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的精神

　　人大成立国学院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其实并不是应不应该建立国学院的问题，而是其背后的象征意义。如果纪宝成校长仅仅将国学看成是书斋中的学问，可能并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正因为他将国学当成是“延续文脉”、“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方式，”才招致一些学术家不惜用分解语句、找“错”字的办法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从这场争论中可以看到国学面临的尴尬局面：当它被抽去精神内涵成为“已经过去”的历史文化时，很容易被接受，而一旦涉及到精神本质，就必然会有一些人以学术的名义对其进行围攻。这场争论的实质其实是国学的“死”、“活”问题，即它是“已经过去”的“故学”，还是有着永恒生命力的固有之学？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书斋化的、似是而非的死“国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1、中国学或中国研究。这种人类学传统起源于“文明人类”对“野蛮类人”的研究，它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并不只在“文明人”那里存在，“文明”的向往者也会运用。这种学术后来分化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居高临下以“我们”观察“他们”。带上“文明”的眼镜，眯起“人类”的“大”视线，中国的传统就立刻显现出其“狰狞”的面目，成为阻挡“文明”视线的障碍。另一种类型是回到“对象本身的精神世界”，抱着温情“历史地”去理解、认识传统，并从中挖掘出与“普世价值”、“现代形态”一致的“精华”。这第二种类型相对于第一种类型来说少了一些“文明人”的无知和狂妄，但由于固执于传统与现代之形器，缺乏精神、义理的贯通，实际上是将传统文化推给了历史、推给了过去。

　　2、词章、训诂、考据、把玩之学。这种学术并非近代才出现，但应该指出的是，越是在国学的本质精神丧失、国运衰败时，它就越发达。这种学术不能说完全不需要，但在丧失根、本的前提下，极有可能沦落为文人雅客、知识精英的“游戏”。从曹雪芹笔下推导出史湘云嫁给了谁，或者大观园里有没有公共厕所，这种研究已经深刻到家了，但意义何在？这种只能在圈内“显摆”和“把玩”的游戏和国学精神并不沾边，将它等同于国学，就等于将提笼架鸟、对对猜谜说成是发扬国粹。

　　3、现代学术、知识体系之下的“国故学”。其特点是将“过去的历史文化”变成现代学术裁缝的布料，用“知识”的剪刀加以裁制。在知识的关照下，修养成为无干学术的私事，甚至原本属于自己的“明德”也被对象化。口能说、笔能论，概念清晰、体系精美，但“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阳明先生语）“袭于其外”而不能明，陷于其内而不能通。同时，“过去的历史文化”在“知识”面前一切平等，不存在是非、实虚、高低、本末，没有王、霸之分，儒者之学与刑名之术相安无事，各自显现其“学理”。于是，经成为“学术资源”，丧失了教的功能；史成为一种资料，失去了正的作用。这种被现代“学理”整理出来的“国故”，就象被贴上了瓷砖的古建筑，不伦不类，早已失去了其内在精神。

　　清末以来，中华文化被人为破坏，但以上三类“国学”却空前繁荣，研究古书而有私见甚至邪见者都成了国学家，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独特现象。今天恢复国学，如果仅仅是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至多是多了一个学术话题而已，纵使有一大批学人成为大家，也只是多了一些“语言”大师，没有什么意义。从塑造民族精神的角度来认识国学的价值和意义，这在今天的中国十分必要，但如果从这个方向规定国学的内涵，那么它同样是蔽塞而不能贯通，这和被囚禁于书斋的国学一样，并没有摆脱时世之弊。从外部界定或构建国学，这本身就有一个外在的取舍标准，不可能真正体会到国学的整体精神。

　　国学的本质在于学，此学不同于流行学术，并非专门之学、与修养脱节之学，而是全体、一贯、“践形尽性”之学，不可分解。国学在今天可视为适应国人之学，学的方法或有不同，但本质却没有中外之分。知道学之根本，就知道国学的精神。一个小学生读《三字经》，读到“人不学，不知义”时，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上学就知道义？”学而不知义，这是现代学术和教育的最大弊病。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于人之所异于禽兽者不知道存而扩充之，在不能“成人”的情况下学习大量的知识和技能，它们能有正用吗？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却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这种状况早已被人类的理智所认识，但却一直难以改变，什么原因？丧失根本之学，内外不通，知识技能乃至于科学得不到正用，制度停留在外，政治沦落为一种形式，身不正而正其影，怎可能有真正的改变？

　　国学并不只是儒学，但儒学的精神就是国学的精神，知道儒学之精神，就知道国学的精神。《大学》开宗明义指出为学之根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由此可见，学之根本不外是明明德，不外是复吾人本具之良知，复心体之同然。正如阳明先生所言：“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既明，则足以应万事之变，正所谓各得其正、各得其理。因此，此学至简至易，但却至大无外，融通万物。有此根本之学，社会和谐就有了思想保障，知识技能以及分科学术就有了基础，不至于偏学偏用。中山先生主张“从根救起固有的文化。”所谓根，就是这种文化的内在精神，也就是国学的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不会因为古今、中外的划分而失去意义。

　（本文刊登于《读书时报》2005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