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峰:活佛的世界——金席大师贡唐仓(一)
王云峰:活佛的世界——金席大师贡唐仓(一)
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是一片凝重、神奇的土地。它高峻,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以其涵括着地球上几乎最高的一些山脉——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及孕育了中华大地和亚洲南部许多大江大河的博大胸怀,被世人豪迈地称为“世界屋脊”、“江河源头”。
构成这片高原对世人具有永久魅力和吸引力的,不仅仅是碧蓝的天空,强烈的阳光下广袤的草原、无垠的荒漠、晶莹的雪峰,滚动的牛羊,骠悍的牧民,悠远的历史,独特的文化,更主要的是在这块世上独一无二的雪域,盛开着独树一帜的佛教奇葩——藏传佛教。金碧辉煌的寺庙经堂、身披袈裟的活佛喇嘛,虔诚至信的善男信女……千百年来香火不断、经声不息,与汉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并称佛教三大语系的藏传佛教,扎根在中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及欧美无数僧俗大众的心间,成为他们世代相传、刻骨铭心的精神支柱。这一十分独特、神奇,使雪域高原沉浸在浓浓佛光里的神秘的宗教文化,使整个藏民族和他们繁衍生息的雪域高原,对外界产生了挡不住的、越来越强烈的诱惑……
本书所记叙的,便是曾担任过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佛位甘丹寺“赛赤”的贡唐仓一世的转世——第六世贡唐仓•丹贝旺旭大活佛的故事。
280年前,一位来自四川藏区名叫根敦彭措的喇嘛,出任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佛位“甘丹赤巴”,由此开始了著名的贡唐仓活佛转世体系
藏历第十一绕迥土鼠年(公元1648年,清顺治五年。藏历以60年为一个周期,它用十二生肖和五行配合计数,如铁鼠年、木牛年、水虎年)正月初八日,第一世贡唐仓•根敦彭措诞生在黄河首曲甲考达日则嘉山麓原董氏(藏族有四大氏,董为四大氏之一)十八支系之一的则卫香秀部落(原属四川省阿坝州,今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齐哈玛乡)。父亲名叫本秀,母亲名叫道吉堪召。公元1663年,15岁的根敦彭措跟随叔父格桑扎西,长途跋涉前往佛教圣地西藏,进入拉萨哲蚌寺郭莽扎仓学经(扎仓,藏语意为僧院,是藏传佛教僧众学习经典的学校)。哲蚌寺位于拉萨东南10公里处,由宗喀巴的弟子江央曲结扎什巴丹依梦中神的启示,请示宗喀巴后所建,据说神还在此地遗下了一具象征法音响彻环宇的海螺,因而得名“哲蚌寺”。哲蚌寺后来发展成为黄教最大的寺院,喇嘛最多时达7700名。
当时在哲蚌寺学经的喇嘛,以籍贯的异同分聚在一处,形成相对独立的“密村”,由若干个密村组成较大的“康村”,几个康村进而形成有堪布的“扎仓”。根敦彭措学经的敦莽扎仓,即是哲蚌寺的七大扎仓之一,隶属恰扎康村。在许多高僧大德及第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座前,聆受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多种深身奥玄妙的佛经教授。尤其是奉出生于今甘肃省夏河县甘加乡的第一世嘉木样俄项宗哲大师为上师喇嘛,竭诚学习。根敦彭措学完显宗佛学的释量、般若、中观、俱舍、律学五部大论,洞悉五般若精义(般若意为“智慧”),佛经造诣出类拔萃,被称誉为“哲蚌格西”。藏传佛教僧人要完成五部经论的学习,必须勤奋攻读15至20年时间,毕业后只有考取了格西学位者,才被认为完成了显宗方面的修习,具备了进修密宗以求深造的资格。根敦彭措在获得藏传佛教显宗最高的格西(意为善知识,即博士)第一等拉然巴(即拉萨传大召期间,在三大寺僧众会上,考取的最高僧侣学位,获此学位便可被派为活佛的经师或属寺的经师,去世后还可成为新的活佛转世系统)学位后,准备随叔父返回家乡。后来遵从一世嘉木样的劝告,留在西藏继续深造。随后升入拉萨三大寺共同的密宗专修机构之一的下密院,即举麦扎仓,另一平行的机构为上密院,即举堆扎仓),学习密宗金刚乘教理,终于成为显密兼长的大密宗师,名贯雪域。
根敦彭措在西藏学经求法的前半生,正是达赖喇嘛执掌西藏政教大权的鼎盛时期。这一局面的出现,应当首先归功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宗喀巴,法名罗桑扎巴,系今青海省西宁附近宗喀地方人,生于公元1357年(元顺帝至正17年),7岁出家为僧,17岁到西藏求法学经。相传他降生时剪脐带滴血的地方,长出一株旃檀树,枝叶茂盛,树上10万片叶子每片上自然显出一尊狮子吼佛像,藏族人民因此称他降生的地方为“根本木”,即“十万佛像”之意。这棵神奇的旃檀树,早已成为佛教圣迹之一,如今保存在青海省西宁附近的塔尔寺金瓦寺的金塔之中,从它的根部生出的另一枝,则被金瓦寺台阶前的石栏护卫着,每日瞻礼参拜这棵圣树者络绎不绝。
当宗喀巴大师1373年到达西藏求法之时,正值西藏教派林立之日。约在公元7世纪中赞普(即国王)松赞干布时代佛教传入吐蕃(唐时对西藏的称呼,‘蕃’应读bo)。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宁玛(藏语意古、旧,因该派僧人穿红色袈裟、戴红色僧帽,俗称“红教”)、噶举(藏语意为“佛语传承”,因该派僧人穿白色僧裙和上衣,俗称“白教”)、萨迦(藏语意为“白土”,因该派在寺庙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意和金刚手的红、白、黑三色花纹,俗称“花教”)等众多的教派。每一教派之内,又分若士支派,其中势力最大、信徒最多者为噶举、萨迦两派。《西藏民族政教史》记载:“因此两派互争外势,故真学实行之士,日渐减少,至元末明初,显密教法衰微甚矣,除少数大德外,几不知戒律为何事,寺院僧侣尽同俗装”。戒律松驰,高级僧侣追逐利禄,淫乐无度,一般喇嘛随心所欲,横行不法。藏传佛教到了14世纪呈现一派颓废萎糜之相。
被尊为“佛陀第二”(佛陀即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宗喀巴法王,到西藏后广闻博学,先后跟从萨迦、噶举等派僧人学习,到14世纪80年代末已遍学藏传佛教各派显密经论,34岁时(公元1390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已对佛经密乘教典、灌顶诸法有了高深的造诣。他深感当时的萨迦、噶举等派僧人不守戒律、胡作乱为,违背了佛教本旨,乃发愿创造新派。他不愧为“站在所有大师肩上”的僧人,博采众长,著书立说,授徒传教,创立了敬重戒律,提倡“苦行”,显宗密宗双修,偏重显宗,同时在密宗教义修炼方面吸取了佛教所有教派精化的格鲁派。格鲁,藏语意为“善律”或“善规”,僧人均戴黄色僧帽,俗称“黄教”。宗喀巴重振佛教、改革佛教的举动,赋予了藏传佛教长久的生命力,经由他的解释、深化,佛教教义更加贴近“人间”、贴近现实,更容易被僧俗大众所接受,因而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信徒,而且受到当时统治西藏的噶举派第司政权(由帕木竹巴支派掌权,也叫帕竹政权)第五代法王扎巴坚参的赞赏和推崇。公元1409年(明成祖永乐七年),宗喀巴率领众弟子创建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第一座寺院——甘丹寺。
甘丹寺,藏语意为“具足喜乐”,位于拉萨以东30公里的山上,宫殿依山而建,高低错落,形势与布达拉宫相仿,宗喀巴大师生前讲经于此,修炼于此,最后于公元1409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圆寂于寺中的一间小室,享年62岁。相传大师圆寂后,弟子们将其身体置向南方,法体却表示愿朝东方,以示他转世后仍在中国传法,佛座下于是生出一硬似手指之物,指向东方。大师的肉身保存在寺中一座高两丈的金质灵塔之中,为使人们能够瞻仰,宝塔原有个可以开启的小木门,后来达赖喇嘛下令关闭小门,以完好地保存法体,据从前有些看到法体的贵族说,大师的头发已长过膝盖,指甲盘到肩上,黄帽袈裟仍如新的一般。宗喀巴的遗迹、遗物,及他与弟子克珠杰亲手制作的佛像、塔幢等宗教用品,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前来顶礼膜拜,成为甘丹寺最具魅力的地方。这座由宗喀巴大师亲手创建的黄教第一所道场,与后来兴建的色拉寺、哲蚌寺并称为拉萨三大寺。
宗喀巴最著名的弟子有八人,第一个是甲曹杰,第二个是克珠杰,第八个是根敦朱巴,这后两大弟子便是后来所形成的班禅、达赖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第一世。达赖喇嘛的称号最早开始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公元1578年(明朝万历六年),被明朝封为顺义王的俺答汗率众由内蒙古土默特部进入青海后,迎请索南嘉措到青海传教,两人在青海湖东的仰华寺见面后,互赠尊号,“圣识一切”是汉语“遍知一切”之意,“瓦齐尔达喇”是梵文,原意为“金刚菩萨”,有坚强之意。“达赖”是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意为“上师”。整个名号的意思是’“无所不知的坚强的象大海一样伟大的大师”。清朝时又册封第五世达赖罗桑嘉措“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遍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的尊号。
班禅的名号始于克珠杰的第四世传承者罗桑曲结。公元1641年,五世达赖与罗桑曲结商议,密召由新疆进入青海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大军进藏,推翻了统治西藏约24年的噶举派噶玛政权(噶玛为噶举的另一支派),格鲁派正式取得西藏政教大权。1645年(清顺治二年),固始汗给罗桑曲结赠送了“班禅博克多”的尊号,“班”是“班智达”的简称,梵语“智慧、学者”的意思;“禅”是藏语“禅宝”的简称,“大”之意;“博克多”是蒙语对英武、睿智之人的尊称。公元1713年(清康熙52年),清朝又加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额尔德尼”的尊号(满语意为“珍宝”),这样整个的名号全意为“智勇双全的高贵的大学者”。从此达赖、班禅获得了藏、蒙佛教各派总首领的地位,达赖喇嘛被尊为观音菩萨的化身,班禅被尊为无量光佛转世。宗喀巴的这两大传世弟子一个住前藏,一个住后藏札什伦布寺,掌握着西藏的政教大权。藏语民间谚语说:“天上的太阳、月亮,人间的达赖、班禅。”
经过宗喀巴以来300多年的发展,到17世纪时,格鲁派在藏蒙地区取得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据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达赖喇嘛报理藩院的数字,当时全藏格鲁派寺庙共3477所,喇嘛31,6230人。
根敦彭措正是在格鲁派的这一辉煌时期赴西藏求法、并得以声名显赫的。1699年,他出任拉萨下密院翁则(密宗苦修僧院引导颂经的喇嘛,要求很高,只能从获得第一、二名拉然巴学位的僧人中考选升任),之后主持传授续部经教,达到很高的学术成就,门徒众多。这期间,主持修建密宗经堂,向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呈献3500两白银作为代金,获准将郎日溪卡(即庄院)划作下密院胜乐(密宗的三大神之一,另外两个为密集神、大威德)修供仪规的基金,并主持校勘审定、新镌拉萨版《四方合注》(密宗的一种必修课本)。1706年,担任下密院堪布(主持)。获得这一职务十分不易,只有考选了翁则喇嘛的高僧才能升任。第二年,就任降仔法王(即降仔曲吉),在班禅大师座前聆受了密集等教敕。1710年,根敦彭措任完六世达赖(益西嘉措白噶增巴)的经师,住锡布达拉宫。
五世达赖时,给全藏所有的格鲁派寺庙规定了常年居住的僧人数目,如规定甘丹寺为3300名,色拉寺5500名,哲蚌寺7700名,札什伦布寺为3800名。尤其拉萨三大寺在过去左右着西藏的政教事务,五世达赖以后,历世达赖兼任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寺主,另派堪布一人代表他去管理寺政,两寺的洛本(即教师)和札仓堪布,都是由达赖委任的,色拉寺和哲蚌寺每月派人向达赖献哈达一次,报告寺内情况,并请安问候。特别是哲蚌寺,达赖对其有特别的感情,达赖未执政前的历辈就居住在哲蚌寺的甘丹颇章宫,五世达赖在固始汗拥立下最初建立的政权就叫“甘丹颇章”政权。
甘丹寺则不同。它有自己的寺主——甘丹赤巴。“赤巴”,也叫“赛赤”,“赛”即“金子”,“赤”为“台”或“床”,宗喀巴生前讲经的法座,在他圆寂后被弟子、信民用黄金包裹,因此“赛赤”意为“金座”、“金席”、“法座”,“上座”,即宗喀巴所遗座位传位于最上高僧。作为黄教的第一根本寺院,该寺的法台不同于其它寺院的住持,他实际是黄教教主的位置。甘丹寺建成后,宗喀巴亲任第一任赤巴,他一生对于佛教的改革和创造,就是从这里发扬出去的。其后,大师的第一大弟子甲曹杰继任第二任甘丹赤巴,第三任甘丹赤巴则是被追认为一世班禅的宗喀巴第二大弟子克珠杰。该寺法台因而被认为是宗喀巴的化身,享有崇高、特殊的地位,达赖本人见到他时也要站起来敬礼、并赐给座位。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可出任摄政。在西藏人民的看法中,甘丹赤巴仅次于达赖、班禅,而在其他一切喇嘛之上,在每年举行的“祈愿大法会”——拉萨默朗木大法会(宗喀巴始创于1409年,明永乐七年)上,甘丹赤巴居于首位,权力高于一切,可指挥所有与会僧俗群众。
作为藏传佛教的最高进阶,甘丹赤巴原来是终身职位,后来甘丹寺设立了夏仔札仓(意为东学院)和降仔札仓(意为北学院)后,甘丹赤巴就从这两个学院中的夏仔曲吉和降仔曲吉(曲吉为一种学级尊号,即法王)中产生,两人替补升任,任期七年。大法会时,甘丹赤巴的这两名候补者分别坐于甘丹赤巴的左右。甘丹赤巴任满新换时,如果前一任是由夏仔曲吉升任的,那末这一任就由降仔曲吉补升,如此轮流。按惯例,夏仔曲吉升任甘丹赤巴后,其遗缺由拉萨上密院堪布继任。降仔曲吉升任甘丹赤巴后,遗缺由下密院堪布继任。甘丹赤巴圆寂后的转世多为它寺请去供养,称为“示庆”(大赤巴)。一名学经僧人要想登上甘丹赤巴的崇高地位,十分不易,一帆风顺也要在50岁以后。
先是在上、下密院学习的学员在学业、品德等方面有所成就者,才有可能被推荐担任“格贵”(掌堂师,俗称“铁棒喇嘛”,负责执行规章戒律,维持经堂秩序)的职务,算是登上了继续升级的轨道和阶梯。在有缺可补时,可升任翁则喇嘛,该职任满后再按年资候升堪布。上、下密院堪布任期为三年,任满退职后名为堪苏(退职或卸任堪布)。之后再按年资升任夏仔曲吉或降仔曲吉,直到甘丹赤巴。达到这一地位,才成为活佛,可以转世。这一艰难的过程和严格的苦修、苦行,曾使不少取得了高级格西学位的喇嘛,望之兴叹乃至半途而废!
公元1715年,67岁的根敦彭措当之无愧地登上宗喀巴传下来的法位,但任甘丹寺第50任赛赤,成为西藏政教界的风云人物。
五世达赖之后的西藏,这时正处于大变故、大动荡之际。先是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66岁的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在达赖之下总理政事的第巴(西藏老百姓称之为藏王)桑结嘉措企图专断西藏政教大权,秘不发丧。在康熙皇帝的严厉追究下,直到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才迎立仓央喜措为六世达赖,在布达拉宫坐床。1705年,第巴桑结喜嘉措因与继承了固始汗汗位的拉藏汗发生冲突,双方爆发了战争,结果藏军被蒙古军队击溃,桑结嘉措被拉藏汗的妃子处死。拉藏汗胜利后便奏请康熙皇帝,认为桑结嘉措所立的仓央嘉措不是真达赖灵童,请予废立。仓央嘉措在被“解送”北京途中,行至青海湖畔逝世,时年23岁(另有一说认为到青海湖后突然下落不明,传说周游印度、尼泊尔及甘肃、青海、蒙古弘扬佛法)。拉藏汗乃另立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前后达11年,但西藏人民认为益西嘉措是假达赖,始终不予承认。这期间,被拉藏汗奉为上师的根敦彭措曾代理一年藏王。
就这样,根敦彭措一身兼任三职:甘丹赤巴,六世达赖经师,代理藏王。他出行的时候,便可以用三种不同的华盖(伞):伞面和悬垂的三层帘幕全为金黄色的是甘丹赤巴的华盖,这是最为尊贵的。藏王用五颜六色的花伞,达赖经师则可打一半黄色,一半红色的华盖。一人可用三种象征不同身份的华盖,十分难得,可见根敦彭措当年在西藏政教界的地位。
公元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桑结嘉措的部下勾结与青海厄鲁特蒙古有世仇的新疆准噶尔蒙古,派遣精兵从藏北腾格里海(即藏北南木错湖)突袭西藏。在此危机关头,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和甘丹赤巴根敦彭措上师率领三大寺喇嘛前往调解,没有成功,准噶尔军进占拉萨,拉藏汗兵败被杀,所立的六世达赖也被囚于与布达拉宫相连的药王山上,(1720年他被解送到承德后称热河达赖喇嘛)。这次事变结束了固始汗子孙对西藏75年的控制。在此纷乱时期,根敦彭措竭力弘扬教法,1718年,他在拉萨主持考察格西优劣,择其优者分别委任为后藏白居寺等100多座寺院的堪布。1719年,准噶尔人征调僧差,上师为500僧人授戒,因名前都加根敦,被称为“五百根敦”。
准噶尔蒙古人占领西藏后,不但不服从清朝的统治,而且威胁到四川、云南、青海等省的安全。为此,康熙皇帝于1718年派数千名清军进藏,不幸在黑河被准噶尔蒙古所困,全军覆灭。第二年,康熙帝第二次组织军队进藏,这一次规模宏大,近两万名大军由青海、四川分两路进发,长驱直入,连连打败准噶尔蒙古军,终于把准噶尔蒙古军驱逐出西藏,其残部由藏北草原逃回新疆伊犁。与此同时,康熙帝册封当时被青海蒙藏僧众从四川西康理塘寺迎请到塔尔寺供养的12岁活佛噶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喇嘛,由青海中路进藏的清军保护,送往布达拉宫坐床。
1720年7月,七世达赖前往西藏途经林周县时,根敦彭措上师率三大寺要员前往迎接。9月15日,七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十一月初五,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做轨范师,根敦彭措任报辰师,为七世达赖授了沙弥戒。1721年,一世嘉木样在拉卜楞寺圆寂,根敦彭措上师敬献了盛大供施。
根敦彭措上师的甘丹赤巴任期本来到1722年,因继任者赤钦`华丹智华(赤钦是对担任过赛赤佛位、有崇高声望者的尊称,即大赛赤、大师之意,不是所有赛赤能获此称)前往青海调解罗布藏丹津事件(此时青海蒙古罗布藏丹津占据西宁等地,不服从清朝统治,清政府进行武装讨伐),赛赤任期延长到1723年。
在赛赤任期内,根敦彭措成绩显著:健全了甘丹寺的讲听规程和各项制度,敦请青海蒙古罗布藏丹津充任施主,用安多地方的年税为宗喀巴大师的银质灵塔饰金,被称誉为“甘丹大金塔”。主持对拉萨蔡贡唐地方的各寺进行大规模修复,并为南处宏坛寺制定了格鲁派寺院共同奉行的清规,使其成为他寺的榜样,被称为“贡唐三寺”。上师晚年,大部分时间住锡贡唐寺,弘传显密教法,由此,藏传佛教界便把根敦彭措上师的历世化身称作“赤钦•贡唐仓”。“仓”是“家”的意思,藏语对有学问的喇嘛的尊称。正是由于这个历史渊源,历世贡唐仓大师在西藏享有崇高的地位,现世贡唐仓大师到北京开会时,经常碰到这样有趣的情景:因他是四川阿坝人,四川的代表说大师是四川的活佛,西藏的代表则说大师是西藏的活佛,甘肃的代表更说大师是甘肃的活佛。
关于贡唐仓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除了根敦彭措上师担任了崇高的第50任甘丹赤巴佛位这一根本缘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拉藏汗擒杀藏王桑结嘉措后,把从拉萨到甘丹寺之间一块很大的叫蔡贡唐的地方赐给了根敦彭措,作为他的教民。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蔡贡唐拥有三座分属格鲁派和噶举派的寺院。“十年文革”后幸存下来的一座贡唐寺,也在岁月的风尘中破败。1986年,第六世贡唐大师丹贝旺旭考察西藏时,布施资金修复这座信奉噶举派的贡唐寺,目前已修起了一座经堂,里面有一座精美的5米高的泥塑佛像。有人曾问第六世贡唐大师丹贝旺旭:“您是格鲁派的大活佛,为什么修复噶举派的贡唐寺呢?”大师回答:“格鲁派、噶举派均属于藏传佛教,不能有门户之见。各教派之间相容共处,不宣扬自己,不贬低别人,百花齐放,活跃争鸣,这正是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也正是藏传佛教经历千百年而经久不衰的原因。”
1724年冬,77岁的根敦彭措上师走完了他弘扬佛法的辉煌旅程,安然圆寂。上师的首要弟子赤钦•阿旺乔丹(即著名的热振活佛的第一世,做过第七世达赖的经师,也出任甘丹赤巴)等在贡唐寺前的玉原坪将上师法体火化。“圆寂”,是佛教对于僧尼逝世的一种美称,是“涅 磐”的异名,“般涅磐”的略称,意为“圆满”、“寂灭”。佛教认为,涅磐寂静,是智慧福德圆满成就,永恒寂静,超脱生死的最安乐境界。《释氏要览》中说:“释氏死,谓涅磐、圆寂、归真、归寂、灭度、迁化、须世,旨一义也。”
根敦彭措一生,潜心学法,名贯三藏,知识广博,法行高洁,培养了一批有名的弟子,除阿旺乔丹外,还有白噶增巴(即六世达赖益西嘉措)、下密院堪布根敦隆珠、郭莽阿奢黎 罗桑丹曲、第巴洛顿珠(即拉卜楞寺第四位赛赤德哇仓的一世)等。尤其是他的后半生,正处于西藏历史上战乱频仍,上层斗争激烈的大变动时期,大师虚怀若谷,处变不惊,对所有一切不分亲疏,不偏不倚,稳若须弥,成为僧俗的精神柱石政教两方面业绩卓著,被朝野尊之如宝冠,为后世堪布和喇嘛的楷模。
拉卜楞寺从西藏隆重迎请第二世贡唐仓•丹贝坚赞返里。此后,历世贡唐仓师成为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之首
藏传佛教格鲁派有六大宗主寺院,其中四座在西藏:拉萨的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后藏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另外两座在安多藏区:青海省湟中县宗喀巴诞生地的塔尔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寺。
创建拉卜楞寺的是第一世嘉木样华秀•俄项宗哲。
俄项宗哲属藏族董氏十八支系之一的华秀族。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华秀三部之一的格班族原居住在黄河上游,华秀万红与阿柔万德的女儿成亲时,华秀万红在帐篷里陈列了盔甲武器,以示隆重。阿柔万德却认为不礼貌,当场斗殴,阿柔万德的儿子不幸被打死,阿柔万德便集兵把华秀万红赶走。华秀万红率部迁居到今甘肃省夏河县甘加乡。有趣的是,一世嘉木样与一世贡唐仓不仅出生于同一年:藏历第十一饶迥土鼠年(公元1648年,清顺治五年),而且在同一天:农历正月初八日。不同的只是一个在甘加哇代部落,一个在玛曲县则卫香秀部落。这也许就是两位大师日后在拉萨求法期间结为师徒,并成为拉卜楞寺两位至尊的缘份吧!
一世嘉木样俄项宗哲7岁学经,13岁出家为僧。21岁赴西藏哲蚌寺郭莽扎仓学法。他虽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聪慧有志,入藏求法前曾立誓:“我去拉萨,一定要学业有所成就,若中途而废,请地方神消灭我。”到拉萨后,赴各寺朝礼祷告,相传他朝拜文殊菩萨金像请求保佑学业进步时,文殊菩萨含笑接受了他献的哈达,俄项宗哲因此有“嘉木样协巴多吉”之称,“嘉木样”藏语意为“文殊菩萨”,“协巴”为“笑”意。嘉木样尊号由此而来。
正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对佛的一片赤诚,一世嘉木样博览经卷,慎思明辩,很快享誉拉萨,33岁时就开始收徒传经。53岁时,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以哲蚌寺郭莽学院众僧之意,请他出任郭莽扎仓堪布。他连任八年,作风清高,秉性慈善,学问渊博,精通显密二宗,深得僧众的敬仰。他与藏王桑结嘉措往来密切,拉藏汗与桑结嘉措发生冲突时,六世达赖派三大寺堪布出面调解,他是三大寺代表之一。许多著名的高僧 和活佛是他的弟子:一世贡唐仓•根敦彭措、拉藏汗所立达赖益西嘉措、藏王颇罗鼐、大呼图克图土观二世却吉尼玛等。他与他的大弟子根敦彭措,同为五、六世达赖期间西藏政教界的著名人物。
1709年,正是宗喀巴建立甘丹寺300周年的吉祥之年,嘉木样大师接受青海和硕特蒙古前首期黄河南亲王察罕丹津的多次邀请,从西藏返回家乡兴建拉卜楞寺。亲王向大师敬献了金曼陀罗(梵语意为“坛”、“坛场”)、牛、马、羊、绸缎以及大量珍宝用具,并献出自己的属民500户做为寺院的“拉德”(意为“神民”,即香火户)。额尔德尼台吉(蒙古族贵州封爵的名称)也献出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和属民作“曲德”(即“教民”)。在河南蒙古亲王的大力支持下,嘉木样大师选定大夏河畔的扎西旗滩(今夏河县城)为寺址,于1711年首先建成八十根柱子的大经堂,1714年建成嘉木样大囊(府邸),1716年修建续部下学院(系密宗学院)。大经堂建成的那一年,达赖益西嘉措册赐嘉木样“郭莽额尔德尼诺门汗”的封号及伞盖,大大提高了嘉木样及拉卜楞寺的宗教地位。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康熙皇帝又颁赐72岁的嘉木样“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汗”金敕金印,并准许穿黄马甲,进一步在政治上给嘉木样及拉卜楞寺以极大的支持和合法权力。
生于1728年的第二世嘉木样晋美旺布,以清明能干、博学多才闻名藏传佛教界。他于1754年26岁时赴西藏学经,取得“格西”学位,31岁被西藏地方政府授予“具善明教班智达诺门罕”的敕印,并赠送堪布服饰、伞盖、乐器等全套用具。1759年返回拉卜楞寺后,积极在青海等地扩展拉卜楞寺的影响,他在担任本寺总法台的同时,又先后兼任青海塔尔寺、佑宁寺等寺的法台。1768年,他接受青海乌都斯王的敦请,赴东蒙49旗讲经传法。之后取道前往北京,会晤了清朝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1772年返回拉卜楞寺后,被乾隆皇帝封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呼图克图”的称号。在这前后,他不仅在本寺内修建了时轮学院和医药学院,将原80根柱子的大经堂扩建到140根柱子,可容纳3000僧人同时诵经,被乾隆皇帝赐匾“慧觉寺”,而且利用博得的声望和取得的大量奉献,在甘、青两地兴修、扩建、修复寺院40余座,作为本寺的属寺,并通过这些属寺,控制了所在部落的政教权。所谓拉卜楞寺下属“一百零八寺”,即由此开始,一百零八是取自佛经一百零八卷的吉语,实际上拉卜楞寺在以后的发展中,属寺远不止一百零八座。
这样,到二世嘉木样时,拉卜楞寺的势力已从大夏河流域扩展到整个甘、青、川边界地区的安多藏区(包括这一地区的蒙古族地方),成为显密经殿齐全,拥有众多属民和属寺的格鲁派著名寺院。此后,经历代嘉木样、各大赛赤、学者们的苦心护持,以及藏蒙等各民族能工巧匠的智慧创造,拉卜楞寺发展成为占地1000多亩,拥有6大学院、48座佛殿,各大活佛、堪布囊欠31院,以及嘉木样别墅、印经院、讲经院、经轮房、普通僧舍、各种佛塔在内的庞大的藏、汉式建筑群,成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仅大小活佛,解放初期就有近百名,其中具有赛赤佛位的有六位:贡唐仓、萨木察仓、火尔藏仓、德瓦仓、喇嘛尕若仓、阿莽仓。通常所说的四大赛赤,即指前四名,而真正担任过甘丹赤巴的是前三名,贡唐仓为他们之首。
早在1709年一世喜木样离开西藏回原籍建寺前,他与他的弟子根敦彭措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共同发愿,嘉木样嘱托:“我要在安多地区建立一寺,以后管护与否全在你们。”在一世嘉木样创建拉卜楞寺的过程中,根敦彭措正在西藏担任弘扬教法的重任,无暇返回故里。协助嘉木样护持拉卜楞寺的责任,自然落在后世贡唐仓大师的肩上。值得称道的是,历代贡唐仓大师信守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这一重托,始终一贯竭诚协助历世嘉木样大师,为拉卜楞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藏历第十二饶迥火羊年(公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第二世贡唐仓大师阿旺•丹贝坚赞诞生在拉萨达孜县,3岁被奉迎到贡唐寺,5岁剃发出家,学习经文,并在郭莽阿奢梨(密宗导师)罗桑丹曲座前聆受教法。1735年,当七世达赖噶桑喜嘉措从暂居的西康泰宁返回西藏途中,9岁的丹贝坚赞前往迎接,受到达赖喇嘛和代表雍正皇帝看视达赖的大国师章喜呼图克图的赞誉。
按照藏传佛教的惯例,上世活佛圆寂后,经过念经祈祷,第二年即可降生。但丹贝坚赞出生已是根敦彭措圆寂3年后,之所以如此,其中有一段故事:相传根敦彭措大师在世时,有一户人家对他特别信仰,一直虔诚地供养上师,人们就说这家人如果生有男孩,必定成为根敦彭措上师的转世。根敦彭措圆寂的那一年,这家的主人果然怀了孕,人们欢天喜地地期待灵童降生。不料有一户供奉着毒神的人家,他们给毒神供奉的酒一样的东西,发酵膨胀后液体溢出了罐外,藏俗认为这一现象不吉利,毒神会毒死他全家人。但如果把有毒的东西给别人吃了,他家便可安然无羔。这被认为有毒的东西不知怎么被那家怀孕的女主人吃了,因为胎中中毒,男孩生下不久便夭折。后来这位母亲第二次怀孕才生下丹贝坚赞,这时虽离根敦彭措上师圆寂已经3年,但虔信的人们仍认定这位灵童为根敦彭措上师的转世。
1736年,丹贝坚赞10岁。在拉卜楞寺德瓦仓和赛仓活佛的敦促下,黄河南亲王福晋(妃子)南嘉卓玛派达尔罕台吉等进藏迎请丹贝坚赞返里。藏王颇罗鼐禀明五世班禅后允准,七世达赖赐给一尊无量寿佛像、堪布器物等丰厚的礼品。
11岁20岁之间,丹贝坚赞在拉卜楞寺潜心学习显密二乘教理和文化课程,在遍学显宗学业的同时,拜数位金刚阿奢梨为师,聆受多种本尊灌顶和随许,几种生圆次第的解说和传授,精通了密乘之学,还拜师学习诗律、历算、医学。丹贝嘉参以其谦恭谨慎、苦学不倦的精神,声名日隆。
1746年,19岁的丹贝坚赞前往四川阿坝年孜寺,由根敦彭措的心传弟子、堪布阿旺曲沛兼任亲教师和规范师,为他授近圆戒(即比丘戒,7——10岁授沙弥戒)。在传授胜乐灌顶(灌顶即赐予所修本尊神的权力)时,阿旺曲沛将他的老师根敦彭措赐予的拉然巴的骨饰(修行密宗时所穿的法衣,最早用人骨做成,后来讲究的用象牙做成,为修持法器)悉数给丹贝坚赞戴上,高兴地说:“现在总算物归原主了!”1748年8月,任举曼扎仓法台,依照西藏下密院的规范建立文殊金刚大轮、时轮等仪规,并新建了贡唐白楼。
1752年,丹贝坚赞出任拉卜楞寺主管全寺宗教事务的第五任总法台,这一年他25岁。当年,他还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荣誉:七世达赖噶桑嘉措颁赐他的文书,“西热盖特诺门罕”(法台、法王的意思)的封诰及堪布衣饰用器。任总法台期间,他建树很多,教法事业蒸蒸日上,四方信众纷至沓来。1754年,二世嘉木样晋美旺布第二次赴藏求法,他应僧众的请求,再次出任拉卜楞寺第八任总法台,主持教学,升座讲经。辞去总法台后,住锡在拉卜楞寺北山后新建的益噶曲增静修院,勤奋苦修瑜珈,并向前来求法者传授灌顶、教敕和随许。
二世贡唐仓丹贝坚赞从拉萨来到夏河,不仅开始了历代贡唐仓以其甘丹赤巴的最高佛位竭诚护持拉卜楞寺的新历史,成为拉卜楞寺地位几乎与寺主嘉木样相当的赛赤大活佛,而且由于在藏、川、甘、青等地均享有崇高威望和地位,被清政府选为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
呼图克图,是蒙古语“有寿者”、“化身”之意,是清政府在达赖、班禅之下选封的大活佛。中国藏传佛教不仅是藏、蒙等民族的精神支柱,而且受到明清两代政府的崇信,尤其对其高僧活佛,更是优礼相待。仅明宣德十年,藏传佛教在京城各寺的法王、国师、喇嘛就达690名,一些法王享受的待遇与王者不相上下。清代时,对高僧活佛更加推崇,顺治入关做了皇帝后,就特地派人到西藏问候达赖、班禅。公元1652年,顺治帝又派大臣前往西藏,请五世达赖来北京,并特地为他修建了黄寺。五世达赖到京后,顺治皇帝在太和殿为达赖洗尘,赏赐黄金550两,白银1。1万两,大缎1000匹及许多珠宝、玉器、骏马。
到康熙年间,五世达赖的弟子二世章嘉活佛阿旺却丹因成功调解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的纠纷,被康熙皇帝请到京师弘扬佛法,并请他担任四阿哥(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老师。康熙四十四年,二世章嘉活佛被封为大国师,常驻于北京的蒿祝寺和内蒙多伦诺尔的汇宗寺。富有传奇色彩的第三世章嘉活佛,雍正皇帝时被请到北京,自幼与乾隆皇帝同窗,不仅与乾隆帝情深意笃,而且常常被乾隆受命于危难之时,奔波在大漠南北、葱岭内外、雪域高原,参与解决了当时的许多民族、宗教问题,为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做出了重要贡献。京城内外的百姓对他的崇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每当看到章喜活佛所乘的黄车过来,人们争相把手绢铺在地上,让车轮从上面滚过,以此作为福运。章嘉呼图克图与主持外蒙宗教事务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当时清朝最大的两位呼图克图。
二世贡唐仓有幸成为清政府所封的呼图克图,是在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当时达扎济仲活佛圆寂,乾隆皇帝传谕代表清政府在西藏认定八世达赖的三世章嘉国师:“选一位好喇嘛以代替达扎济仲。”章嘉国师回奏:“甘丹赤巴根敦彭措的转世学识广博、性情温良,堪当此喇嘛之任。”丹贝坚赞大师奉旨于这年四月启程,途经青海塔尔寺、佑宁寺,内蒙阿拉善、鄂尔多斯等地,前6月18日抵京,19日觐见皇帝。乾隆帝让御前一皇子跪行至大师面前参拜。闰6月13日,为皇帝做祈祷法事,皇上赐给狐裘、羯磨念珠、大缎、以及黄缎坐褥、靠垫等。秋天,前往京西接驾时,乾隆帝传谕;“贡唐呼图克图不必跪拜。”以后又特制“贡唐呼图克图免礼牌”立于宫禁。
北京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是清代皇室成员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是在乾隆皇帝和章嘉国师的直接倡议下,由皇库直接拨款兴建的。1759年,丹贝坚赞任金刚阿奢梨(导师),为雍和宫新建的三世佛像开光,在京期间,每次觐见,都深受皇上的尊崇和殊恩,使一些娴熟朝章礼仪的大臣惊讶不已。从此,赤钦•贡唐仓进入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列,雍和宫至今还保存着大师的寝舍。
这年冬天,丹贝坚赞不幸身梁时疫。乾隆皇帝派太医前来视诊,章嘉国师回京后也遵旨亲自做禳灾法事,均无效验,于藏历十二月初三日圆寂,时年平33岁。铁龙年(1760年),贡唐仓大管家根敦智华将大师的灵骨舍利从京城奉迎到拉卜楞寺。水马年(1762年),二世嘉木样大师为其灵塔隆重开光。
第二世贡唐仓大师丹贝坚赞大师一生,潜心学法,学识渊博,法行谨严,致力于拉卜楞寺的教学和护持,两度出任总法台,声名卓著,以后奉旨入京,备受朝廷尊崇,可惜英年早逝,未能施展更大的抱负。
然而法轮常轮,佛光永照。贡唐仓大师在人间弘扬教法的事业,却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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