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中医几度秋凉(18-24)

(十八)

母亲脱离医院，远离社会主流的做法，使她相对保留了一些不曾被冲击的中医传统的行医方式。这使我今天对比母亲能看到现在中医与传统中医的巨大差异来。严格说来，当今的好多中医已严重偏离中医轨道不能称其为中医了。好多从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人，当他面对病人时，眼睛里反映出来的多是一个生物的人，解剖的人，而不再是阴阳五行的人。所以，他们是使用中药的西医，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

已被西化的中医当然无力去统纳西医，他们不是用中医去结合西医，而是被西医结合过去了的用中药的西医。于是，他们在用药上深感自卑，因为中药不够新、奇、特，不能象西医那样总能合成新的横空出世，一鸣惊人的药来。因为这些中医不会在境界上用药，所以他们就象低段的棋手，那些简单的黑白子在他们手中无法出奇制胜，不能产生出爆发力来。

如果真正具备中医的思维，便是看到肿块，也不可能把一个中医的眼光全部拉到这个肿块上。女儿说，如果是一个一流的外科医生，看到肿块，难道首先想的不是把它割下去吗？正象技艺高超的小偷，他在遇到经济困难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可偷的机会吗？当你有更方便快捷的方法时，你怎么会使用通常认为是古老笨拙的方法呢？这就是当今西化了的中医面临的困境。

为什么中医少有外科手术？如果中医的发展必然地呼唤外科产生，凭着中国人的聪明怎会没有？我们中国人学西医不是学得很好吗？哪个医院没有个“赵一刀”、 “李一刀”、“张一刀”？关键是中医人不把病当成“病”，不是千方百计地找到它，把它摘出来，“消灭”它。这就象中国人看一个人往往不是按一个标准的人样子去衡量，衡量出这人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而是整体地看这个人，看这个人的整体运行机制是什么。我常常说不出我朋友的优缺点是什么，可我了解我的朋友，我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下会说什么，做什么。我无法想象从朋友的性格中摘去“缺点”之后他会是什么样。

西式思维给中医在语言交流上就造成了很大难题，病人要求中医象西医那样回答他们的疑问，这是中医无法做到的。因为这样做首先就不利于治疗。这就象一个人以为改正自己所有缺点就能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殊不知，改正缺点与成为完美的人是两回事。所以，摘去了“病”就能成为一个健康人的想法按逻辑推理也不能形成必然联系。中医的着眼点的确不在“病”上，但却确实是在健康上，这个健康概念甚至允许“病”与人共存。于是中国人的身体不是纯净的，身体有“病”、有 “毒”、有“菌”。中医治病，严格讲，不是摘“病”，消“毒”，而是引进病毒，以病治病，以毒攻毒，生、克、制、化，扶弱抑强，固本强精等等。

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我们的体质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肠子都比西方人长一节，给西方人造成灭顶之灾的黑死病是从中国传去的。可这种鼠疫在旧中国不时爆发，并没有给中华民族造成毁灭。这与中国人的养生观、健康观有很大关系。

我对西医的健康观很担忧，看西方人就象看他的牛、看他的树一样，高大、健壮，白晰、纯净、精力充沛，和他们相比，我们的确是东亚病夫。有些“东亚病夫”要把自己的“病”摘除干净，也纯净得如西方人。德国人为他们的树担忧，没有一只虫子在身的森林，必须靠定期喷药来维护，因为它已受不了一场小小的虫灾了。纯净的牛也要靠不可少的抗生素来保持纯净，西方的人靠西医把可能的不安生因素剔除干净。一个被这样剔除的人象我夸耀，她摘除了扁桃体、胆囊、阑尾、子宫、蛀牙……。她说：“那些东西都没用。”她还要听从医生的劝告，把身上的痣也摘净。过于纯净的人意味着健康吗？

中医以阴阳平衡论健康。人体可以与病共生，可以带病存活，由于个体差异，人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健康标准，按五行可把人的体质归类，那么金性体质人的健康移到木性体质人身上就是病了。关键的不是把“病”摘除，而是制约，平衡。

母亲给病人用药经常是以少取胜。经常是病人服过一副药后欢天喜地来了说：“见好了，好多了，再吃两副就彻底好了。”母亲这时就拒绝再开药。母亲说，我治病就治三分，板过势头既可。如果你想好病，从现在起不用吃药，只需要你调节情绪，定时起居，生活规律……。

(十九)

母亲说，什么药也抵不了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药是帮一下忙，但不是代替，也不要帮完不走跟着添乱，把正气扶起来了，一切自然就向好的方向发展。

有时我到医院去，心情很复杂，不怕死的人到医院去看过都得怕死，死太痛苦了，开肠破肚的，心脏电击，呼吸器，放疗，化疗……，渣滓洞里的酷刑，也没有这般施刑效果。

我家一对鸡夫妻病了，是鸡公外遇带回来的病。我拍着鸡公的头说：“你这么强壮，一定要挺住，我下班带药回来救你。”我带药回来要给鸡注射，发现鸡公已安安静静死了。我就给鸡婆打药，这一打就是三天，每隔四小时打一针，都是先锋霉素这类好药，这只母鸡遭的罪呀，把我都要折磨得精神崩溃了，最后还是死了，如果我不干预，让它自然死亡，它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死亡的恐怖是医学干预的结果。

我对女儿说，我不行时你不要把我送到医院，不要干预我的死亡，我要自然死亡，我相信自然死亡没有医院去死那么痛苦，谁想当西医与死神斗争的武器谁就去好了，我不当。

便是西医自己也不是不畏惧这种斗争的。我们这里的一位西医院长，年富力强，极具工作魄力和挑战精神，超强的工作压力使他肝癌变。我都奇怪，他给病人看病都是亲自打B超，作CT，怎么会让自己的病到了无可救治的程度？他的同学和朋友都是全国各大医院的专家、骨干，他们共同研究决定：换肝。

这对我们一般人来说不可想象的事，他们做起来却是极有效率。很快就万事具备了，他躺在了手术台上。我相信这是由一群中国素质最高的医生组成的手术团体，奇迹将在他们手上产生。手术刀刚刚划向腹部，意外发生了，病人死了！死于意想不到的脑干血管突然破裂。根本就无法抢救！多大的思想压力？压破脑主干血管？他可是相信科学的医院院长啊！

人得有多么强悍的神经才能经得住西医的诊治呢？

我的一位同事得了白血病，因做了干细胞移植而存活，为了她意志坚强，奖她一个全国劳模称号。和她一起进无菌仓做移植手术的是九个病人，以五个月没一个的速度先后离开人世，最后一个离去的不是死于复发，而是跳楼，因为受不了复发的恐惧，精神崩溃了。

我与同事一起去见她的主治医生，他坦言：我给你做完了干细胞移植对你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复发不是我能控制的，他十分自然地说，你去找中医吧，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西医确实很伟大，毫无疑问，我们已离不开西医，我们衷心希望西医能加快发展，能解决更多的医学难题。但是，西医的问题又是这样的成问题，又造出这么些问题，自己一时无法加以解决，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把，西医所缺少的正是中医的东西。

可是西医无法统纳中医，当西医在B超上没有发现肝有病理改变，化验指标也无异常时，他是不会承认肝气郁结、肝气不舒的。当指标异常，出现病理改变时，又急于消灭病灶，消灭不了，就换。

说到换，谈何容易？高昂的费用不说。我那白血病同事一动就骂我：“我是让你坑了。你说成活率是48%，你看看，有几个活的？你看我这是怎么活哪？”当然，她这话不对，不管怎么活，她毕竟是活着，活不起的人不活了，她意志坚强就用来活命。

于是，我有一个野心。可不可以用中医统纳西医？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治肾病的年轻中医就很有意思，他给人摸脉，把在一旁看的我逗乐了。他对病人说：“你有胆囊炎、肾结石、子宫肌瘤……。”病人不信，他就开一个Ｂ超单，让病人去超一下。我真没想到，中医会这般发展！是呀，如今许多病人来看中医是手捏一大摞西医的检验单子来的，将这些单子与脉象对应，中医的脉象也与西医的检测手段同步发展了。这位中医治肾病，也是紧密依托西医的检测手段，用西医精确的量化指标时时与脉象、药量、药性做衡量对比，使他比以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更清晰、准确，也对自己的诊脉、开药时时做以修正。

中医是把人作为整体来调治，可也从不排斥技术手段。所谓整体思维，就是把所有能考虑进去的因素全部加以考虑，当然也包括西医手段。

(二十)

一位香港的中医治疗肝腹水。他知道按中医的理该用泻法，但中医书上又不让对危重病人用泻法，因为泻伤津，病人受不了。这位中医大胆采用泻法，一泻再泻，将一个个病人治好了。他说，我不怕伤津，我给病人挂吊瓶，输液、补血、解决了古代中医解决不了的伤津难题。

中医是有能力吸纳各种技术的，以毒攻毒，以一种病治另一种病，针、炙、刮痧、拔罐、按摩、推拿……不正是把所有能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吗？乳香、没药是来自外国的香料，不也堂而皇之的做了中医的常用药吗？中医对医用手段是不厌其多，我母亲就常把西医当成毒，去攻另一难解之毒。

当有的病灶形成痼疾，造成五行失衡、偏枯，非药能解时，西医的干预正如大毒，改变一下五行胶滞的状态，给中医一个再创平衡的机会，这又有何不可呢？

我认识一个专治小儿的中医，他看到西医诊所挣大钱而眼红。于是，他便开了一家西医门诊。他学西医那套特别快，让我觉得可乐的是，同样是西药，他用的效果就比西医效果好，到他这来的患者特别多。先前我还为他转型成了西医而遗憾，后来看到他治病的立体打法，不由地赞叹不止。西药利大挣钱多，他只要比西医疗效好，患者就会盈门。而用中药，即使患者盈门，他也难以发财。小儿多患急症，作为儿科医生，当然还是用中西医结合手段方便、快捷。

与西医要攻陷中医相反，中医从不排斥其它医疗手段，中医不具有战斗状态，只是容纳，包含。

中医的猜测性、预知性，给人一种很没有科学性的感觉。老中医的经验、感觉，有时不仅让科学家糊涂，也令老中医自己不能做出科学解释。但中医的感觉是愚昧的吗？当我们熟悉、了解一种事物的运行规律后，我们往往能预知事物的发展，做事打出一些提前量来，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根据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往往可以推断在什么环境下他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做出什么样的事，能描画出他的命运大致轨迹。根据一个人的体质和他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预知他会生什么样的病，如果我们不是抱着科学主义不放的话，我们不仅能拥有被科学占领的世界，还能拥有更大的世界。

其实中国古人对事物的把握不是线性的，而是意象的。（就象一个特别熟悉汽车性能的司机，他说不出这个汽车的生产工艺和数据，但他能说出这个汽车在什么情况下性能会怎么样。）比如，对一个人困境的形容是：“旧房偏遇连阴雨，漏船又遇顶头风”。于是，不用具体陈述和数字说明，一切就都可想而知了。

中医一摸脉，一个有医学意义的意象就活灵活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了。这是不当中医的人难以体会到的。如果这个医生有足够的经验能把握这个意象，他就能知道疾病的动向。 问题是人的大脑可能还不习惯于这种东西方思维的切换。我觉得中西医之争与其说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对人类大脑进化的一次挑战。我想，从猿到人，人的大脑进行了好几次类似这样的进化。在数学上是对数的抽象，在语言上是对情感、概念的界定……如今，要把一个人既看成是生物的人，又看成是阴阳五行的人，很多人都说这一点是做不到的，说是如果把人看成是生物的，就不能是阴阳五行的。

中医与西医真是如水火一般不能相容吗？意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真就不能统一吗？这个问题难道触及大脑极限了吗？

女儿也认识到，她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作为一个现代医生，西医临床是必须拿得起来的。我说，你不能当一个病人需要你抢救时，你说你是中医，无法给予紧急处置。你也不能因为离开医院和医院的设备就无法对病人进行救治。更不能以这是两种思维为借口拒绝对一个病人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我说，中西医结合百余年的失败之路并不说明此路不通。中国文化能不能杀出一条生路来我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这里了。

（二十一)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轻装上路的。东方文化不管有多好，如果在当代没有实际用途，没有一个技术依托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看那些提倡儒学的，看那些主张恢复传统文化的，都是白费力气。别说提倡传统文化白费力气，就是用行政手段推行西方的民主、自由不也一样是白费力气吗？当今中国传统文化因其实用性差，已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唯有中医还因其实际疗效而处于不死之地。历史是个现实主义者，所以，空谈东方文明不行，不如脚踏实地的搞好中医。中医不死，中国文化就不能咽气。中医是中国文化依托的最后一个堡垒。

中医的存在和发展在当今世界有着极大的合理性，可以说有良好契机。

中医在中国之所以没有灭绝，还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脱离贫困，我们用不起西医。我一直奇怪毛泽东，他也算是五四青年，五四青年少有不要打倒中医的。从他的各种传记中我都没有发现他接触、了解中医的史料，他从何而来对中医的支持呢？他老人家要是反对中医的话，中医还能存活到今天？破旧立新的行动，把中国真是打扫成一块干干净净的大地了。可偏偏留下了中医这个旧东西。毛泽东在农村建立了覆盖面广、组织严密的医疗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因为想要建一个纯西医的医疗体系，在财力上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没有说等有钱了再建这么一说。那时每村都有医务室，有一两个“赤脚医生”，他们走街串户、田间地头、了解调查人们健康情况。看着“赤脚医生”频繁地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对人的心理是个很大的安慰。“赤脚医生”诊所里有听诊器、注射器。可他们采草药、用针刺疗法。几乎每种杂草都是草药，每个地方的“赤脚医生”在当地收集几十种、乃至上百种草药都非难事，加上少量种植，医务室的草药就可以应对一般的常见病了。中草药、消毒水在医务室内实现了药味的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疗法经济、实用、方便，有效，对此毛主席不可能不加以利用和提倡。

如今，有人赞叹西方文明的宽容，说是西医能接纳中国的针灸。我对女儿说，针灸是毛主席打出中国的，针刺麻醉，针灸治聋哑是六十年代毛泽东招待外国来访者的看家把戏。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医生给他开肠破肚，不用麻药，只有几根针扎在身上，由医生轻轻地转动。病人微笑地向外国人致意，外国人个个都看傻了眼。

如今，西医院是令一般百姓，尤其是农民望而生畏的地方。高昂的医疗费用远不是中国百姓能消费得起的。就是在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医疗费用也是国家难以承担的沉重包袱。这是中医疗法在中国不可能被科学主义大棒打死的最主要原因。也是西方开始关注中医的原因。

百姓是很实际的。他们对治病手段的选择，当然是择优的。好在中国有两种医疗方式的选择，百姓的这一选择决定了中医的存在方式和走向。一般说来，人们愿意找西医。谁都想看看自己身上的病是什么样，B超、CT能明确告诉你病在哪，让你看到它，现在讲知情权嘛。西方在这一点上可给患者一个交待。先到西医院确个诊，再找中医已成了一部人的看病模式。我也是这样看病，比如肚子疼，先去西医院打个B超，如果是阑尾炎了要穿孔，你便是找中医也不行，那就得开刀了。在西医处没找到器质性病变，西医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这时再去找中医。中医如今也对西医产生依赖，如果你急性腹痛，他也首先考虑你是不是有器质性病变，也让你拍片、化验。这是对的，但就象你习惯以脸认人，对人形体等方面的感觉就迟纯一样，过分依赖西医就容易悠到西医思维一边。

中医治病的全局效果目前比不上西医。但我之所以还支持中医是因为我看到西医治了很多病，但也造出了许多病，而一利一弊成了现代科学的一大特征。虽然不能说得不偿失，弊大于利，但这弊实在让人即便是在利的巨大诱惑下也难以接受。这就象手术疗法。如果能不手术能治好，任谁也不想享受高科技。最重要的是，西医的迷信科学和西式的养生观念给现代医疗造成巨大负担。可以用简单方法治的非用复杂方法治，可以不治自愈的，非得治而后愈，可以带病存活的，非得依赖医疗而存活，本应自然死亡的，非大治一气而后死。本可以靠良好的生活观念少得病或不得病的，非用强大的医疗体系支持一种不自然的生活方式。

(二十二)

西医找到了“病”，其直观、确凿、简明、单一，导致人们对“病”必先除之而后快。形成人类对医术的依赖，医术逐渐成成人类生存的外壳。西医解决了一部分中医因手段缺乏而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也为中医提供一批病源。

由于提倡竞争，消费和所谓高质量的生活，许多人把生活安排得自以为是让身体“享受”，让精神“愉悦”，殊不知是在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进行摧残。正象享受高级食品对胃来说并不一定有益一样。人们从根本上选择了一种不正确的生活方式，这类由生活方式造成的疾病，西医给予定期的“维护”和“检修”，这种由高科技支撑的错误生活方式不能因其目前还能支撑住，我们就推断它可以一直撑下去。

例行的体检，人们把其理解为机器的检修。一旦检出病来，小病也大修，治病成了一项工程。在体检中，没有身体不适感的人，也能检查出结石、脂肪肝、肿块什么的。我有点怵这种体检。每当体检我就祈祷让“病”都出在我身上，不要长在我的朋友身上。大家笑问我为什么，我说害怕你们又要启动治病“工程”。我的一些朋友就是整天没病找病，找到病再治病，再致病，就这样循环往复，成了重要的生活内容。

我去取化验单，见一个女人捧着化验单哭泣，说是出现癌变。我把我的化验单递给她，上面写的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的，可我们为此天天哭泣吗？我们似乎不能自然的接受死亡了，把死亡当成可怕的，难以接受的事情。好象死亡是外在的，是强盗，是来掠夺、强暴我们。这使我们上医院去探望病人时，好象是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特别是去看望绝症患者，我们或者不正视现实，或者肆无忌弹地表现哀痛。这使我想起那个上腭被手术挖去，绝食而死的朋友，他给我写道“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去”。这也使我想起母亲的老师，全家十多口人，各自该做什么做什么，我母亲安安静静地为老师驱赶蝇虫，老师安安静静地赴死。相对于巴金，母亲的老师是何等幸福？

许多活着的人大谈死亡，其实健康人所谈的死亡根本就不是死亡，生与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的一位领导从前喜欢领着班子成员到公墓去开班子会议。一开始效果很好，坐在墓碑中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纯净了，争议没有了，分歧弥合了，问题解决了。可后来，我们领导不去公墓开班子会议了。他说，白扯，一上车往回来，卸下的问题就象你的宠物狗似的，又跟你跳上车回来了。活着的问题不能用死来抵挡。

我一个同事得肝癌死了。我认为他是个英雄。他平时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都可以训他一顿，可他对自己的病所表现出来的平静让我很敬佩。我们几个朋友请他喝了一顿他平时最喜欢喝的狗肉汤。是我亲手做的，一条整狗，这本是我最不肯干的，大家欺负我这时不能拒绝。他说，他也畏惧死亡。当夜深人静时，当他独自面对死亡时，恐惧使他发抖，哭泣。但当太阳升起时，他知道这一天他是活的，他要把这一天当活人过，所以他上班，他还是把他的疼痛当平时的胃疼，他还是与我们象平时那样开玩笑。他死了，我们全体上火葬厂去送他。

我的另一个同事得的是肺癌。他把诊断书挨个给我们看。一个同事说：“嗯，不错”。他生气了说：“不错？你想象一下，这上写的名不是我而是你，你什么感觉？”轮到我接过诊断书时，我就想象这上面的名子是我。感觉如同接到流放通知……。送他上火葬厂是在除夕的早晨。回来时快到中午了。大家就都急急忙忙回家了。可我又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说死者的夫人站在丧宴上哭哪，没人去。我这才想起还有丧宴这回事，又急急忙忙赶去赴宴，把家里的除夕宴准备工作扔在一边，心里不由愤道：“活着真麻烦。”

我们根本不给自己感觉、体验、了解、适应自己生命的机会，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由他们去决定如何处置。我们在体验生命上有许多方面已经不到位了，我们拥有的是七零八碎不完整的生命。现代人给自己生命交待的是许多理由，可这些应该使我们幸福的理由，是搪塞不了生命本身的。现代人的忧郁、焦虑、强迫、空虚、失落，不仅仅是不良情绪反映，而是真正的生命欠缺。可悲的是人们到死闭不上眼睛，终不知自己到底欠缺什么，正象一只生于动物园的鹰、老虎，狼，冥冥中感到一种召唤而到死也不知那召唤到底意味着什么。

(二十三)

动物园中的动物可以享受到现代文明成果，不愁食物，可免天敌之灾，可以尽享天年，也就是说它们有许多铁定的幸福理由。可是他们感受到幸福了吗？对人来说，人总是不断创造更多的“幸福”理由，可是，有了这么多幸福理由的人啊，你幸福吗？理由能一时性地欺骗意识的表层，可却不能长久地欺骗生命。正象道德可以抑制人一时而不能抵制人一世一样。

于是，现代人就长出许多现代“病”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原始态的生存是低级的、愚昧的，就象我们认为动物园中的动物生活质量高于野生动物一样。我们解决焦虑、紧张、空虚等心理症状的方法是去找“病因”，这个病因，在弗洛伊德，荣格等心理学家那往往是一件事情，把这个因解开了，病就好了，而没有想到这是我们生活方式造成的。动物园中的老虎，狮子现在不断出现问题，人们找各种各样的原因，缺钙，缺铁，缺锌，怎么治也不行，动物园里的猛兽在整体退化。如果把眼光放在全局上，问题的结症是不难看出的。

我生孩子时买了厚厚两本书，一本是日本人写的《育儿百科》，一本是美国人写的《育儿大全》，我称之为“东毒西邪”。我问同我一起生孩子的朋友：“你用哪本？”她拿了美国人写的，她说要科学育儿。于是，她按书上写的，每四个小时给孩子喂一次奶粉，这中间孩子怎么哭也不给喂奶，也不抱，说是为了养成孩子按顿、按量开餐的习惯。让孩子单床睡，是培养独立性，让孩子哭能增加肺呼吸量……。而我这本日本人写的书却让喂母乳，让一直抱着孩子，让孩子随时吃奶，要搂着孩子睡着，任孩子含着奶……，就和《动物世界》中的动物一样。孩子能吃饭时，我按书上说的，变着法的给孩子弄吃的，还把邻居发动起来，支持我的吃开发。朋友却象西方人一样，吃的简单，却给孩子按书上添加的是什么营养素、维生素丸，钙片……。

两个孩子长大了，我的孩子由里到外是东方的，她的孩子却没有象西方的孩子。如今，她的孩子，又得了肾病综合症。我很着急，找了那个能妙手回春的中医。可我这朋友却一味信奉西医，她说如今化验又没了加号，这就是好了。我说你用这么大量的激素维护着，而且又这样反复犯病，这怎么是好了呢？用西医救急，再用中医治本啊。可她不太以为然，觉得大不了是换个肾。我真佩服当今的人，拿摘个肾、换个肾当小事一桩。于是造害起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我很可怜这个孩子，可她母亲认为这孩子很幸福，因为她有充足的幸福理由。但我女儿能理解我的心情，她知道这个孩子的幸福理由与幸福毫不贴边。

说到这里就不能回避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精神疾病了。由于我们只是按逻辑找病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消极地跟在病患后面，表面看是治病，实质上是致病。

前些年，婆婆经常向儿女宣布：她有钱，老了上养老院，不用儿女养，养老院的生活最幸福了。说了几次后，我偷偷告诉她，以后不要这样说。我说，这孝性也象党性一样得经常培养教育，你老说不用儿女养，儿女头脑中的这个孝弦就松下来了。到时你老了要是不去养老院，儿女还接受不了哪。再说，养老院真的那么好？人老了，谁没个性，特性？凑在一起，萍水相逢的，谁容纳谁啊？闹矛盾，惹气生不是？就算交几个朋友，都是老年人，今天死一个，明天死一个的，这感情受折磨不是？老年人的最好养老处所是在家庭，有老有小的家庭中，天伦之乐才是人的晚年快乐。婆婆听了，再也不说上养老院了。

我一个当律师的朋友。是个开通，外向，爽朗的女人，谁想到了更年期却反应得很激烈。说哭就哭，哭个稀哩哗啦地。有时在庭上，审判长宣布开庭了，她说，等一下，出门到走廊上一顿哭，然后擦干脸再进去开庭。同事的妻子，也闹更年期，大白天把窗帘挡得严严的，一天天地坐在黑暗中生闷气。为了解救这些受难的妇女，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吃药，各种各样的药。出门旅游，，朋友聚会……。过了一阵子我问律师朋友：还哭吗？她说，不哭了。我很高兴，说，这下好了，她说，好什么好，我想跳楼。这使我想到邓颖超，她的更年期就很难过。以前说，妇女更年期反应是由于妇女心胸不开阔，阅历少。邓颖超那是经过长征的，在总理身边的，什么没见过？而且她的医疗条件也是最好的。所以，不是那么回事。

(二十四)

这两个让我们束手无策的更年期妇女的病症很快就不治而愈了。她们当了奶奶，每人抱上了一个大胖孙子！乐得合不拢嘴，病症一扫而光。

由于一再晚婚，到了五十还见不到孙辈的妇女大有人在，缺乏摆正人生阶段的坐标，有些妇女以服用雌性激素类药物来保持青春，延缓衰老。于是，我身边的五十岁妇女，有的找小自己六七岁的情人，有一个嫁给了三十多岁的男人，我一个二十八岁同事的岳母给他找个新岳父竟和他同岁……人们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这是自由、开放、进步，认为人们会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幸福。事情果真如此么？

社会生活中有些基本理性之所以长久不变因为被生活逻辑反复修正过的。试图冲破的力量总是以新、奇、特的面目出现，但会一再破湮没、被修正。这就是说，一次性的证实不能证实什么，历史要求反复证实。年轻时曾立誓到老了不做保守派，要作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行者。如今发现，保守是老年人的天职，是历史车轮不可少的刹车装置。在当今老年人也一再追求心理年轻的时代，肯老，愿老，充老是多么难得啊？

在原始部落中，所谓的老年人是更年期妇女，是首领。她们更年期的警觉，疑虑，固执是天赋的领导素质。当这一素质没有用武之地时，就表现为当今的更年期病症。如今的更年期妇女普遍接受吃药治疗，因为医生告诉她们这是病。可无论是我奶还是我母亲都告诉我这是人生错位造成的。人生如同植物是随同季节展开生长阶段的，人生阶段不可以用思想去走，而是要置身其中。身在其中，可以自明。这就是生命在思想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想不明白问题时，人要行动，做，可以带动思想。拒绝生长不可能得到自然逻辑的认可。

婆婆每天在家里唠唠叨叨，操心不止，但她绝对不说上养老院这话了。如果我办养老院，我必须同时办个幼儿园。就象我的家乡办个炼钢厂的同时又办个棉纺厂一样。钢厂全是男的，棉纺厂全是女的。养老院和幼儿园办在一起，对老人和孩子都有好处。看国外的养老院,老人坐在轮椅上,排一排,晒太阳,都是痴呆症，好人这么坐着也得变傻了，哪怕身边跑着一个孩子哪。在中国,没有这么多痴呆症。在家庭中的老人,在天伦之乐中的老人,在情感之中的老人,不那么容易得痴呆症，所以，最好的活法不是什么科学的活法，而是自然的活法。

小时候没因母亲而感到骄傲。因为父亲站在科学角度常年批判母亲。如今批判中医生的观点在我听来老掉牙就是因为早被我父亲用过了。我当时完全接受父亲的理论，认为母亲极为愚昧。那么多人动员她转为西医，那么好的工作，那么好的单位，那么好的前途，可她全放弃了，这不是糊涂至极？

我曾经为母亲感到过羞愧。在那个时代几乎不被人所见的如“”，“虐恋”一类事所造成的“伤害”，当事人不敢上医院，就会向我母亲求助。看着帮助他们的母亲，我认为母亲真是是非不清，爱憎不明，黑白不辩，糊涂到家了。母亲的角色让她在中国得以履行牧师的职责。我曾见过她给怀孕的姑娘用绷带缠肚子，为的是不显怀，好生些。在那个年代，名声等同于生命，姑娘名声毁了，人也就完了。母亲尽其可能地帮助她们。

母亲看上去还没有道德感。有一对不良少年，不仅早恋，还早孕，偷着把孩子生下来。他俩不仅遭到社会的唾弃，也被双方父母赶出家门，不认他们。他俩找了一个破棚子住下来，生活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可婴儿总闹病，两人没有钱只有哭。我母亲给孩子治病，分文不取，还给孩子弄些吃的、用的。母亲帮助他们，鼓励两人把日子过起来。当时我对母亲的作法给与批判，要知道周遭的人是怎样唾骂这对少年？记得有一年过年，这两人抱着孩子到我家来给母亲拜年，母亲是唯一接待他们的人。这两个人用了一年积攒下的钱给男人做了一件“的卡”上衣。衣服崭新，锃亮，硬挺挺的，看着很可笑。女的围着男的前后地抻，拉，嘴里急急地说：阿姨，你看，我们过好啦，你看，我们过好啦。男的直直地站着，向母亲展示他们的好生活。我肯定是撇嘴了，虽然今天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是酸的。母亲轻轻地抚着这件衣服说：多好啊，就这么过日子，这不就越过越好了吗？

可是，被我认为没有是非感的母亲 ，有一次我却看到她拒绝给一个病人治病。

另一个街道的居委会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她曾在公共厕所发现一个包裹，里面的新生儿已冻死。她就大喊大叫，挨家搜查，把一个躺在床上，一身血迹的姑娘拎出来，挂上牌子游街……。

有一天这个居委会主任到我母亲这求医，母亲说，你走吧，找别人给你看病吧。我给你看也看不好。这个居委会主任非问我母亲原因。母亲说：你不是女人吗？你没生过孩子吗？你怎忍心这样对待这个姑娘？她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她一声不吭地自己处理这个问题，她有多难？你不帮她，还这样对她，你还是人吗？

当年我虽然对母亲没有原则的做法很有意见，甚至认为这是母亲无知的表现。但我还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当我上中学时，同学们开始春情萌动了。我置身于这一动乱中，这眼光就有点象看母亲身边的病人了。有早恋的，大家就群起而攻之，其攻击方式之过分显示了与早恋者同一的心理状态，但他们不自知。早恋者是被孤立的，同学们与他们划清界线。记得一天早上进教室，看到有人把一些污辱早恋者的话写在黑板上，大家笑着，等着看早恋者的尴尬。我拿起黑板擦就去擦，上来几个同学拉住我，我们就这样拉扯着老师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