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和尚的抗日爱国事迹

　　
　　辛补堂　王学斌　高书文　访问整理
　　李隆海　禧炳　含礼　悟阐　口述

　　七七事变后，“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五台山的广大僧人，在中国共产党统战和宗教政策的感召下，也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当时，五台山背庙四十八座，黄庙二十一座，约有一千多名和尚、喇嘛和尼姑。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了五台山佛教救国会，领导全山爱国僧众，开展抗日工作。台麓寺二喇嘛依什彭错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参议员。金阁寺方丈含空（李相斌）为五台县参议员，青庙僧会会长然秀经我党批准为日军五台山维持会会长。我八区区长李彦、区委书记胡培模经常与知名高僧商讨抗日策略。李彦身着僧服，出入各寺庙，广泛联系。爱国僧人在八年抗战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积极支持抗日政权

　　五台山佛教救国会一成立，其主要成员首先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的号召，主动认购两千多银元的公债，为边区政府资助经费。五台山黄庙第二首领、台攏寺二喇嘛依什彭错，模范执行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政策，带头实行合理负担，对各庄佃户每年约减租十五万斤。显通寺所属三十多个村庄，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0年，由寺庙承担合理负担银元两万元和三万元（白洋）。这对全山寺庙影响很大，多数寺庙也积极执行合理负担政策，减租减息。

　　青庙僧会会长然秀一听说日军要杀人，不管认识与否，就指使五台山民警侯三，敲锣串庙集合僧众。全山知名和尚带领僧众，赶赴刑场，跪地叩头，请求饶命，有时还到皇城里日军红部哀求，营救了很多抗日军民。一九四一年秋初的一天，日军要杀我十二名地方干部和五十名送公粮农民。然秀会长会同各寺庙的含空，寂富，成范等带领全山僧众近千人，跪在刑场求情，终于全部得救。

　　清凉寺住持和尚灵众，主动向李彦区长借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寺內僧人学习讨论。他还对僧人经常宣讲杨五郎徒弟真宝率众抗拒金兵的故事，激发僧人的爱国热情。

　　日军侵占五台山后，专门带来菊池和尚，表面上讲什么保护佛教圣地，实际上却大肆窃掠五台山各寺庙的珍贵文物。如显通寺的御赐法器、金刚窟的佛牙、碧山寺的《华严经》字塔，镇海寺章嘉活佛的供器等珍贵文物，都被日军宪兵队私分。僧众奋起反抗，日军就将塔院寺宽文和尚押在十方堂东北侧用刺刀活活捅死，日军对佛教圣地的摧残和屠杀抗日军民的暴行，激起五台山各族僧人的抗日怒火。抗战初起，就有和尚与喇嘛然易、赵廉、悟金、掌静、怡寿、海如、赵玉泉、马福元、全西、白贵西、湛如、昌静、常增、白天才等四十多名青年僧人，离开寺院，参加革命，站在抗日的股前线，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据初步调查，现在我党干部队伍中的原五台山僧人有地级以上干部二十多人。

　　把武器献给八路军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救亡思想的感召下，我（李隆海）参加了五台山地区的抗日武装自卫队，开始只有十个人，后来发展到三十人。第二年，跟茹村地区义勇军的两个排合并成一个连，马天祥任连长，张清惠任指导员，我任中队长。当吋枪械不足，为了迅速壮大自卫队力量，决定动员镇海寺永乐院的喇嘛们资助枪枝、弹药。

　　镇海寺怎么会有兵器呢？原来，这儿有个“永乐院”’住着一个章嘉活佛。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国民政府委员、蒙旗宣化使，在北京设有公署，南京有办事处，五台山有行署。蒋介石还给章嘉活佛一个团的卫队，分布在南京、北京，内蒙和五台山等地。五台山镇海寺南侧永乐院，系章嘉活佛呼图克图所建，设有处长，副官、秘书、卫队长等办事人员；并在山西省政府內设有办公处。永乐院章嘉活佛的卫队，名为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由蒋介石供给枪枝弹药和军饷，实际只有卫兵二、三十人。

　　抗日战争爆发前，阎锡山派人接走章嘉活佛；留在镇海寺的有胆木奇、加忌、喜诺嘉错等四、五个喇嘛，还有卫队长李朝臣手下的二十多个士兵。士兵每人一枚枪，其余的枪枝弹药都被埋藏。

　　一九三八年，晋察冀边区政府派人到镇海寺，宣传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政策，号召各界人士爱国、爱家、爱佛教，为抗日救亡作贡献。这对团结镇海寺永乐院喇嘛和卫队人员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和连长马天祥、指导员张清惠，以参观为名进了镇海寺，经过摸底，卫队士兵没有军饷，生活困难，军心不振，都想回家。卫队长李朝臣有所觉醒，愿意站到抗日方面，并说章嘉活佛临走前把多余的枪都埋了，估计稳布喇嘛（稳布是职称，是分管接待施主的喇嘛）知道在哪里。他当时先借给我们十枝枪三十套军衣。之后，我们做稳布喇嘛等的思想工作。稳布喇嘛的抗日爱国热忱也很高，陈喇嘛、长胡喇嘛等主动提出：“你们抗日，自卫保国，也就保卫了五台山佛教圣地。永乐院藏的枪枝弹药，应该武装自卫队，打击日本侵略军！”蒙族喇嘛们指点自卫队员们从两处密室洞里取出步枪一百六十枝，马枪三十枝、冲锋枪八枝；手提式四枝，迫击炮一门，轻机枪一挺，二把盒子一百枝，还有其他各种手枪六十多枝。我们把枪械搬到万缘庵，并通知了赵尔陆政委。第二天使由派米的骑兵连把枪运走了。（李隆海口述）

　　显通寺和尚也向抗日政府献出手榴弹五百余颗，子弹一万二千多发。还有残缺不全的各种枪一百多枝。这批武器的来历是九一八事变后，国军一个团退到繁峙县砂河镇小南川一　带解散了，他们把武器弹药都埋了。时隔不久，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侯照星，不甘心做亡国奴，收罗了一千多人，利用这些枪枝，组成“人民救国军”。一九三七年二月，侯照星把队伍开到五台山，驻在显通寺、铜瓦殿和园照寺。后来这支队伍走了，临行留下一批残枪和弹药。显通寺管家和尚禧福按照僧会会长然秀的指示，将枪枝全部搬到无量殿楼顶部。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日军第二次进犯五台山，沿途修筑碉堡，在显通寺、塔院寺、罗喉寺驻扎了三百多名日军，还在县城里修成基地，周围山头设了炮楼，并组建维持会，选择僧会会长然秀当了维持会会长。然秀便利用维持会会长的合法身份，开展抗日工作，主动与日本和尚高元，酒井、菊池表面上搞好关系，以便掩护。

　　原台怀镇联合小学教师李进宝被撤职后很不服气，威胁然秀：“你们显通寺还放着枪哩！”然秀马上通知当家和尚成范：“赶快把无量殿的枪弹挪动一下，绝对保密。”禧福经过考虑，叫我（禧炳）办好此事。

　　我接受任务后，联络怡桓。悟圆，于一九四0年春末的一天，先在西禅房里挖好能藏枪枝、弹药的地窖及出入通道。第二天夜深入静时，我们乘日军哨兵绕过无量殿吋，溜进殿内把子弹运到西禅房。第三天晚上，又把所有残枪从殿东头挪到西墙拆开口的储藏暗洞里。事后，经僧会会长然秀与李彦（八区区长、伪装善面和尚）等周密安排，分別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和一九四三年二月由区武委会安然运出五台山。

　　我们把显通寺弹药，枪械交给抗日、政府后，汉奸梁狗元讹诈了寺里三百块白洋。郭千川接受了两块由南方僧人赠送的绣花椅垫子，很不满意，就勾结大汉好王笃（密谍）派伪村长张二找寺里的麻顶。

　　王笃有一天还带着几个人来到显通寺，强进无量殿，要找武器，但只查出一盒军大衣扣子。当家和尚谎称“这是民国十五年奉军过来时丢下的东西”。王笃迫问不休，管家和尚只得拿出五百块白洋送礼。王笃拿了钱，还威胁说：“反正走了和尚走不了寺，必须把给八路军送枪的人交出来……”

　　我见王笃下定决心和显通寺作对，便和当家和尚成范商量对策。此时晋察冀边区政府要从五台山僧人中选一名代表出席会议，成范便派我參加。我到边区见到赵之仁（原益寿寺和尚）等党政领导，反映了五台山敌情，僧情和处境等，他们让我尽快离开五台山。不久我即以游方僧周游到口外（内蒙古一带）。后来得知，我走后，王笃就把五台山和尚“通匪”之事向日军红部报告了。日军立即将显通寺当家和尚扣押，又把菩萨顶、园照寺，塔院寺、罗眠寺等各寺庙当家、管家和尚梁铁柱、宽肖，王生盖、成宣等十二人，都押到皇城里日军红部受审。

　　皇城里日军吉川曹长、春山翻译负责审汛。首先受审的是菩萨顶管家梁铁柱，他说不来，被敌人毒打了一顿。第二个受审的是显通寺成宣，因吉川酋长、春山翻译在显通寺住过多时，对成宣很熟悉，见面便问。显通寺藏着八路军的枪吗？有共产党的干部吗？八路给每个僧人发三块白洋，有没有？成宣沉思片刻后不慌不忙地回答：“第一件事没有。八路十人一枝枪，九人耍棍子，哪有藏枪不用的道理呢？”这一辩解，使翻译和曹长哑口无言。成宣又说：“太君居住显通寺多吋，是深知僧人的，究竟谁是混进的共产党干部，我不知道。太君要知道就把他抓来好了，我出家人哪管这事？”又把翻译、曹长说得无言可追。成宣又接着说：“我们出家人每人领三块白洋是实。寺里有个老规矩，以往每年每人发给四块钱，二斤棉花，一个土布，今年穷了发三块钱。”翻译和曹长感到成宣和尚说得有理有据，便和善地说：“你的开路开路！”随之也放了其他在押的和尚。

　　此事就如此搪塞过去，完全是成宣和尚顶住的。那时，日本人容易对付，对付汉奸就难了。显通寺因枪弹之事，先后给汉奸们送过白洋五千多块。后来王笃一伙，一次又要走整整两千块。

　　（禧炳口述）

　　配合八路军打击敌人

　　佛教救国会成立后，按照牺盟会的指示，将五台山青、黄两庙十八至三十五岁的四百多青年僧人组织起来，分批轮流参加了牺盟会举办的抗日救亡集训班。占三分之一的青年僧人经过集训，树立了爱国保庙的思想，积极站岗放哨，有的还加入自卫队、武工队、区小队等抗日组织。

　　我（悟阐）那时是显通寺的照客（后接任了知客），二十四岁，同禧炳和尚（二十二岁）都一批参加集训后，成了佛教救国会的骨干。禧炳担任了“佛救会”青年团长，带领显通寺五十多名青年僧人和各寺庙青年僧人，在五台山地区站岗放哨，并进行军事操练。“佛救会”安排我在台怀镇紫夫庙牺盟会秘书段奇瑞的办公室，刻印抗日救国的宣传材料和歌曲等。我干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刻写和印发出八十多件宣传品。回想往事，我都历历在目，尤其难忘的是配合八路军进行的一次战斗。

　　一九三八年农历八月十六，五台山佛救会接到日军向五台山地区进犯的情报。当即派僧人自卫队分队长慈荫带领一百余名僧人队员，配合八路军马士林率领的二百余名战士，还有洪涛带领的一百余名农民自卫队员，事先埋伏在金岗岭、蛇沟梁一带。当日军进入瓦厂沟以后，八路军、僧人和农民自卫队共同配合，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掀动巨石，滚向敌群，还用步枪，手榴弹向敌投射。敌军在沟底，只好利用地形躲避。天快黑了，日军调来两架飞机助战，在我阵地上空乱扔炸弹。由于敌机的袭击，我们便主动撤退。敌军被石头打死一人。

　　是年农历八月十七拂晓，日军派飞机在五台山上空飞来飞去，扔了几颗炸弹。上午，日军从横门岩、金岗寺分两路进入台怀镇杨林街，以及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等各寺庙。日军到处搜查，在显通寺当家和尚然宇的住处，搜出“五台山佛教救国会”印章后，便把他捆起来审问，在梵仙山庙里抓住抗日工作人员五名（都是四川、湖南人），搁在显迎寸松树上，准备杀害。在这紧张关头，僧甘（僧会公长）然秀一指点，我们便到罗暇寺去请喇嘛杨金巴。他到菩萨顶禅堂院叫上会蒙语和日语的喇嘛席增阁，由席增阁喇嘛到显通寺见了日军翻译官。这时全寺和尚二百四十多人跪在寺院念经求佛保佑。席增阁喇嘛用日语向日军队长说：　“寺院和尚本是信佛教徒，与日本佛教徒一样，只念阿弥陀佛，不参预政事。佛教救国会印章是八路军送来的，同当家和尚然宇及寺院僧人无关，不应治罪…，”席增阁喇嘛又说：“从梵仙山寺庙抓来的外籍人，都是来五台山朝仙拜佛的，只因兵荒马乱无法回去。他们不是八路干部，也不该问斩。……，”最后，席增阁喇嘛向日军讲了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历史，寺院修缮之处不可杀生害命，以及佛爷可保日军太平无事，躲灾免难等教理，日军队长被说服，当下释放了然宇和五名抗日工作人员。

　　（悟阐口述）

　　豁命保护抗日干部

　　我的法名叫含礼，俗名是白贵金，祖籍五台县白家庄。一九二四年，我二十岁，因体弱多病，在尊胜寺剃发为僧。

　　一九三七年五月，我被安为知客，直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因为我是知客，敌人进庙我要支应，共产党入寺我要接待。我知道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是拯救受苦受难的人们的，这和我们佛教的教义是一致的。凡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人来我寺庙，我都热情接待，如遇险境，总要舍身保护。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年里，我保护过三十多位革命干部，其中记得名字的有刘沛、金明、韩倬，郑印皇、虎来远、刘隆义、王洪税、韩贵虎，陈宏山，李茂财、武云杰、张志功、范庆、安贵槐、白云飞、胡清华等。

　　一九四一年春的一天早上，五区干部王洪税跑进尊胜寺来。他向我说：“汉奸王吉告了密，警备队在龙王堂抓我，我从厕所墙上跳出跑来……”。我问：“你来这儿他们发现了没有？”他答：“没有！”听他说没被敌人发现，我便安顿他吃早饭。饭还没吃完，寺外传来了枪声。他放下碗筷，提枪便走，我随后紧跟护送。走出山门，发现南坡上下来四个日本兵，一个日本兵向我们喊了一声，王洪税旋即转身向寺內跑去。我心里着急，但又不敢快走，便故作镇静地放慢脚步，一拐过墙角，避过日本兵的视线，便飞也似地跑到王洪税身前，把枪夺过来，用力插在玉茭杆捆子里，然后又把王洪税带到念佛堂，让他钻在佛座背后的密洞里。

　　我把王洪税藏好后出来，站在佛堂门口暗暗思索：王洪税手持大枪，在门口已经被敌人发现，敌人进来一定要向我要人，我该如何交代？忽抬头看到了炭房院的大门，急中生智，箭步跑到炭房院的东房檐下，伸手扳下房掂上的三、四片瓦。这才信步朝山门走去。没等我走至山门，四个日本兵早巳间进庙里，恶狠狠地问我：“八路的，几个？”“一个。”“手里靠的什么？”我指着他们手里的枪说：“这个。”“跑到那里去了？”我忙把他们引到炭房院门口，以肯定的口气说。“从这里进去了。”他们一齐冲进炭房院，我也跟着进去。日本兵乱打了几枪，然后一齐圈在东房檐下，仔细观察碎瓦片的茬口。一个脸色蜡黄的日本兵，双眉紧蹙，陷入沉思。我的心不禁眺了起来，生怕这个日本兵看出破绽。过了一会儿。一个日本兵踩着另一个日本兵的肩膀爬上房顶。那个上了房的日本兵，从后房顶翻过来说：“就是从这儿走了的。”他们迅速跑出寺外，在野地里搜索了一阵子，结果一无所获。

　　日军走后，我到念佛堂告诉王洪税说：“放心吧，日本人走了。但你还得待一会儿，防备日军杀回马枪。”下午，王洪税平安地离开尊胜寺。

　　一九四二年秋天，五台县财政科科长金明，身背扫帚，化装成卖扫帚的庄户人，从二区南沟衬来到尊胜寺，以看望他出家的叔伯哥哥金如为名，来这里开展工作。他住了一两天就得了伤寒，卧床不起。我们就把他女人从二区叫来，住在寺院下边的黄老五（寺里佃户）家里。因庙规甚严，金明的女人不得不离开，服侍金明的担子就落在我和仁义身上，做饭，煮药，端屎送尿，天天如此。这些我都不在乎，我最担心的是金明的安全问题。寺庙虽是一片净土，但在战乱年间，寺庙并不平静，日军、汉奸经常进进出出，侦察，搜捕共产党干部。为了保证金明的安全，我采取伪装的办法，在金明被子上盖上僧衣，床头下放着和尚鞋和夜壶，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迷惑了敌人。金明同志在我寺养病半个月，一直平安无事，痊愈后才返回工作岗位。

　　一九四0年秋，小区干部郑印皇、郑希贤走进尊胜寺，我们寒暄了几句，一齐到厨房里准备做饭。我们刚进去不久，突然进来一伙日军，顿时空气紧张起来。郑希贤吓得无所适从呆在那心郑印皇急忙坐下来拉风匣。我从日军的举止言谈中看出，他们这次进寺，并非有目的抓人。尤其郑印皇、郑希贤同志的身份没有暴露，危险不大。想到这里，我胆壮了许多，但是，我又想，千万不能让郑印皇、郑希贤二人在日水兵面前多逗留，万一露出马脚，岂不自找祸殃。在这矛盾交叉、情况错综的情况下，我忽然心生一计，来个金蝉脱壳吧。我对郑印皇说：“灶火不旺了，快到沟里背柴！”又顺手递给他一根绳子，把他打发走了。我又拿了个箩头，递给郑希贤，叫他到窖里取山药做菜。郑希贤接过箩头也逃脱了险地。

　　（含礼口述）

　　克敌制胜的好参谋

　　五台山金阁寺有位名叫含空的方丈（传戒名叫中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任五台县参议员。由于他有一颗热爱抗日军民的菩萨之心，保卫了很多革命干部和老百姓，被人们赞为“得道和尚”，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至今在五台人民中流传极广。

　　一九三九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我八路军一支队伍在神保山上埋伏了一夜，准备袭击第二次进犯五台山的日军，却扑了空。此事被含空和尚推测到了。他吩咐和尚们赶快烧水做饭，准备迎接客人。僧人们刚把饭做熱，忽然进来一伙穿黄军衣的部队，含空和尚巳在门口迎接，他拉住赵连长的手说：“你们辛苦了，冻了一夜！快把部队带进来吃饭，暖暖身子……”赵连长感动地问：“你怎知道我们要来？”含空答：“日军进犯五台山，霸占佛教圣地，我军必派部队来袭击啊！”

　　一九三九年秋末的一天早晨，我八路军侦察员郅三元等四名同志，不幸被住在金阁寺的日军捉住，捆绑在千手观音菩萨大殿前的明柱上。郅三元等见到含空便说：“法师，快救命哪！”含空说：“不要怕，慢慢来！”他很快到方丈院，进了日军队长住的佛堂，上香磕头，趴在佛堂前一直不起来。日军队长见含空不同往常，便问：“你的！怎么不起来！”他说：“我求佛爷救救人，太君带来四个良民，捆在大殿前。”日军队长追问：“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八路！”含空说：“那姓郅的是郅新楼的孙子，在寺庙写过帐，其他几个人在我庙院做过工，都是良民，太君不可杀生害命，你多做好事，佛爷一定保你家中老小都好。”含空祈求，开导了日军队长。日军队长马上带着笑脸说：“你的快快起来，我的很快地办。”说完就让金翻译把抓来的四个人释放了。

　　一九四0年春，住在金阁寺院里的日军，将临近水草滩、南庄子，日照寺村老百姓的三十多头牛、一百多只羊赶回寺庙里，要宰杀吃肉。这些村的百姓们纷纷来到寺庙求含空和尚想办法。含空便吩咐把寺庙养的十头牛、二十只羊，送给日军，又找到日军队长说情。经过这样周旋，日军队长只得把老百姓的牛、羊全部发放。

　　一九四四年四月一天夜里。大雨倾盆，八区武委会干部朱录宏同志，带领十余名民兵想在金阁寺住宿。含空和尚果断地说：“不行！今夜雨大，绝不能在此停留！”朱录宏带领民兵冒雨离开寺庙。第二天一早，日军大队人马赶来，在寺庙翻天覆地进行搜查，结果，扑了一空。原来，朱录宏带领的这支民兵已引起日军的注意，并对含空产生怀疑，含空已有所警惕。

　　一九四四年秋，五台山一百多名日军护送一批驮着东西的骡马向五台城进发。路过金阁寺时，日军队长问含空：“你的说，八路的有没有？八路的有，大大的有！”原来含空和尚早通知了日照寺民兵队长张丙银，带领民兵设防埋伏，进行狙击。当日军进入伏击区时，手榴弹，步枪一齐打向敌群，打伤了几个日军。与此同时，含空和尚把敌人的动向报告给八路军四团侦察员王五，认为日军可能要撤退。我方部队披此情报，组织兵力向驻五台山日军进行多次围攻和袭击，一连打了几个胜仗，消灭了二十多个日伪军。军民纷纷称颂含空和尚是克敌制胜的好参谋！

　　含空和尚崇高的爱国精神，受到边区政府和当地人民的尊敬。当他一九四六年逝世后，抗日民主政府给了二百斤小米的安葬补助，赠送了挽帐，评价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