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红：浅论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之渊源

　　一、引 言
　　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佛教是沟通中日文化的重要途径，是汉文化输入日本的载体，僧侣们肩负着中日文化交流的重任。对于日本佛教的形成，中国佛教的影响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本人在阅读佛教相关著作过程中，总结了我认识到的中国佛教对日本佛教施以重要影响的三个方面内容，简要总结为：汉传佛教的东渐；隋、唐佛教的辐射力；汉字及汉文佛典起到的巨大作用。
　　二、汉代佛教东传促进日本佛教产生
　　1．佛教传入日本的路径
　　佛教传入日本有 “公传”和“私传”两种说法，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年）汉族移民司马达到达大和国，在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皈依礼拜。日本称此为“私传”，即民间传入。影响较大的是所谓佛教的“公传”，即通过朝廷传入。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年），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到日本朝廷，敬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及幡盖、经纶等。当时的朝鲜正处于三国鼎立时期，各国为了扩大版图，战争连年不断，当时的百济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因为日本大和朝廷在军事上的援助，才使得百济保住自己的疆土。百济为了报答大和朝廷，于公元552年，将一些佛像、佛典以及幡盖等佛教用物作为答谢礼品进献给日本钦明天皇。这就是日本学术界公认的佛教正式传入日本之始，即所谓的“公传”，从此佛教在日本上层社会流行。
　　2．日本佛教的形成阶段
　　佛教在传入日本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大致经历了初传时期（传入期～710）、奈良佛教（710～794）、平安佛教（794～1192）、镰仓佛教（1192～1603）四个时期，日本民族化的佛教逐步形成。
　　（1）初传时期。佛教在日本流传后40年，为日本飞鸟时代的开始，是日本佛教的初传时期。初传时期弘扬佛教的最大功臣是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从推古天皇元年（593年）开始摄政，下诏传播佛教，贵族大臣竞造佛寺，从此佛教广传日本。推古12年（604年），圣德太子以佛家和儒家的思想为指导，制定宪法17条，其第二条就是“笃敬三宝”［注1］，表明以佛教为国教，将佛教作为施政教育的指南，佛教思想成为根本精神。由于圣德太子的弘扬，佛教很快得到流传，至推古末年已有寺46所，僧816人，尼596人，奠定了佛教立足日本的基础。
　　（2）奈良佛教。奈良时期是中国宗派传日的初期，传入的派别有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密宗、华严宗。日本佛教史习惯称为“奈良六宗”。三论宗是最早传入日本的佛教宗派。其次是法相宗，俱舍宗是作为法相宗的附宗传入日本的。日本华严宗一般以新罗僧审祥为初宗，日僧良辨为第二祖。但华严章的传入，则是唐大福寺道睿于736年渡日带来。中国律宗是通过鉴真东渡在日本传播开来的。可以看出，奈良六宗的法系源于中国，教义也基本上承袭中国的固有教义，没有什么创新与发展。当时的信奉者主要是朝廷贵族，他们只是希望借助佛教延年益寿，消灭灾害，祈雨护国，并不求明教义，因而佛教多在建寺、造像、写经、诵经方面兴隆。
　　（3）平安佛教。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为了削弱奈良佛教的势力，积极扶植从唐传来的天台宗和真言宗，终使两宗成为日本平安时代的代表宗派。被称为“平安二宗”［注2］。平安时期的日本对唐朝佛教的输入与吸收，已不像前朝那样一味地照搬和模仿，而开始注意在继承、研修的基础上加以某方面的创新与改造。奈良时代的国家性、学问性的佛教，转变成了民间化的佛教。进入平安时代，神佛结合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为“本地垂迹说”［注3］，佛教从“神主佛从”转化为“佛居主导，神归于佛”。主要表现为以佛教的释迦现世、普渡众生的思想来解释日本的诸神。这一神佛相融的倾向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提出“神佛分离”之说后才结束。
　　（4）镰仓佛教。镰仓时代是日本佛教空前活跃时期。平安朝贵族没落，武士阶层崛起，旧教派逐渐失去势力，取而代之的是教理简明、修行方便的新教派。主要有中国传入的禅宗，基于中国净土教典传播的净土各宗及日莲教。佛教趋向大众化和民族化是这一时期佛教的显著特点。如果说平安佛教是佛教在日本民族化的起步的话，那么，镰仓时代则是日本民族佛教的最终形成。它大致分为两种，以净土宗、禅宗为代表的佛教派别是中国教派的延伸与再发展；另一种以净土真宗和日莲宗为代表的宗派则是完全日本化的佛教。因此，镰仓佛教是从中国式佛教向日本民族佛教过渡的转换期。
　　综上所述，纵观日本佛教，许多宗派都与中国佛教的宗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国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又形成了一些带有日本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因此，可以说日本佛教是中国佛教在日本的移植和发展。
　　三、遣隋使、遣唐使以及中国僧人的巨大推动作用
　　1．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摄政的圣德太子为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先后向中国派出了三次遣隋使。日本派遣隋使的主要目的是求佛法。公元618年，唐朝灭隋，建都长安。从630～895年的260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遣唐留学生一般分为两类，即留学生和学问僧，对唐日间文化交流和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最澄大师与空海大师
　　在众多留学僧中对日本佛教事业的发展起到最大贡献的是最澄和空海两位大师。两人同在延历23年（804年）随遣唐使入唐求法。抵唐之后，最澄直访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受天台法脉，道邃并授予大乘菩萨戒。他还向牛头宗翛然问禅。在等待归航的一个月期间，随顺晓学密法，并接受灌顶。总计留唐八个月，在延历二十四年归国。空海则辗转到了长安，后访寺择师，在翌年的三月，投青龙寺惠果门下，受到惠果的倾囊相授。同年十二月，惠果圆寂，空海便四处参学，次年十月回国，留唐二年多。最澄与空海携回大量的佛教经典，然因所修及专攻的不同，带给日本佛教界的回响自是不一。回国后，最澄开创天台宗，空海创立真言宗，即前文提到的“平安二宗”。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将由中国传去的佛教加以日本化，使之成为以皇室和国民为重点的国家佛教。
　　3．鉴真东渡
　　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唐朝也有中国人东渡日本，传播文化，促进了中日友好交流。其中，扬州名僧鉴真就是最具代表性，也是最著名的一位。他6次东渡，历尽千难万险一心弘法。同鉴真一起到达日本的还有其弟子法进、昙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24人，带到日本的物品计有：佛像8尊、佛具7类、佛经34种、字帖3件。日本朝廷对鉴真的到来给予了盛大的欢迎，举朝上下，无不对其尊敬有加，授予传灯大师之号。天平宝字3年（759年），日本朝廷按照唐朝寺院布局，完成了唐招提寺的修建，鉴真遂从东大寺移居其内，广传戒律，开创了日本律宗。天平宝字7年（763年）5月6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内圆寂，享年76岁。其弟子忍基制作了一尊鉴真的干漆坐像，思托撰写了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成为日本律宗的传教之宝，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一直保存到今天。
　　综上所述，中国的隋唐时期是日本佛教发展并完善的重要阶段。通过遣隋使、遣唐使对中国佛教的悉心学习，刻苦研修，以及两国僧人的共同交流，使得中国佛教在日本不断被传播开来。同时日本僧人在移植中国佛教的同时，并非全盘吸收，一成不变的一味被动的接受中国佛教的熏陶，而是不断吸收中国佛教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使日本的佛教不断向前发展、迈进，这是日本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佛教最终能够产生的先决条件。
　　四、汉字和汉文典籍的巨大贡献
　　1．日本文字的产生
　　《隋书》记日本“无文字，以刻木结绳记事”，说的是日本在借用汉字之前并无本国文字。公元3～5世纪，中国汉字逐渐传入日本。汉字传入后，日本朝廷的敕诏、国史、诗文等无不用汉字撰写。汉字作为日本官方文字一直沿用到近世。但由于汉文与日本语言脱节，使人感到有诸多不便，于是逐步用汉字的音来“写”日本语，出现了所谓的“万叶假名”。经过逐渐发展，在8世纪，吉备真备利用汉字的偏旁结合日本语的发音，创造了日本语楷书字母——“片假名”；空海仿照汉文的草字体创制了草书字母——“平假名”。“平假名”、“片假名”的产生，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自明，毫无疑问，日本文字是根据中国文字创制的。
　　文字产生后，贵族阶层开始使用本国文字书写、编撰书籍。其中绝大部分书籍是关于教义、教理的注疏，经纶典籍的翻译、注释。同时大量翻译了来自印度、中国的佛教经纶，如《法华经》、《法华文句》等。由此可见，文字的产生，对于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2．汉文典籍及佛教典籍传入日本
　　中国古代文化以文献典籍作为载体，以人员交流为桥梁东传。早在飞鸟、奈良时代，中国的典籍已开始传入日本。《古事记》卷中“应神天皇”条记载“天皇命令百济国说：‘如有贤人则贡上’”。按照命令贡上来的人叫迩吉师，随同这个人一起贡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这是中国文献典籍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按照这一条记载，中国文献典籍在公元3世纪就已经传入日本列岛。在另一部用汉字写成的史书《日本书纪》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儒学典籍东传的痕迹。到了公元7世纪中国的典籍在日本东传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这在推古朝的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宪法根据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兼取中国法、儒家及佛家的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而制定。宪法条文的遣词造句，亦直接来自中国。
　　文字和书籍使能够接受教育的阶层扩大，而不仅仅局限于贵族和僧侣，平民受教育的机会增多，这就使得佛教在阶级范围上得到了扩展，进而广泛地流传开来。由此可见，汉字和汉文佛教典籍在佛教向日本流传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样是不可磨灭的。
　　五、结 论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千余年来一直是北传大乘佛教的又一重镇，日本的文明发达较中国晚了近两千年，虽有传统的神道信仰，但无系统的教义，当时相对发达的汉文化一输入便被日本民族所接受，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主体，输入的汉文化中以佛教影响最大。在日本历代统治者的护持下顺利传播，深入民间，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较中国更为重要，至今尚为90%左右的国民所信仰。输入日本的佛教基本上是已经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佛教传入日本，其命运就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一样，渐渐地与日本本国的文化相结合、酝酿，发展成为本地佛教，影响了广大日本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