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文化——社会第三次分配的灵魂

　　弥补政府之不足，社会捐赠是重要的社会发展资源

　　目前我国正在形成3个层次的财富分配体制。第一层次以市场分配、劳动所得为主，目的是提高效率；第二层次以国家财政税收及其再分配为主，实施国家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第三层次分配就是社会慈善活动。第二次分配是政府弥补市场不足，第三次分配则是社会捐赠弥补政府之不足。社会发展的物质资源基本来源于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慈善事业在任何国家都具有救助和公益功能。根据美国独立部门的报告，美国社会捐赠和志愿服务成为美国社会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每年的贡献超过美国全年社会保障金。

　　如今美国共有160万个非营利组织，掌握的资金670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9%，非盈利部门的雇员1100万，占全美支薪雇员的7%，约12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在非盈利部门就业。2003年美国人捐赠2410亿美元给慈善公益机构，人均善款460美元（合人民币3818元），占当年人均GDP的2.17%。而中国目前非盈利组织28万，善款占GDP0.05%。2002年人均善款0.92元，占当年人均GDP的0.012%。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我国志愿服务参与率按目前4000万人计算，为3%，而美国为44%，美国18岁以上的人就开始贡献他们的时间和知识。
　　
　　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慈善活动不是富人的专利

　　慈善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厚的慈善文化对社会良性运行、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文化是一种行为模式，是一种心理积淀。慈善活动绝不是富翁们的专利，美国只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85%的捐款来自民众。

　　在美国，慈善活动是很大的行业，如果你能说得出有什么样的人挺可怜或什么样的事不公道，就能找到一个组织给你帮助。美国每年的慈善捐款，有30%，是从工资单上直接划出来的，平均每个家庭将3%—4%的年收入捐出来，不提倡“捐款捐到你心疼”，而是“捐到你乐意”。一些教会的教友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都禁食两餐，把所省的钱拿出来救济穷人。他们信奉洛克菲勒所说的话：“唯有牺牲奉献的火焰才能炼净心中的自私，且使人类灵魂中的伟大得以释放。”洛克菲勒基金会直到今天一直都是一个慷慨的给与者。

　　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是平等互助的理念

　　以关注中国民营经济和编撰《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而闻名的英国人胡润，今年4月11日在上海发布“2005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和“慈善企业排行榜”时说，“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社会做出贡献时，也会从社会得到各种性质的回报，即所谓‘社会分红’。”

　　完善法律环境，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度

　　美国非营利性慈善组织遍布各个领域，可谓无微不至，用《美国慈善法指南》的作者阿德勒女士的话说，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有一个对慈善部门发展有利的法律环境”。事实上，我国颁布的法律法规中有许多都同慈善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关键是知晓度不够，有法不依。中国慈善业法制环境至少存在这样几方面问题：

　　对慈善组织设立门槛太高。在美国设立一家慈善性质的非营利机构，注册手续比设立普通的营利性机构还要简单，没有注册资金要求，也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只要交一两百美元的注册费，两天左右就能拿到营业执照，同时可向联邦政府国内税务局申请免税待遇。而根据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设立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地方性的不低于400万元，非公募基金会不低于200万元，而且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

　　税收优惠措施不合理。我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按照该规定，如果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超过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3%，超额部分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此一来，“好心得不到好报”，必然抑制企业捐赠积极性。虽然，有极少数慈善组织获得捐款全额免税待遇，但捐赠者选择范围非常狭小，提高了慈善事业成本。

　　在美国，除了政府有一套严密法定程序监督慈善组织外，还有关心慈善组织运作的非政府组织对其进行评估。比如1918年成立的美国全国慈善组织咨询局，运用“慈善组织评鉴标准”，每4年对全国的慈善组织评估一次，评估结果通过媒体和网站公布，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去查账。而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对受赠人的管理规定还比较原则，对于哪个部门负责管理与监督，如何监督，受赠人如何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除捐赠人有权查询外一般公民是否可以查询，特别是法律如何处罚违法行为等，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样，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必然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