变画图，常常在全幅中综合表现整部经文的重要内容。有时带连续性，展开画面以表白故事的次第经过。这在壁画中别具风格。现今犹存于敦煌石窟的，即有弥陀净土变、药师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维摩》、《法华》、《报恩》、《天请问》、《华严》、《密严》等经变。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在国外发生影响。当时新罗和日本的学僧很多来中国得到各宗大师的传承，归国开宗，中国高僧也有去日本传教的，如此相承不绝。新罗在唐初有义湘学法于智俨，太贤、道伦受学于玄奘之门，后来还有惠日从惠果传胎藏密法，法朗得法于禅师道信，其弟子信行又受北宗禅于志空（普寂门人），道义受南宗禅于智藏（道一门人）。他们分别在国内传贤首、慈恩、密宗、禅宗之学，禅宗还蔚成禅门九山，极一时之盛。日本学僧入唐求学之风尤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佛教的形成。

　　三、唐长安佛寺的兴建和废弃情况

　　初盛唐时期，即唐朝建立（618）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之间137年的时间段。在此时期，唐代从初建发展到了中国古代史上最鼎盛的时段，大多数的唐代佛寺以及最著名的佛寺都集中建于这一时期，共新建寺院52所，加上隋代保留下来的75所寺院，合计寺院总数为127所。分析这一时期内佛寺数量增多的原因，除了该时期内出现了贞观，开元之治这样的盛世，还主要是因为初盛唐各代皇帝带头建寺兴佛所致。除了肃宗外，此期内每代皇帝都建立了佛寺，特别是高祖、太宗和高宗时期建寺最多。一些最重要的佛寺，如太宗时的弘福寺，高宗时的慈恩寺、西明寺、青龙寺、资圣寺，中宗时的大安国寺、荐福寺等唐代名寺均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

　　晚唐时期，即会昌五年以后至唐灭亡的时期（845-907）。据《唐会要》卷49记载，会昌五年（845）3-4月，武宗下令检括佛寺，统计出全国佛寺4600所，兰若40000处，僧尼260500人。随后，即令50岁和无牒的僧尼还俗。至5月底，长安僧尼已经散尽，遂赦旨：“宜每街各留寺两所，每寺各留三十人。”7月，下令并省天下佛寺，长安城仅保留四座寺院：左街留慈恩寺、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庄严寺。至8月，全国共拆寺4600余所，毁除招题、兰若40000余所，还俗僧尼260500人，收奴婢150000人，均收充两税户，没收良田数千万顷。会昌法难对佛教势力的打击是巨大的，武宗去世后，宣宗即位，虽然采取了一些弥补措施，恢复了一些佛寺，但受到沉重打击的佛教寺院，却很难再复兴起来了。

　　四、隋唐长安城周边佛寺

　　公元581年6月，隋文帝代北周而立隋朝，仍居北周旧都。隋文帝开皇二年（582）下诏兴建新都城。新都大兴城择、于老城东南的龙首原上。开皇三年，正式由北周长安城迁入新都“大兴城”，揭开了随唐长安城历史上的第一幕。隋文帝笃信佛教，由于首都大兴城建成时只有大兴善寺、菩提寺、灵感寺、月爱寺、万善尼寺等几所寺院，于是隋文帝下敕“有能修建，便任取之”，使城中佛寺数量迅速增加，近于满额。根据隋代佛寺兴建和废弃的情况，可以总结隋大兴城佛寺分布的一些特点和规律。1、总量控制，佛寺的兴建实行的是给额制，即佛寺不能任意乱建，而是要得到官方的批准，备案，佛寺的名字也是由朝廷命名并颁予的。2、大兴城内佛寺疏密不均，呈现出整体满天星斗与局部簇群的分布特点。大兴城的佛寺主要分布于四个区域：最密集的是西市周围，即皇城的南面和西面的坊中，佛寺的数量约占城内寺院总数的70%以上。从全城来看，分布特点是：南部很少，东部稀疏，大多数佛寺集中在城的中部和西北部。

　　唐代的大多数佛寺是从隋代传承下来的，因而在分布特点和规律上与隋大兴城有许多相同之处。唐初时多数隋代佛寺被保留下来。虽然它们中有些很快被废或被改名，但唐代继承的隋代寺院遗产是非常丰富的：朱雀大街以东，保留有22所佛寺，其中僧寺17所，尼寺5所；朱雀大街以西，保留有53所佛寺，其中僧寺34所，尼寺19所。这一时期内，共新建寺院52所，加上隋代保留下来的75所寺院，合计总数为127所，超过了隋大兴城120所得寺额数，更超过宋敏求《长安志》记载的天宝以前长安91所佛寺的数量。当然，这还不包括一些无寺额的小佛堂。总之，这一时期，长安城的佛寺数量达到了隋唐都城佛寺数量的最高峰。长安城中的佛寺规模及分布情况与隋代基本相同。首先，佛寺也呈满天星斗状分布。其原因多与唐代盛行的舍宅为寺有关。舍宅为寺是唐代的一种时尚，也是唐代佛寺建立的一大基础。其次，长安城中的佛寺分布不平衡的现象也比较明显，即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长安城东西两城区的佛寺分布呈东疏西密状，这种分布状况于隋大兴城的分布规律是一致的，表明前者对后者未作多大改变。

　　五、结论

　　唐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盛况，这给佛教带来了有利的机遇；同时，也是佛教在唐代转型的时机。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在社会中不能被普遍的认识和理解。那么，佛教有识之士就采取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来解释佛教，使佛教在社会中得到普遍承认。到了唐代，佛教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逐渐巩固，综观唐代的佛教不再是格义佛教，而是对唐代的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随着长安城失去国都地位之后，佛教也随之进入了逐渐衰败的历程。

　　注释：

　　①见《大唐西域记》卷6，《高僧法显传》卷8及《贤愚经》卷10等。

　　参考文献：

　　［1］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2］介永强．唐长安佛寺考补苴［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03).

　　［3］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辑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马新广．唐五代佛寺考补［J］．西北大学学报，2008，(01).

　　［5］洪修平．略论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J］．江苏社会科学，2001，（04）.

　　出自: 《陕西社会科学论丛 》 201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