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代才子到律宗祖师

弘一大师（李叔同）是我国近代新文化先驱者。同时也是著名戏剧活动家、艺术教育家。中年出家后成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被誉为“民国四大高僧”。虽然已经逝世六十年了，但他的事迹仍为国内外人士所仰慕。

大师的前半生以李叔同（别名很多）驰名于艺术教育界，是我国最初出国学习西洋绘画、音乐、话剧，并把这些艺术传到国内来的先驱者之一。

一八八０年旧历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一个富裕的家庭。俗姓李，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名号屡改，一般以李叔同为世所知。他原籍浙江平湖，父名世珍，字筱楼，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会试中进士，曾官吏部。后来在天津改营盐业，家境颇为富有。李叔同五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有异母兄弟三人，长兄早年夭折，次兄名文熙，又名桐冈，字敬甫，是天津一个有名的中医。他行第三，小字三郎。

　　李叔同的幼年也和一般当时的文人一样，攻读《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对于书法、金石尤为爱好。他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填词、又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曾以“文童”进过天津县学，受过八股文（当时称为时文）的严格训练。

十八岁的李叔同，在母亲作主之下与俞氏结婚。越年戊戌政变，他就奉母迁居上海。

庚子之役以后，他自上海回津，拟赴豫探视其兄，时因道路阻塞，未获晤见其兄，在天津住了半月，仍回上海。他将途中见闻，写成《辛丑北征泪墨》出版。他回上海以后，正好南洋公学开设特班，招考能作古文的学生二十余人，预定拔优保送经济特科。他改名李广平应考，被公学录取。南洋公学特班聘请蔡元培为教授，上课时由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教授批改，每月课文一次；蔡氏又教学生读日本文法，令自译日文书籍，暗中鼓吹民权思想。一九零三年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法学门径书》、《国际私法》，就是李广平在南洋公学读书时期所译的。

　　一九零三年冬，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全体学生相继退学。李叔同退学后，感于当时风俗颓废，民气不振，即与许幻园、黄炎培等在“租界”外创设“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说会，提倡移风易俗。当时流行国内的《祖国歌》就是他为“沪学会补习科”撰写的。此外他又为“沪学会”编写《文野婚姻新戏剧本》，宣传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

一九Ｏ五年四月，母氏王太夫人逝世，改名李哀，后又名岸。他以幸福时期已过，决心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填了一阕《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词曰：

“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读来真是激昂慷慨，荡气回肠。“二十文章惊海内”，看他当时何等自负，但他感到空谈毕竟是没有用的。

李哀于一九Ｏ五年秋东渡日本，首先在学校补习日文，同时独力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刷后，寄回国内发行，促进了祖国新音乐的发展。又编有《国学唱歌集》一册，在国内发行，这些在中国新音乐史上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这时他和日本汉诗界名人槐南（森大来）、石滩（永皈周），鸣鹤（日下部东作）、种竹（本田幸）等名土时有往来，很得到他们的赏识。

　　一九Ｏ六年九月，考入东京美术学校，从留学法国的名画家黑田清辉学习西洋油画。这个学校是当时日本美术的最高学府，分别用英语和日语授课。李岸初入学时，是听英语讲授的。当他考人东京美术学校不久，大概由于那时清国人（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称呼）学油画的少，所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者特别前往采访。其访问记题为《清国人忠于洋画》，发表于明治卅九年（一九Ｏ六）十月四日的《国民新闻》，并登有他的西装照片和速写插图。

　　李叔同除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外，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同时又从戏剧家川上音二郎和藤泽浅二郎研究新剧的演技，遂与同学曾延年等组织了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一九０七年春节期间，为了赈济淮北的水灾，春柳社首次在赈灾游艺会公演法国小仲马的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李叔同（艺名息霜）饰演茶花女，引起许多人们的兴趣，这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欧阳予倩受了这次公演的刺激，也托人介绍加入了春柳社。

第二次的公演是一九Ｏ七的六月，称为“春柳社演艺大会”，演的是《黑奴吁天录》。李息霜扮演美国贵妇爱美柳夫人，曾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园的好评（见日本明治四十年（一九０七）《早稻田文学》七月号《清国人之学生剧》）。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六年，一九一Ｏ年毕业回国。先应老友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校长周啸麟之聘，在该校担任图案教员。辛亥革命以后，他填了《满江红》一阕，表达了他的怀抱。词曰：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徐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一九三年春，上海《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被聘为编辑，主编副刊画报，同时在老友杨白民的城东女学，教授文学和音乐。这时他又与《太平洋报》同事柳亚子，胡朴安等创立“文美会”主编《人文美杂志》。这年秋天《太平洋报》以负债停办。李叔同遂应老友经亨颐之聘，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员，改名李息，号息翁。一九一五年，应南京高等师范校长江谦之聘，兼任该校图画音乐教员，假日组织于社，借佛寺陈列古书字画金石，提倡艺术，不遗馀力。

　　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初任教时写过《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等发表于“浙师校友会”一九一三年发行的《白阳》杂志诞生号，并且手自书写，介绍西洋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他教的图画，采用过石膏像和人体写生，在国内艺术教育上是一个创举。音乐方面，他利用西洋名曲作了许多名歌，同时又自己作歌作曲，对学生灌输了新音乐的思想。学生中有图画音乐天才的，他特别加以鼓励和培养。如后来成名的丰子恺的漫画、刘质平的音乐，就是李叔同一手培养起来的。此校设有手工图画专修科，课余还组织校友会，分运动、文艺两部，文艺部并发行杂志。一九一四年五月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到杭州师范参观时，曾加以介绍说：“其专修科的成绩范视前两江师范专修科为尤高。主其事者为吾友美术专家李君叔同（哀）也（见一九一四年商务出版《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

　　这个时期，李叔同除从事西洋艺术教育，成立洋画研究会推动外，对于祖国传统的书法金石也是极力提倡的。他在学校里组织金石篆刻研究会，名为「乐石社」，提倡金五篆刻，被推为社长，撰有《乐石社简章》、《乐石社社友小传》。同时他和西冷印社社长金石大家吴昌硕、叶舟等又是好友，因而和夏丐尊等加入西泠印社为社友。后来，他将出家，因此把生乎收藏的印章都赠送给了“西冷印社”，该社社长叶舟为他在社中石壁上凿了一个“印藏”收藏并加题记，以留纪念。

李叔同在杭州期间，交往比较密切的，浙江第一师范的同事有夏丐尊、美丹书、堵申甫；校外常往来的有马一浮、林同庄、周佚生等。马一浮早已研究佛学，是一位有名的居士，对他的影响特别大。但他这时只看一些理学书和道家的书类，做学尚谈不到。有一次，夏丐尊看到一本日文杂志上有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迎、耶苏，都曾断过食。说断食能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列举实行的方法。李叔同听后决心实践一下，便利用一九一六年寒假，到西湖虎跑定慧寺去实行。经过十七天的断食体验，经过良好。他取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同时对于寺院的清静生活也有了一定的好感，这可说是他出家的近因。他断食后写“灵化”二字赠其学生朱稣典；将断食的日记赠堵申甫，又将断食期间所临的各种碑刻赠与夏丐尊。从此以后，他虽仍在学校授课，但已茹素读经，且供佛像了。

过了新年，即一九一七年，他就时常到虎跑定慧寺习静听法。这年旧历正月初八日，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忽然发心在虎跑寺出家，恰好李叔同也在那里，他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受感动，也就皈依三宝，拜虎跑退居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取定的。从此马一浮常借佛书给他阅览，前后借给长水大师《起信论笔削记》、《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宝华传戒正范》等。他也常到虎跑寺去请问佛法。是年九月，他写了“永日视内典，深山多大年”一联，呈法轮禅师，自称“婴居上总翁”就是这时的纪念。

李叔同在艺术成果辉煌、如日中天之时，却毅然摒弃了世俗，怀著“肩荷南山（律宗）家业，作将尽绵力，誓舍此身而启道之”的宏愿。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为僧。这一举动，在俗人眼光中，怎能不感到震惊、叹惜呢？但是，“出家乃大丈夫之道，岂世人可知？”在大师醇厚、博雅的艺术胸怀中，早已觉悟了人生的悲悯，契合了佛陀慈悲的本怀，他的出家是与生俱来的“善根”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在黑暗中探见一盏明灯，向著佛陀光明启开了人生新的航程！大师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同年九月，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受具足戒，自此，大师以振兴佛教，弘扬南山律宗为己任。视名利如草芥，置个人利害于度外。云水飘泊，萍踪无定。挂单、弘法的寺院多达几十上百处，而从不把那个寺院看作个人私产，一旦离去了此缘便了，并声明终身不作住持、方丈。

　　他到杭州受县足戒成为“比丘”以后，看了马一浮居士送他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觉得按照戒律规定实不得戒。他是事事认真的人，因此发愿研习戒律，这是他后来发愿宏扬律学的因缘。

　　弘一大师受戒之后，先到嘉兴精严寺访问了范古农居士，在精严寺阅藏数月，又到西湖玉泉寺安居，专研律部。他因杭州师友故旧酬酢太多，而且慕名的人又不断来访。一九二零年夏，假得弘教律藏三大部，决定到浙江新城贝山闭关，埋头研习。这时在玉泉寺同住的程中和居士即出家名弘伞，和他同到贝山护关。因为贝山环境不能安居，越年正月重返杭州玉泉寺，披阅《四分律》和唐代道宣、宋代元照的律学著述。

　　一九二一年三月，由于吴壁华，周益由二居士的介绍，到温州庆福寺闭关安居，从事《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的著作，并亲自以工楷书写，历时四载，始告完成。出版后部分寄赠日本，很受日本佛教学者的重视。此后几年间，他出游各地，曾到普陀参礼印光法师，又到过衢州莲花寺写经，为参加金光明法会一度到过庐山大林寺；不久又回杭州，在招贤寺整理华严疏钞，继在常寂光寺闭关。后来为了商量《护生画集》的出版，也到过上海江湾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这时叶圣陶（绍钧）先生写了一篇《两法师》（介绍弘一与印光）散文，发表于《民锋》杂志，后来收入叶氏《未厌居习作》，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并作为活页文选，为中学生所爱读，干是名闻全国。

一九一八年冬，弘一大师为了《护生画集》的事又到了上海。偶然遇到旧友尤惜阴与谢国梁（后来尤惜阴出家名演本，谢氏出家名寂云）二居上将赴暹罗（今泰国）弘法，在沪候轮，大师一时高兴，便参加了他们的商行弘法团。船到厦门，受到陈嘉庚胞弟陈敬贤居上的接待，介绍他们到南普陀寺去住。他在这里认识了性愿、芝峰、大醒、寄尘诸法师，被恳切地挽留，后来尤谢两居士乘船继续南行，而弘一大师就独自留在厦门了。这是他初次和闽南结下的因缘。不久，由于性愿法师的介绍，他就到泉州南安小雪峰寺去过年。这一年冬天，夏丐尊、经亨颐、刘质平、丰子恺等，募款为他在浙江上虞油马湖盖了一座精舍，命名“晚晴山房”。后来又成立一个“晚晴护法会”，在经济上支持他请经和研究的费用。他后来从日本请来古板佛经一万余卷，就是这个晚晴护法会施助的。

一七二九年春，他由苏慧纯居士陪同，自泉州经福州至温州。在福州候船时，他和苏居上游了鼓山涌泉寺，在寺里发现工部未入大藏的《华严流论纂要》，叹为希有，因发愿印刷千余部，并拟以十二部赠与日本各大学。

“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是大师在一九三七年倡导的。当时日本侵华的气焰嚣张，大师居厦门万石岩，自题居室为“殉教”室。并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大师以为：“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后厦门遭日机轰炸，弹片入室，大师泰然无惧，诚如他的一首诗云：“亭亭一枝菊，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大师的这种爱国爱教的精神，将永远地值得赞颂与学习。

大师在一生弘法济世，众所钦慕。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是他的道德品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他持戒谨严，淡泊无求，一双破布鞋，一条旧毛巾，一领衲衣，补钉二百多处，青白相间，褴褛不堪，还视为珍物。素食唯清水煮白菜，用盐不用油。信徒供养香菇、豆腐之类，皆被谢绝，真正做到一物不遗，一丝不弃。他手书门联曰：“草藉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大师出家后，唯独没有放弃的是书法，他是把书法用来作为绍隆佛法与众生广结法缘媒介。并且把以字结缘看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演讲再忙，也要抽空写字以广结法缘。 大师之书法亦随时日而精进，一改早年形较方扁，稍后略变修长的作风。形成了一种淡无烟火气的独特风格。他的晚年之作如《行书金刚经偈轴》等，虽似下笔迟缓、结字狭瘦，几近硬笔书，然此中所映现澹泊宁静不落一丝尘埃的白贲之美，非书法大家，确是无法表现这种精邃玄微的道之境界的，不愧为我国近代书坛心手合一的旷世高人。

在他晚年的十四年间（一九二八——一九四二），最初几年虽然常到江浙的上海、温州、绍兴、杭州、慈溪、镇海各地云游；但自一九三七年以后，除了一度应倓虚法师请到青岛湛山寺讲律，小住数月之外，整个晚年都是在闽南度过的。他常往来于泉厦之间，随缘居住。在厦门他先后在过南普陀、太平岩、妙释寺、万寿岩、日光岩、万石岩和中岩等处。抗战初期，一度到漳州、住过南山寺、瑞竹岩和七宝寺。他与泉州特别有缘，曾住过承天寺、开元寺、百原庵、草庵、福林寺、南安小雪峰、慧泉、灵应寺、惠安净峰寺、灵瑞山、安海澄停院、、水春蓬壶普济寺等处。前后亲近他学律的有性常、义俊、瑞今、广洽，广究、昙昕、传贯、圆拙、仁开、克定、善契，妙莲等十余人。一九四二年秋病革，书二偈与诗友告别，偈云：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心迹圆明的弘一大师，习书最后墨迹“悲欣交集”四字，在安详中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享年六十三岁，戒腊二十四。纵观大师一生跌宕起伏，但大师始终以艺术家敏锐的感受力与深邃的洞察力，矢志不移，最后，让我们牢牢地记住大师的谆谆教诲：“要发菩提心，即要发成佛之心，广修一切善行，利益一切众生，具慈悲之心，植成佛之因，以后才能成佛。”

环顾当年，人们对大才子李叔同出家动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师的弟子、著名美术家丰子恺则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的（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就爬上二层楼……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对二层还不满足，……爬上三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究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人生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艺术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因而丰子恺“对弘一大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说，一扫世俗们对李叔同出家因由所推测的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失恋说、政界失意说等等他心测度，切合实际，振聋发聩。

由一个浊世佳公子，而留学生、而艺术教育家，早年才华横溢，在艺术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后成为律宗高僧的弘一大师。其为人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了。他虽避世绝俗，而无处不近人情。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是他的多才多艺和认真的精神。他一生做人确是凡事认真而严肃的。他要学一样就要像一样，要做什么就要像什么。唐太宗赞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他既出家做了和尚，就要像个和尚。在佛教许多宗派中，律宗是最重修持的一宗，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他不但深入研究，而且实践躬行。马一浮有诗挽他说：“苦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读此可谓如见其人了。

弘一大师一生求索，实践生命的究竟觉悟，为红尘中迷失的芸芸众生，指出了一条超越低俗物欲的光明人生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