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汉中灭狗防疫引发人道激辩

　　汉中狗事

　　作为一种与人类建立了特殊关系的物种，狗的存在已经划分出不同的人群：爱狗的，怕狗的，恨狗的，依赖狗的

　　现在，又多出一个小群体：打狗的。而数以万计的被剥夺生命权的狗，让不同群体间的对立瞬间激烈起来。

　　在陕西汉中，狗的哀号早已平息，争议与对立仍在持续

　　本刊记者/周华蕾(发自陕西汉中)

　　2009年5月，玲玲被打死了。

　　玲玲是一只黄耳朵红鼻子的小型京巴犬，眼睛还没有睁开时就跟着黄志超(化名)，今年已经10岁了。端午节后的第二天，家里没人的时候，打狗队的警察趴在院墙上，朝院子里汪汪叫的它放了一梭子弹。

　　黄志超回家后发现，血泊里的玲玲肠子流了一地，身后的木门上赫然留下9个子弹窟窿。

　　在遍及汉中的“歼灭战”中，截至6月16日，仅汉中市下辖的洋县就有12520只狗被打死。其中有流浪犬、野犬，也有上了户口的宠物犬和农村的串串狗。它们的尸体，或者被就近埋到汉江流域的河道边，或者被丢进绿漆皮的洋州镇环卫车里，在孤魂庙村的垃圾场，被生活垃圾日复一日地掩埋。

　　人与狗的矛盾，及至人与人的矛盾，骤然改变了汉中尤其是洋县的社会生态。而这一切，都始于狂犬病的死灰复燃。

　　“把我人打死，狗不准你打！”

　　范坝村村民李燕平至今想不明白，她家的看门狗“造了什么孽”，为什么非杀不可。

　　4月底收割油菜花那会儿，村上出了通知，说汉中市狂犬病疫情发作，流浪犬和野犬一概捕杀，并要求养狗户交15元为狗注射疫苗后拴养。尔后不到一个月，由于3公里开外的戚氏镇有人因狂犬病去世，按市里的规定，范坝村作为疫点的受威胁区，所有犬只一律灭杀。

　　在中国农村，狗是人们几千年来的家仆，更是家里的一条命。

　　韩书俊(音)家原本是不养狗的，去年农历十月初，他家养的两头价值过万的牛，一夜之间被小偷牵走了。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村里，牛是村民们最重要的财产。韩书俊家的牛到现在没有音讯。他曾经到邻近的谢村派出所报案，办案民警反问他：“你咋不养条狗？”

　　半年过后，同一个所里的民警加入了打狗队，要到范坝村挨家挨户杀狗来了。洋县的405支打狗队动用了4870人次，其中包括公安、武警以及当地的村干部和雇佣的村民等。“发工资我当然打，挣钱的嘛，一天50元”。担任打狗队成员的下溢水村1组村民王建平说。他在今年3月曾被野狗咬过。

　　也有深刻意识到狂犬病严重性的民警。洋州镇派出所参加打狗工作的王小弟说，这些年，洋县街道上到处是流浪犬，它们尤其喜欢围着餐馆觅食，不时咬伤路人。常有司机对他抱怨，在路上开车，一不留神就窜出一只野狗。在给小女儿做了几天的思想工作以后，王小弟把自家的宠物犬交到了社区。

　　作为县城人的“宝贝”，宠物犬也在捕杀之列。疫情捉摸不定，1人、2人死亡人数眼看着往上攀，截至6月16日，洋县的狂犬病死亡人数为4人。每发生一起疫情，方圆5公里就被定为疫区，要求灭绝所有犬只。

　　“是不打疫苗的狗连累了打疫苗的狗。”范坝村某生产队队长杨顺元(音)说。

　　县城里的老百姓考虑得显然更多。听得风声的一些人，提前把宠物转移到西安、成都等安全的地方，或者藏进更深的大山沟里避风头。也有人把宠物藏到洗衣机的滚筒里，或者顶楼的阁楼上，脾性安静的狗便可能幸存。

　　一些不甘心的年轻人开始求助网络。他们把洋县杀狗的图片和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寻求舆论声援，有的帖子略带夸张地说洋县已成了“无狗县”，同时，还有人不停给外地的媒体和动物保护组织打电话，寻求帮助。

　　很少有人会欢迎打狗队，不过大多数人家都选择了顺从，偶尔有人进行了收效甚微的抗争。有农民看到打狗队来了，索性解开了狗链子，让它们自己逃到包谷地里活命去。

　　李燕平今年50多岁，她家的狗养了2年多。6月初打狗队上门的时候，她的脾气硬得很，大着嗓门，反复训斥操着棍棒的打狗队成员，“我喂狗是用来看牛的，是链链拴着的，你来把我人打死，我狗不准你打！”

　　汉中有35%的家庭养犬。在“防狂”小组的眼中，狂犬病来袭后，人与狗的矛盾，变成了养狗的小部分和被威胁的大多数之间的矛盾。

　　他们说，反对打狗，是因为养犬人的个人利益，而紧急关头，个人利益必须为公众利益妥协。

　　于是，打狗的突击行动被赋予了充分的正当性，甚至被官方描述为先进事迹：“端午节期间，各县各乡镇、县防狂领导小组成员及组成部门放弃休息时间，乘胜追击，奋战在防狂工作一线。”

　　为了圆满完成打狗任务，各社区、乡镇尽可能调动了一切行政资源，出台了诸如罚款300到500元、通报单位批评，取消来年的社保基金等临时措施。如此一来，打狗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

　　在关于打狗情况的通报中提及，“公安部门对拒绝、阻挠强制免疫和捕杀犬只的人员”，实施了“从重从快处罚”。

　　洋县西城一位汽修厂老板家里，至今有一道半米宽的血痕。血来自一只死去的德国牧羊犬，它两岁多，80多斤，是主人花了2600元从西安买回来的。

　　两个多星期以前，面对打狗队，主人不停讨价还价，他说，这狗从来都是用铁链子牢牢锁着，疫苗也是定期打的；他又说，我可以给狗焊一个铁笼子；最后他说，再给我4个小时，我自己动手。

　　但半个小时后，打狗队冲到了他锁狗的二楼房间门外，砸开了窗玻璃，对准角落的大狗就是两枪，血流满地。3个打狗队成员把牧羊犬一路拖到楼下的收尸车里，水泥地上留下一道半米宽的血印，从2楼的房间一直到1楼大门外，半个月过去了，血痕已经漆黑。

　　北城的何庆芳则是一个以拾荒为生的老人，年过七旬的她有6个女儿，一家13口人挤在4间平房里。打狗队清查北城的时候，她家年初刚养的小狗进入了捕杀名单。

　　这天，打狗队上门，老太太抱着狗躲到卧室里，把门给反锁了。打狗队拿着比犁耙粗的打狗棍砸门，把何庆芳家本来就朽蚀不堪的木门砸了个大窟窿(现在用塑料袋糊着)。门撞开了，门后的老太太也被误伤，她说自己当时“血顺着眼角往下流，把衣服都染了”。小狗被成功消灭。

　　何庆芳的三女儿气不过，冲上去理论，说狗打死了就算了，你得把人的问题解决了，结果打狗队的人开来了警车，威胁要以妨碍公务罪论处。

　　宁强县一对父女、洋县金水镇一个年轻人因对抗打狗行动，被处以拘留，并全市通报批评。

　　截至6月16日，暴风骤雨般的打狗运动过后，根据官方公布数字，洋县共灭狗12520只，超过全县总数的1/3，疫区犬类几乎绝迹。

　　狗道&人道

　　“三天三夜，满大街都是狗的哀号声”，一位当地的网民发帖说。

　　看着网上的打狗视频，蒋宏说自己浑身鸡皮疙瘩，头脑一片空白。她不忍心看，但又强迫自己看下去，只是不敢开视频的声音。

　　在秦岭山脚下一处废弃的工程指挥部里，她收留了160多条流浪犬，在她眼里，“狗是有思想有感情的”，而视频上那只戴项圈的土狗被固定在树上，尾巴光秃秃地摇着，“不是像平常那样欢快地在上面，它的尾巴是耷拉下来，然后尾巴尖儿朝上，那种肢体语言，它是在乞求。”。

　　狂犬病来了，对犬只进行大面积捕杀是中国历来的应急措施。在1985到1992年间，汉中也曾有过相同的举措，未见反弹。“这个方法是传统、原始、血腥了点，但却是最有效的”，汉中市农业局畜牧科科长史瑞华说。

　　而在互联网社会，这个血腥的土方法显然激起了网民的愤怒。

　　洋县打狗招致了网上一片谩骂声，中共洋县县委书记党正清的手机号也被人肉搜索出来，那些天，洋县乃至汉中的农业局等政府部门的电话被打爆，声讨者来自各地，连河北、四川的口音都有。

　　“洋县一部分养狗户走了极端了，在网络上大肆地诋毁、攻击政府”史瑞华认为。

　　“汉中打狗”的帖子在网上风行两三天后，人们发现，汉中的百度贴吧开始删帖了，含有“反对打狗”关键词的帖子基本发不出去，汉中本地的宠物论坛亦被屏蔽。

　　按史瑞华的说法，“当地的老百姓还是很理解的，就是网上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洋县防狂办的工作人员进一步分析了反对打狗的三类人，“一是闲得没事的，二是养了狗的，往往很值钱，三是对政府有积怨的”。

　　本地人在高压下沉默下去，而外界的非议和质疑并未平息。成都、西安等地动物保护协会和来自北京的记者等12名志愿者集结起来，自费前往汉中了解情况。其中，在四川合法注册的启明小动物保护中心甚至带了律师陪同。

　　6月5日，蒋宏等志愿者一行人来到汉中市政府，对“汉中打狗”一事提出交涉，希望当地政府停止“杀戮”，并为防止狂犬病疫情提供科学帮助。

　　蒋宏与流浪犬们相处了5年，她的胳膊上、腿上甚至屁股上都曾被狗咬伤。她说，狂犬病是一种可防可控但不可治的顽疾，只要定时为犬只注射疫苗、做绝育手术，控制住犬只的数量，疫情是不会发生的。

　　志愿者们希望政府能科学、人性化地处理这件事。“我问他们，杀死那些野犬、带毒犬的依据是什么，有过抽样检查吗？病死的人真的是死于狂犬病吗，他们的疫苗有没有问题？”蒋宏的语速很快，声音很高。

　　而打狗者愿意探讨的，仅仅是如何在杀狗时含蓄一点——他们也偶尔觉得以往的手法过于血腥。对此，蒋宏一下子心凉了。

　　汉中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再强调，疫情非常严重，政府非常着急，为每一只狗检疫、安乐死并不现实，如此的社会成本太高，“人比狗重要，以人为本，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求。”

　　这次谈判的结果并不愉快。在汉中3天的行程里，蒋宏发现，志愿者们被一辆黑色的比亚迪跟踪了。

　　除了聚集在蒋宏周围的几位志愿者，汉中打狗风暴之后，还有数十名志愿者零散地行动着。他们去探访失去爱犬的家庭，去乡村调查打狗的野蛮程度。很多时候，志愿者们的悲伤与愤怒看上去还甚于那些已接受现实的村民。

　　“别有用心的人”

　　志愿者队伍越聚越多，西安的、重庆的、成都的，他们在汉中市灭犬的地区辗转，彼此的意见有些分歧，蒋宏等本地志愿者希望与政府协助，理性地化解这次疫情，而感性大过理性的外地志愿者则主张取证，“揭发”汉中市政府杀狗的“罪行”。

　　志愿者们在汉中的所见所闻，升级了自己和政府之间的矛盾。

　　6月3日，蒋宏来到洋县，看到到处高悬着与狂犬病相关的横幅，比如“彻底捕杀犬只，杜绝狂犬病”，而在农村的土路上，她甚至看到了不少赭黑色的血迹。

　　那几天，轰轰烈烈的打狗行动还在范坝村持续。

　　溢水河河道里弥漫着狗尸腐烂的味道。这里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的栖息地。“臭得没法！”想起那个味道，在河道里放牛的村民手一挥，把鼻子皱了起来。

　　几位愤怒的外地志愿者为了拍摄视频，将一只河边浅埋的狗扒拉出来。他们没有想到，这成了一条导火索。

　　志愿者们愤愤地把视频和照片传到网上，视频上，有狗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也有的被草率地浅埋在沙石堆里，已经生满蛆虫。他们甚至气愤地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污染南水北调的水源。

　　草率处置死狗的现象披露后，又是一片舆论哗然。

　　尽管汉中市和洋县的防狂办都有文件表明，确有“部分区县”或者“个别地方”，出现“乱抛犬尸或掩埋不全现象”，但在6月12日，汉中市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声明，由一些自称是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发布的网文很不负责任，违反社会公德，而将狗尸体抛入河里也是“别有用心的人”恶意所为。

　　对于志愿者们对汉中打狗的“负面宣传”，汉中的官方表示愤慨，在防狂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史瑞华正在为汉中市政府写一份“防狂”工作总结，他说，在一些人心目中，狗比人还重要，这反映了当下人道伦理观的偏移。

　　6月13日，官方网站汉中信息港更加强硬地发布了头条新闻：将打狗进行到底。

　　这个消息让本地志愿者有一种无力感。他们原本希望这样的事情别再发生，至少不能让这些狗白白地死掉，现在却激化了人群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立情绪。

　　“我想，每个喜欢小动物的人，都是厌倦了人跟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希望感情能单纯些。”一位参加了志愿活动的汉中市公务员说。

　　2009年6月中下旬，在重庆云阳、云南牟定的灭犬事件后，汉中的打狗风暴就要过去。事实上，也没有多少流浪狗可杀了。“以前是一天打好几百只，现在是几天打一只。”洋县畜牧科科长蒋卓说。汉中市一份狂犬病工作情况通报里总结道，“加大防控力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汉中遭遇阻力后，志愿者们将阵地转移到北京。他们联络了全国的动物保护协会，计划在月底开一场法理研讨会，切实地寻求一条化解疫情的解决路径，以免这样的灭顶之灾再次降临到狗的身上。

　　“这是政策”

　　玲玲死后，黄志超一度很激动，他会在私下里抱怨：“他们这样做，算不算侵犯我的私有财产？算不算违法？”渐渐地，他已经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不满了，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洋县年初发生的网络“文字狱”事件——一位姓周的大学生，在网络上反映洋县拖欠上千名教师工资后，被宣布为“散布谣言，扰乱了社会治安”，处以10天拘留。现实压力迫使他隐忍，毕竟自己还需要在这座小县城继续生活。

　　他把玲玲安葬在牛头山上父亲的墓旁。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还无法面对失去玲玲的现实，心里空落落的。

　　县里的打狗队大都解散了。尽管县城有令，“疫区3年内不得喂养犬只”，一位洋县的公务员还是把送去西安的藏獒偷偷接回了家。

　　从藏着掖着的愤怒，到哀伤，再到麻木的平静，面对记者，县城的养犬人不愿意再说什么。只有何庆芳向记者出示了一张5月28日包扎伤口的医药费清单，她试探性地问，能不能向上头反映一下，把这17块2毛报销了。

　　在几近无狗的范坝村，只听得见公鸡打鸣和麻雀叽喳。

　　“连个娃都找不到”，一个吃着红色棒冰的小男孩说，他们习惯把小狗称作“娃”。

　　从来鸡犬相闻的乡村生态，在犬类消失以后开始失衡。到了晚上，村里养牛的人大多睡不好觉，生怕“贼娃子把牛牵走了啥都知不道”，几个村民聚在一起抱怨道。他们要么夜里隔三岔五地开灯往牛棚瞅瞅，看到牛在，才暂时安心地回去打个盹；要么干脆在牛棚里铺张床，虽然蚊子叮得厉害了点，但心里踏实。狗没了，摸牛贼太多，派出所管不了，只能自己履行曾经赋予狗的职责了。

　　范坝村7队杨建中(音)家的小黑，在灾难中奇迹般幸存，成为村子里“七条命”的传奇。许多人亲眼看到它头顶被敲了几棍，然后被打狗队拖走了，两天以后，它竟然自己回家了，身上还沾着泥土。

　　从那以后，有陌生人靠近的时候，半人高的小黑就会缩到地上，不停发抖。

　　记者问小黑的主人：“打狗队还会来吗？”这位70来岁、穿素花纹衬衣的老太太蹲在地上，摩挲小黑的头，想了十来秒，垂顺着眼睛细声说：“这是政策。”

　　小黑的左眼明亮有神，右眼在挨了一棍子后，变得呆滞浑浊。它茫然地趴着，哆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