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中，具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各民族人民众志成城、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抗日救国大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丰碑。

　　一

　　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来，中日矛盾便成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了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中国各族人民迅即行动起来，掀起了支前抗战的热潮。“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这是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口号，也是他们的一致行动。处于抗战最前线的沦陷区各族人民将骨肉子女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游击队中，而且倾力承担了保护、养育各抗日武装的重任。大后方的各族人民则踊跃购买救国公债、献金献粮、捐款捐物，无私地支援了抗日前线。新疆各族人民把家传家用的挂毯、绸缎、衣物及牛羊、毛驴等都送到献金台。阿克苏一位维吾尔族妇女将其丈夫生前遗留的白银元宝27个全部捐献。有一个维吾尔族孤儿，把院方发给的一套棉衣包捆得整整齐齐，捐献给前方战士。新疆各地献金购机活动，更是成绩显赫，令人感叹。据新疆抗敌后援会统计，从1937年9月到次年9月，全疆各地共捐款折合大洋60万元，用此购得国防飞机10架，命名为“新疆号”，送往抗日前线，参加了武汉保卫战。1943年，新疆再次开展一县一机运动，一年之内共献机144架，比原订计划的64架超过一倍多。据新疆反帝总会1940年的统计，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款折合现大洋322万余元。又据国民党新疆省执行委员会1943年1月至1945年3月的工作报告，在这期间共募得国币6600多万元。此外，他们还积极为延安捐衣捐物，仅1937年新疆边务处就派人护送一批有8万件皮衣、1万件马鞍和800斤西药等共80多辆汽车的物资到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亲自接见了护送人员。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也发起开展献金购机运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以购买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支援抗战前线。甘肃省拉卜楞藏区人民的事迹更为突出，他们捐献的财物，竟可购买30架飞机，受到国民政府特令嘉奖，颁给“输财卫国”匾额一方。此匾至今尚存于拉卜楞寺中。

　　保障国际运输线，抢修国防工程，是大后方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又—群众性运动。抗战期间，新疆有1条空中航线、1条陆路运输线、1条驿运路线，通过这3条国际运输线运送了大批军用物资和医药器材等。据苏联方面统计，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苏联提供给中国的军用物资达6000多吨，其中有飞机985架、坦克82辆、大炮1300多门、汽车1550多辆、机枪1万4千多挺、子弹1640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万2千多颗。这些物资基本上都是从新疆国际交通线上通过的。1939年后，粤汉铁路、滇越铁路先后被日军切断，为了开辟一条新的国际运输线，20万云南各族劳工硬是靠两只手，开山辟石，架桥筑路，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建成了有536座桥梁、3292孔涵洞，横跨无数高山峻岭、激流险滩，长达95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有2000多名劳工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负伤致残者则达上万人。随后，国民政府又决定修筑川滇西公路，与滇缅公路相联接。于是，沿途各族群众男女老少齐动员加入了筑路大军。在西祥公路段施工中，“罗罗民族（既彝族）亦均齐来赶工”，几乎占民工总数的一半。彝族土司爱国青年岭光电亲自率领近2000名彝工赶来参加筑路。1941年7月，这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川滇西公路初步通车，将四川与云南，以至与缅甸联接起来。从此，浸透有各民族人民血和汗的川滇缅公路起到了国际大动脉的巨大作用。1939年到1942年的3年间，通过这条公路从国外抢运回国的物资中仅汽车就达1万3千辆。1942年5月，川滇缅公路也被日军切断，云南、四川的对外进出口陆路通道，只剩下云南、四川经西藏入印度的传统马帮运输线一条。这时，由藏族同胞组成的马帮起了他人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他们从云南、四川等地把国产货物运进西藏，途中多次更换藏区所产高原马匹，历尽艰辛，再转运到印度境内，然后又从当地载上国内所需物资返回。在八年抗战期间，这条运输线从未中断过。仅邦达家族马帮在抗战期间运送的各类物资其价值即达1亿5千万美元。在关内重要城镇和沿海港口大多都沦陷的情况下，这些国际陆路运输线，弥补了空运运力的不足，保证了国际战略物资的运送，加强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相互联系。在抗战期间，国防工程任务十分繁重，仅四川省境内修筑机场即达33处，其中多数又建于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为此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1940年起修建秀山机场，仅开工时即征调民工1万1千多人，最多时达3万人，其中多数民工为土家族和苗族等各族同胞。在修建康定银官寨、甘孜、理塘3处机场时，所征用民工则主要是当地的藏族同胞。这些地方交通不便，劳动工具落后，施工条件恶劣，建筑所需土石方，全靠肩扛背运，各族民工含辛茹苦、排除万难，用血汗和生命保证了施工任务的完成。

　　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也积极行动起来，将爱国家、爱民族、爱宗教结合起来，用其独特的方式，为抗战胜利献了心、出了力。四川松潘各藏区土司联名具呈国民政府，表示愿率兵马奔赴前线杀敌，并“积极扩充骑兵，加紧训练，听候调遣”。川康藏区57寺僧伽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9日举行月会时，虔诚至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热振活佛、喜饶嘉措大师等宗教领袖也表示拥护抗日。他们或发表文告、聚众演讲、号召抗日，或诵经读典、为国祈祷。热振活佛率西藏僧俗群众举行3次大规摸祈祷大会，著名的拉萨三大寺僧人自“七·七事变”起一年有余，为国家胜利而祈祷，昼夜恒未间断。1938年10月，九世班禅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医药费3万元，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他还几次捐献战马数百匹。回族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抗日外交宣传活动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1937年12月到1940年末，先后有达浦生教长、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艾沙和马赋良两人小组、西北回胞朝觐团、留埃及学生朝觐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等六批人员出访中东、东南亚穆斯林国家和地区。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访问了8个中东和南亚穆斯林国家，行程近5万公里，拜见各国政要和名流，接触11个重要党派团体，发表公开演讲43次，参加清真寺聚礼及演讲16次，散发、发表大量抗日小册子和文章，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

　　抗日战争中，沦陷区的各族人民，纷纷组织抗日游击队，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大量歼灭日伪军，开辟广阔的敌后解放区、游击区战场,使日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九·一八事变”后,富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东北各族人民,奋起高举抗日救国的义旗。朝鲜族人民一马当先，先后组织了以本民族为主体、受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磐石、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珠河、密山、汤原、饶河等抗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历尽艰辛，几经挫折，由最初的十几人、几十人逐渐发展成为有上百人、几百人的武装队伍。其间，中国共产党先后派遣杨靖宇（回族）、周保中(白族)、杨林(朝鲜族)等党员干部到游击队担任主要领导或指导工作，并大量吸收汉、满等各民族爱国青年加入了游击队。1936年1月后，这些游击队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六、七各军。抗日联军各军中，有大批朝鲜、满、蒙古、回、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锡伯、赫哲、白等少数民族指战员。连人口仅一两千人的鄂伦春族,人口不足一千人的赫哲族，也有人参加了抗联。少数民族指战员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用血肉之躯同日寇展开殊死的搏斗，数以万计的将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延边抗日烈士就达2841名，其中朝鲜族占90以上，朝鲜族抗日女烈士就有338名，而且大多数为党团员。　　

　　1936年2月，内蒙古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的官兵1100多人在乌兰夫、云继先（二人均为蒙古族）等领导和傅作义的帮助下，脱离决计投靠日寇的德王，举行起义，打响了蒙古族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起义部队几经挫折，于1938年5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驻防伊盟，对于阻击日军南下，长期坚持鄂尔多斯高原抗日斗争起了巨大作用。“七·七事变”后，高凤英（蒙古族）与杨植霖创建抗日游击队，活动在大青山南麓一带，后与八路军一二○师李井泉支队会合编成绥察支队，许多蒙、汉农牧民青年，自带马匹鞍具前来参加。根据新的斗争需要，1940年夏单独成立以蒙古族为主的抗日游击队，高凤英担任队长。游击队轻骑善射，节节胜利，至1941年春与其它抗日部队密切配合，开辟了拥有30多个区、50多万人口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他们不断粉碎敌人的疯狂扫荡，牵制大量敌人兵力，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帮助下，广布于大江南北的回族同胞组成了数十支回民支队、回民骑兵团等抗日武装。其中以冀中、渤海两支回民支队最为突出。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纵横驰骋、转战南北，其足迹踏遍辽阔的冀中平原，并转战于冀鲁、冀鲁豫边区，战功卓著，威震敌胆。据不完全统计，8年抗战中回民支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870余次，歼敌约3.67万人，攻克敌人据点、堡垒、兵营，破坏敌人桥梁、铁路等数百处，创造辉煌的战绩，被冀中军区称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被毛泽东赞誉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成为各族人民坚持抗战的一面英雄旗帜。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我国中南、华南、西南不少地区相继沦陷，居住在这里的土家、苗、瑶、黎、壮、白、京、布依、水、佤、傣、傈僳、景颇、哈尼、彝、拉祜、阿昌等各族人民义无返顾地集合在民族解放的大旗下，纷纷组织武装队伍，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广西融县抗日挺进队，由1944年12月上旬初建时的30多人，到次年4月底已发展到拥有500多支枪、800多名队员的多民族武装队伍，其中壮、苗、侗、回等少数民族和归国华侨约占半数，有的壮、苗族共产党员已成为挺进队的指挥员或骨干。仅在当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他们就截获或击沉敌木船23条，歼灭日伪军约400人。各民族人民及其抗日武装，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捍卫了祖国主权，维护了民族尊严，保卫了自己的家乡，仅云南腾冲一县在游击战中卫国捐躯者就达2780多人。

　　另外，在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中也有许多少数民族同志担负了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如八路军一二○师政委关向应（满族）、独二旅代旅长廖汉生（土家族）、三五八旅政委冼恒汉（壮族）、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旅长韦杰（壮族）、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满族)、冀鲁边区副司令员杨靖远（满族）、新四军第二副军长罗炳辉(彝族)、一师师长兼政委粟裕(侗族)、三师独立旅旅长覃健(壮族)、四师副师长韦国清(壮族)、铁道游击队政委张鸿仪（回族）、伊盟蒙汉支队三大队教导员天宝（藏族）、豫皖苏军区司令部二电台台长杨东生（藏族）等。

　　三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调集大量兵力，形成正面战场的防御体系，阻击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部分国民党东北军官兵毅然自行组织抗日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节节抵抗，阻击日军，给侵华日军以重大杀伤。他们之中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官兵。如邓铁梅(满族)在辽宁凤城组建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中满族人占有一定比重。队长中的王希臣、关世芬，炮兵负责人王哲普等都是满族人，骑兵第五旅旅部40人中有30人是满族，有的连、排、班里满族官兵竟占70。邓部转战出没于满族聚居的凤城、宽甸、岫岩、庄河一带，不断寻机作战，取得了不少战绩。1934年，邓铁梅不幸被日寇逮捕并杀害。中共中央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称誉邓铁梅等人为“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国民党军队中有不少高、中级回族将领，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白崇禧、第十七集团军正、副司令马鸿逵和马鸿宾、第四十集团军正、副司令马步芳和马步青等，他们分别率领所部参加了抗战。1939年秋，马彪为师长，由回、撒拉、东乡、保安、藏、汉各族8000余名将士组成的暂编骑兵第一师奉命围攻河南淮阳，与日军展开血战，歼灭日军1000多人，生俘数十人，马秉忠旅长（回族）与2000多名将士为国捐躯。不久，该师在一次战斗中又打死敌骑兵500多人。八年抗战中骑一师官兵转战千里，血洒疆场，伤亡近万人，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四三三旅，自少将旅长佟毅（满族）以下，有满、蒙古等少数民族将校尉官近40人。淞沪抗战时，该旅恰在中央军西撤之际，奉命推进至浙江泗安。敌军以陆空军绝对优势兵力连续发动强大攻势。佟部与敌军浴血奋战，付出重大牺牲，给敌以巨大杀伤。当年11月下旬，佟因“应战沉着、指挥有方”，被擢升为一四五师师长。在冬季攻势中，佟亲率六个步兵团、一个炮团与敌血战，再次给敌以重创。因他指挥得力，处置果断，善化险为夷，有“福将”之称，随后升任为五十军中将军长、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国民党空军中的少数民族飞行员，也为保卫祖国的蓝天进行了不屈的斗争。1938年初，日机不断飞侵南宁上空，空军四大队中尉飞行员扎西（藏族）等人驾机9架升空迎敌，将入侵敌机10余架全部逐出南宁上空。空军二大队少校队长邵瑞麟（满族），多次驾机领队出征，深入敌后，以至飞越日本本土执行飞行作战任务。他还单机深入敌纵深地区，完成侦察拍照、散发传单的任务，成为传颂一时的“孤胆英雄”。1942年1月，邵临时接任第二大队副指挥，率领全大队9架飞机，轰炸日军重要军用机场——嘉林机场，炸毁十几架日军轰炸机，完成轰炸任务准备返航时，邵的飞机不幸被日军高射炮击中，飞机凌空爆炸，邵瑞麟光荣殉国。

　　抗战爆发后，云南省政府主席、滇军统帅龙云（彝族）奉命组编滇军六十军。该军中上自军长卢汉(彝族)、师长张冲(彝族)、旅长王炳璋(白族)、马继武（回族），下至普通士兵，有许多少数民族爱国将士。1938年4月，六十军奉命开进台儿庄战场。张冲所率一八四师3000多名官兵火速赶到禹王山时，敌矶谷师团一个敢死队已冲上山顶。张冲下令王炳璋旅不惜重大牺牲务必把禹王山夺回来。王率部拚死猛攻，经反复拉锯，付出约两个营的代价，终于把敌人杀下山去。战斗中，王炳璋胸部被敌弹射中，鲜血直流，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完成任务。随后，我军坚守阵地，寸土不让，几乎每天每夜都有激烈的战斗。在前后27天的喋血恶战中，日军被我六十军官兵杀得伤亡累累，付出惨重代价，始终没能攻克禹王山阵地。当时，日本报纸惊呼：“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

　　陆军第二十八军独立第二营，由湖南龙山县地方武装改编而成，全营官兵几乎是清一色的土家族、苗族子弟。抗战爆发后，该营先后参加上海抗战，后参加昆仑关战役、滇西抗战等。八年抗战，二营转战各地，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全营官兵600多人，最后除一人因伤离队幸存外，其余全部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