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成功者

　　太虚大师的一生是完满成功的；但也可以说，他是完全失败的。他在理想的追求与创造上，总是站在时代的尖端，也总是站稳着佛教本位的立场，他所行的没有不是他所想的，所以他对他个人的理想建设的开创，以及他对他的宗教人格的建树，都是完整而饱满的；但在对外的事业上，却是一个最最不幸的失败者或牺牲者。因他站在时代的尖端来提拔这一时代中的国家、佛教、群众与青年，但是大家的智能太低，思想太旧，眼光太浅，所以接不上他。他要整顿佛教，组织教会，大家都怕他，妒他，乃至恨他；他要兴办教育，作育僧材，在他教育下的弟子们，却又不接受他、不了解他、不满意他，乃至叛离他与反对他。

　　因此，太虚大师的教育是失败的，而且是失败在他的门徒手里；太虚大师的抢救佛教僧侣与寺庙的努力，也是失败的，而且是失败在他所要抢救的僧侣及寺庙之中！

　　从旧派的角度看太虚大师是新僧新派的革新运动者，所以他在广大保守的佛教群众之中，虽受重视，但却并不受到敬仰，所以他在这方面的号召力，不及谛闲及圆瑛，在宗教情绪的潜势力，又不及印光、弘一、虚云三大师的影响力之深而且长。

　　从新派激进分子的立场看太虚大师，乃是一个半新半旧甚至近乎保守的人物，因为太虚大师的新作风，新思想，是推陈出新，以佛教信仰为本位的新，而不是除旧更新的新，更不是一味狂热破坏的新。所以他的那班浅薄的门生，要对他不满和失望，乃至脱离他，背信他。

　　在研究的态度方面，太虚大师反对以历史进化论来考证佛典，乃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信仰，也是为了维护传诵了千百年的佛典如《楞严》与《起信》等的尊严。但他处此一切求证据的时代潮流之中，很难力排众议而得不败了，所以近世在教外的思想界中，谈起佛学，又多喜引支那内学院的论例为论证。故在这一方面，太虚大师又是失败的。

　　最可嗟叹的，太虚大师虽未能将他理想中的僧教育制度实现，但他拥有武昌佛学院、韶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等三所培植僧青年的佛教学府，但在他所培植出来的僧青年中，竟无一人能够接受他的思想，并且如大醒、芝峰、张宗载等门生，还常以激进而粗率的文字，攻击旧派，而为太虚大师招致对方徒属的无理诽谤，这简直是为他拆台而非拥护！最后，芝峰还了俗，张宗载走入了歧途，不再信佛。为了僧装改革的问题，慈航也愤激扬言要脱离新僧。太虚大师从事僧伽制度及僧伽教育近四十年，最后竟然如此，实是很难令人置信的事！

　　这有一个最大的原因，那就是如他自己所说，他对他的事业“往往出于随缘应付的态度轻易散慢，不能坚牢强毅，抱持固守”，“大抵皆出于偶然幸致，未经过熟谋深虑。”但这也不能怪他，因为他的悲心太重，便不由自己地要去医治一种病痛，见到了无数的病痛，便不由自己地要去医治无数的病痛，希望能够医好这个时代中的所有病痛，无奈，他的精力有限，而时代的病痛多而且重！在他的一生之中，自二十二岁以后，他的一切活动无非是在医治这一时代的病痛。但是，病家要跟医生合作，病痛才能痊愈，如果虽病而不接受医生的劝告及治疗，再好的医师，也是没办法。有人说，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的病理学家而非生理学家，说他只能为佛教看病，却不能为佛教治病。实际上的太虚大师，既是优秀的病理学家也是杰出的生理学家，试看他的一生，他不曾专度“象牙之塔”型的隐士生活，他的数度阅藏与闭关，最久也仅二十八个月。住得最长久的地方是缙云的汉藏教理院，但他未尝只找问题而不实践其问题的解决途径。奔走呼吁，足迹几遍全世界，为的只是救人、救世、救佛教、育僧、护僧与建僧。他的理想，虽未能够实现其少分，近代的佛教，却因他的出世而带来了许多的安全与新生的希望。他在佛教会的组织上虽然失败了，佛教会的创立，却是由他而来；他在呼吁建僧的努力上虽然失败了，中国寺庙之未被当时政府全部提去，僧尼之未被勒令灭绝，却又得之于他的维护；他在僧教育的建树上虽然失败了，近代僧教育之尚能维持着私塾式的一线命脉，却又要溯源于他对僧教育的倡导。今日的知识僧人，多半也与他的教育的努力有关，他所提倡的“慈氏宗”及“人间佛教”的理想，虽未实现，今日之有“人生”或“人间佛教”的观念者，受他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这一时代中的人们，既辜负了佛教，也辜负了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对于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这一时代中的人们，确是功德无量，恩惠无量的。

　　一言以蔽之：我们进步得太慢了，我们这一时代中的人心太自私了，这一时代中的青年太肤浅了，所以辜负了太虚大师的努力。正像中山先生的国民运动，是一种救国救民的运动，但他努力四十年，还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太虚大师的境遇，实与中山先生是一样的！直到现在为止，佛教徒中又有几人是真能为整个佛教的前途着想的呢？他们在受到外力侵扰时，会想到希望教会来保护的需要，却何尝想到如何整顿佛教与振兴佛教？如何来为佛教作育人才，如何来促进组织的健全与坚强的问题了！即使各级教会的领袖们，也多得过且过，未作长远的计划！

　　写到此处，不胜感慨系之！我虽不是太虚思想的发扬者和实践者，却是太虚精神的崇仰者。我想：如果太虚大师的悲心稍微轻一些，他在事业上或学术上的成就，当会更加卓越些，正因他的一生，皆在“随缘应付”中匆忙度过，所以未能专志于某一志业的贯彻始终。他对他学生的思想教育的失败，也正因他未能悉心负起教育的实际责任，他虽主持了三个颇负盛名的佛学院，但他并未能以全部精神放在教育的工作上。他的接引的善巧是成功的，所以因他而信佛学佛的人很多，往往于一次法会之中，有成百成千的人皈依三宝，他对知识分子的接引，似乎还特方便；但他在化与导的努力上是不足的，是不能维系长久的，所以也是失败的。在他行化的一生之中，虽有许多的弟子，却未能有一位是生死不渝而能继承其思想与事业之衣钵的大弟子；这在负有同样盛名的古德之中，实是一位寂寞的大师。也许是我们的时代，只需要如此的太虚大师，来维持这个青黄不接的佛教局面，所以太虚大师也就顺应此一时代的需要而“随缘应付”了吧！

　　但是，太虚大师是一位卓越成熟而成功的宗教家，也是一位光荣伟大而崇高的失败者；他的精神是成功的，他的事业是失败的——这是我对太虚大师的结论。（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七日于朝元寺）　

　　〔摘自《学佛知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