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选摘）

教育其实很简单：一腔真爱，一份宽容，如此而已。

——李希贵

　　第一章　乡村中学

　　回想走过的路,我至今难以忘怀高密四中。位于山东高密双羊镇的那所乡村中学，是我教育生涯的第一个驿站。在这里，我从一个语文教师干起，开始了对教育的实践感悟，奠定了我教育理想的底色，我越来越清楚的是，教育的本质是解放人—包括人的智力和心灵、思维和情感，而不是束缚人、压抑人、限制人。

　　教育，从平等开始

　　教师完全可以道歉

　　1980年12月，大学毕业的第二天，我来到了坐落在潍河东岸双双羊镇的山东省高密县第四中学，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这是一所只有9个教学班的农村高级中学，招收的学生大多是农民子弟，学校在当地以吃苦耐劳声名远扬，“严格、严肃、严谨”的“三严”精神，是学校引以自豪的传统。

　　报到的时候，正是县里召开高考表彰会议的前夕，四中被指名在会上介绍经验，典型材料还没有写好。校领导一见来了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二话没说，就把写材料的任务压给了我。这下可难坏了我，不用说总结高考经验，就是让我谈谈教学常规也不见得在行，再加上人生地疏，对情况不熟悉，这经验可怎么总结？可能当时的脸色难看，领导一个劲地安慰我说，不要紧，材料的框架县里都给定好了，就是3大块：管理要严格、教育要严肃、教学要严谨。只要把握这个大路子，就没什么大问题。没有退路，我只好把能够搜罗到的关于中的文字材料，搬到我的宿舍，然后仔仔细细地阅读、体会。拼了几天，香蕉是完成了任务。

　　到县里送材料交差很顺利。据说原因就是“思路对头”，“三严”精神把握很到位。后来才知道，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我教育的过程。我是这所学校恢复高考后分配来的第一位大学生，怕我吃不透校情，思想不到位。写总结材料，既让我了解了学校，同时也大概地了解一下我的情况，起码是文字方面的水平。

　　这个过程，事实上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育是什么？教师应该怎样做？教学又是怎么回事？从那几天的深入阅读中，我得出了第一印象，而这“第一印象”一直作为我教学的底色，深深地影响了我好多年。

　　可见，教育无痕，有效的教育是把教育目的隐藏起来的教育，是不动声色的教育。

　　我开始为自己找一些“道具”，做一些伪装，力图把自己装扮得“厉害”一些。因为，好多迹象告诉我，在这样一个校园里，厉害，其实就是优秀的代名词。

　　于是，在教室里，学生宿舍里，运动场上，甚至学生食堂里时刻保持着厉害的模样，严肃、冷峻、不苟言笑。

　　可是，时间长了，我渐渐发现同学们并不买账。

　　一个星期天傍晚，上晚自习了，可班里的团支书和另外几个女同学没来上课。团支书是我心目中的好学生，各个方面在班内都堪称楷模，今天竟然也旷课了，是不是叫老师们给宠坏了?我很有些生气，蹲在教室门前，想来个守株待兔。果然，不一会儿，几个女同学急匆匆地从校门口跑过来。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阵急风暴雨，她们几个包括团支书都站在教室门前哭了。

　　下晚自习了，团支书和一位女生走进我办公室。她们两个的眼睛还有些红肿，站在办公桌对面，显得特别镇静。原来，她们是为了送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到医院急诊才迟到的。当她们把病号安顿好，住上院，满心快慰地赶回学校时，满以为能得到老师的肯定，没想到老师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

　　我一下子懵了。面对两位可爱的学生，我好长时间无言以对。她们两个也把头埋在胸前，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恰当的语言，最后，只好鼓起勇气说：“看来还是老师错了，真是对不起你们了……”

　　她们像是被蜇了一样，不知所措，想说些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最后，团支书说了一句叫我印象深刻的话：“老师，您可不能说对不起；怎么说，错误也是我们当学生的。”

　　真奇怪，她们越是这样，我反而越是内疚。我把她们让到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向她们认真地检讨起来，一直到她们那惊奇的眼睛变得兴奋，并且，像同行一样和我交流起来。

　　和学生平等地坐下交流，才知道她们并不是小孩子。其实，她们有好多想法，甚至不乏真知灼见。那个晚上，我们谈了好多好多，聊到很晚。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学生。原来，教师完全可以道歉，教育完全可以在乎起平坐的状态下进行，除了“三严”精神之外，道歉还有这么大的威力。

　　我开始思索，究竟什么样的师生关系才是有助于教育成功、有助于学生发展的师生关系，教育活动究竟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框架里才是真正高效的和有活力的，教师的民主意识对于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有哪些益处。

　　学生不需要假分数

　　1982年夏天，我教的第一届学生毕业。

　　毕业典礼和班级师生茶话会上，向来被老师们看好的程联等几位“好学生”却不见了，班上的同学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

　　程联是刚刚评上的省级优秀学生，按照当时的政策，高考成绩可以加20分录取。全校仅有的两个“省优”指标能落到他头上，是因为他是高考“边缘生”。仅靠分数硬碰硬，他肯定上不了录取线，加上这20分，为学校增加一个本科名额，那是十拿九稳的。按说，这样的学生本应在茶话会上对老师和学校“感恩戴德”才对，关键时候怎么会不见了?

　　原来，他们几个早就烦透了学校，躲到校外野地里喝啤酒去了。一直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把所有的课本，甚至把刚刚发下的毕业证书，全都抛撒到操场上烧了。最后，他们几个竟然头拱在地上嚎啕大哭。

　　循着哭喊声，我找到了操场。看到他们那狼狈相，我气不打一处来，大步赶上去，我的喊叫可能有点儿怕人，一下子把他们几个惊呆了。我知道自己有些失态，缓了缓气说：“你们这算干什么!老师同学都在等着，你们可倒自在！”我又盯着程联说：“连你也这么不像话，你对得起学校吗?”

　　这句话可能真的刺激了程联，他一下子跳起来，大声喊着：“老师，我不要这20分!我不会给你们涂脂抹粉了。考不上大学，我也不要这假分数!我知道，这分数应该是吴鸣的。你们必须改过来!”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省级优秀学生真应该是吴鸣的。他不仅品学兼优，而且还因为见义勇为受过轻伤。但吴鸣太出色了，不用任何加分，考入名牌大学就绰绰有余，所以领导斟酌再三，还是忍痛割爱，把“优秀”送给了程联。

　　程联似乎还没有消气，继续发泄着，而且越说越激动，“什么老师？什么校长?全是为了名利!我不给你们干了……，”

　　虽然是醉话，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刺激的叙说。

　　我们真该反思了，也许你并没有把学生看透，可他们却把你给看透了。我这才知道学生渴望的不是偏爱，而是公平、公正；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会给他留下永远不能消除的阴影，甚至在他的同学中，他可能永远都抬不起头来。

　　我们没有想到的，学生却已经体验到了。

　　还有比抓小偷更重要的事情

　　1983年，春季开学不久，我们班玄田田同学的外公从海外归来，带给她一款新颖别致的小坤表。一时间，这事甚至成为全校的新闻——要知道，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一块今天看来极为普通的手表，却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小玄把亮晶晶的小表戴在手腕上，走在校园里格外神气。可谁知道，没过一个星期，手表不翼而飞。

　　为了找手表，有两天的时间，我几乎啥也没干，想了不少办法，但最终还是毫无线索。

　　到第三天，事情有了转机。我正在办公室备课，班委中的几位女干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她们半是兴奋半是紧张地告诉我，玄田田丢表的事有眉目了。

　　从玄田田的新手表失踪，她们几个班干部就感到蹊跷，再加上平时的观察、了解，就把目标悄悄地锁定在与小玄同宿舍的葛兰身上。趁着上体育课宿舍里没人，她们几个到葛兰的宿舍里翻箱倒柜，终于从葛兰那个木头箱子里听到了“嘀嘀嗒嗒”的手表声。

　　怎么办?

　　有的说，葛兰自己从来没有手表，箱子里的表肯定是小玄的，把箱子撬开，肯定冤枉不了她；有的说，把葛兰叫到办公室，先审她一下，看她承认不承认。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把葛兰叫到宿舍，让她当着大家的面把箱子打开，一是不至于把箱子的锁撬坏了，二是捉贼要留证据。

　　我到现在也没法忘记，那天葛兰在现场的脸色，从黄到红，又从红到白，她被突如其来的行动吓懵了。她当然说不出任何可以解释的理由，只是嗫嚅着，谁也不敢正视，到后来，趴到床上哭了……

　　接下来的事情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当天下午，葛兰就再也找不到了，她没有回家，我们费了好大劲才从邻村她姨妈家里找到了她。

　　过了一个多月，她的姨家表哥帮她把行李用自行车驮回家。收拾铺盖的当儿，表哥长吁短叹地说，早知如此，他该把自己的手表送给她。从春节开始，葛兰就为买手表的事和父母闹过别扭；但家里实在太穷了，供她上学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

　　葛兰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毕业了，我们搞过几次聚会，葛兰却一直没有参加过。有同学说，在集市上曾遇到过她，她在做着一个卖胡椒面的生意，见了老同学的面头一低就过去了，像是要说话，又像是要躲避。

　　从心里说，我希望的不是这样一个结果。我想教育出一个诚实的葛兰，但却没有成功，慢慢地我明白了，教育与警察不同，教育的成功绝不是抓出一个小偷，它还有比抓小偷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用情感改变一个孩子的心灵……

　　遗憾的是，到今天，葛兰再也没有与我联系过。

　　这是我教育生涯中永难忘记的一次失败。

　　（选自李希贵《为了自由呼呼的教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