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悌公论

　　一

　　儒家由于在家庭和血缘关系上做道德因而缺乏公德观，这是一些学术研究者透过特殊眼镜“过滤”出来的问题。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值得批判，但由于不断被人咀嚼，因此辨析并非多余。

　　1、所谓“以私情为牢笼”的现象如果真的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这也不是儒家文化的问题。儒之学是明明德，怎可能只停留在私人恩情上？儒之教是启发良知，良知之发端处便是父子、兄弟、家庭之爱，如果能将此不容蒙昧的良知扩而充之，则四海岂在吾外？以老吾老、幼吾幼之真心待人，怎会被私情所牢笼？世界主义、普遍之爱当然要提倡，但问题的本质是要有根，如果仅仅是政治、社会层面的契约，或者从“权利”出发而约定的所谓等距离“关系”，这必定不能通达，因为这不是真心所现，而是从外安排、造作出来的。儒家的道德是从格物诚意而来，不是政治、社会秩序的内化，而是良知的自然体现。服从条规而不得于心，“道德”就成了强制性的条文；以建立所谓公民社会解决道德问题，这是将特殊范围的“规则”、“契约”等同于做人的道德。所以，没有根、缺乏行仁之本，世界主义、普遍之爱就成了空洞的无着落的约定，无法通达。

　　2、儒家之义是贯通的，强调家庭但并不止于家庭，家庭之理与社会之理并不对立，并没有现代西方意义上集团的边界，也没有西洋文化中那样多的两难对立。孙中山先生认为孟子的“推恩”在现代社会可以成为理性民族主义的基础，讲得就是这个道理。“心无私主，则有感皆通。”自格物致知以至于平天下，通达而无障碍，这种有形而无碍的特征不是家族主义或者所谓的“差序格局”能够解释的。一些研究者用特殊的眼光看待中华文化，将人伦看成“私己”象水波一样向外扩展，这实际上是抽去贯通之义的刻意歪曲，我们不应该随其思路去“发现”问题。

　　3、关于公私问题。在当今主流文化中，“公”实际上是“私”之集，是禁锢而非贯通的。一旦超出特殊的范围，所谓的“公理”就不存在了，这是在特殊圈子做“道德”的典型表现。太虚法师将当今主导文化的本质概括为“纵我制物”，所纵之“我”并不一定是个体，它可以“上升”为集团、民族和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公”，实际上是私己的延伸和聚集，是私我的扩充。所谓民族国家不外是民族之“私我”而已，不但是斗争劫夺的结果，又是其原因。集团、阶级同样如此。“纵我制物”的文化不改变，一切所谓的“公”，都是“私”的体现。以狼群的“集体主义”为“公”，以“公”瓦解家庭之义，这本身就是“私”的集体体现。为什么“斗私批修”最终演变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原因在于两个极端其实具有共同的基础。

　　4、一些人以为儒者容易累于家庭、亲情而忽视公益，缺乏血性之勇。这是脱离义而论公、私，并没有摆脱狼性思维。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真正的儒者怎么会没有勇？去其私主，随其时而适其宜，这正是儒者之勇。不义而苟公、苟勇，公而无道、勇而无理，其心必有私累。心累于私，哪里会有大勇？

　　二

　　世人讲平等，连“先觉觉后觉”都否认了，这难道是平等？有人论仁爱，却将孝悌看成是与“仁爱”对立的特殊之爱，这难道是仁爱？太阳普照万物，但“研究者”却因为其先从东方升起而得出结论：普照万物和东升西落存在“深度悖论”；树木“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但“造作者”却发现这样的问题：先抽芽与后发干再生枝生叶存在“鲜明反差”，是缺乏“普遍理性精神”的表现。无根的“普遍精神”只能用于插花艺术，而所谓“特殊精神”却能生生不息，这种“鲜明的反差”说明了什么？

　　梁任公为了说明国人缺乏特殊时代所需的抱团意识，人为区分公德、私德，虽然指出“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但却给学术者提供了制造学术话题的机会。梁先生的区分只是方便的说法，是流弊上说的，但学术者却从儒家文化上找根源，说什么在儒家伦理中“蕴含着凭借血亲私德压抑社会公德的负面效应”。难道孝悌、慈爱之心是出于私？难道“公”决定于外而无关于心？真正的孝悌者必然能处理好路人关系，相反，能搞好路人关系却并不一定是孝悌者。以路人之间的所谓“普遍”关系为“公”，以家庭中的所谓“特殊”关系为“私”，这种划分将道德寄托于外，其实并没有离开一个“私”字。从这种人为划定的公、私出发，则处处是矛盾、处处是障碍。说中国人“凭借血亲伦理压抑社会公德”，那么西洋人就必定是凭借社会公德压抑私德。停留在这种矛盾和对立之中，则处处是“学问”、处处是“成果”，但这种所谓的学术有用吗？道德被分割为两难选择的问题，这难道就是学术的目的？

　　阳明先生曰：“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闲，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由此可见，古圣先贤决不是“凭借血亲伦理压抑社会公德，”其出发点是事亲、从兄的良心，此心大而无外，遍及一切。从此出发，应物而不被外物所役，则无所不通，哪里会有什么压抑？尽孝悌之道，则无种群、血缘、阶级、集团障碍；无孝悌之善端，则种群、血缘、阶级、集团就完全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为什么在崇尚孝道的社会“反常地”没有出现种族主义，而在将集团利益绝对化为“公”的社会，种族主义却经常泛滥？“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连恶、慢都不会，怎可能通过强权与暴力让人骨肉分离？越是丧失孝悌之道，种群、血缘、集体就越容易形成团伙和势力，这一点在当今中国也已经非常清楚。孝悌是公、是理不是私；私利之集终归是私不是公。为私欲所蔽，不能尽其孝，难道唯独可以伸展其“公德”？即使遵守社会公德，也是强压抑而已。“公于己者公于人”，去其私欲，方能尽孝悌之道，尽孝悌之道，大爱之本必然彰显，怎可能压抑社会公德？“惟至孝者，方能至慈”，所谓“凭借血亲伦理压抑社会公德，”这种结论不知从何而来？贤者曰：“论性则仁为孝弟之本，论修则孝弟为仁之本”，孝弟与仁的关系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哪里有什么“深度悖论”？

　　三

　　“人具备无限扩充的可能性”。“尽为人之道以至于圣”，这是向上扩充；丧失人伦以至于禽兽不如，这是向下扩充。孝悌与否，正是上下之端。“圣人之道，以善为用；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以孝为端，不只是生命的提升，其善行乎父母而遍及一切。“孝悌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岂能以古今之异否定人心之大同？岂能以“社会”覆盖本然之明德？岂能以“现代”的抹杀向上之端？

　　“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是简单的重复，需要老者的经验，需要家庭赡养，所以强调孝道。”这也是经常被学术者咀嚼的观点。孝悌被视为与农业社会对应的伦理，不是根于性情，而是一种社会乃至政治的需求。行仁之本、为善之端就这样被功利化，被捆绑于古代社会而与“现代”社会脱节，“社会”成了不需要被解释而解释一切的起点。难道人之本然良知也会随社会变迁而变化？如果这样，一切观念、现象包括丑恶的东西都可以得到社会的“解释”和“确认”。孝悌可以被推给“农业社会”，贪婪争夺、唯利是图也可以被解释为现代工业社会的“需求”。一些人不就是以“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为贪婪攫取辩护吗？越是丧失基本道德，社会就越混乱；社会越混乱，道德就越“过时”。在“现代社会”的名义下，一切美好的情操都成了古董，人的沉迷不觉、被私欲支配的“不自由状态”成了常态，而当今学术却以社会、现代的名义对此加以确认。人被“社会学”所规定、被“社会”所局限，天然觉性被蒙蔽，社会沈沦就成为必然，一切外在的社会改造都不可能扭转这种趋势。“天下大乱之原，自不孝不弟始。”向上之端被掐断，人向下沦落，哪有不乱的道理？

　　人者二，明与蔽而已；社会者二，治与不治而已。谈再多的主义，讲再多的经济社会模式也不无越于此。不知人之所以为人，人堕落为有知识技能的禽兽，无论怎样的“发展”、“进步”，无论怎样运作、设计，无论怎样采取“现代”的手段，无论怎样以一种主义、模式取代另一种主义、模式，都无法改变虎狼社会的本质。“明王以孝治天下”，就是要由孝悌返至不可泯灭的良知，以本然良知破除一切障碍。这如果是学术者所谓“家国同构”的话，此“同”绝非所谓私之同、结构之同，而是人心之大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管处于什么时代和社会，此心此理，万古一日，不但是觉悟之体，也是社会向上的希望。一家之治以此为本，一国乃至天下之治同样如此。

　　四

　　某西方学人说：“西方学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中，抛弃了其智能和觉悟功能，将对正义和幸福的追求完全转向了政治和制度。”也就是说，“正义”已经完全外在化，变成了一个改造或组织社会的技术，这种状况已经使社会无法从沉沦状态摆脱出来。这个西方学人话应该让国内学术人猛醒。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造虽然看似极端对立，但却存在共同的基础：将外在的改造绝对化，单纯地从技术上、制度安排上解决问题。人由于缺乏道德智能而向下沉沦，将幸福寄托于外，各种相与、相生的关系被破坏，自由、权利成为放纵私欲的借口，而制度却越来越“完善”，社会越来越复杂化、原子化，这难道是进步的标志？如果不能深刻反省，反而将人的沉沦当成起点，从此出发去设计制度，去改造社会，岂不陷于恶性循环之中？以所谓的“外王”之术去实现“内圣”，这是内外隔绝。外于心，何谈内圣？

　　在中华文化中，治理不是驾驭术，不是一个组织社会或设计制度的技术问题，修教化、制礼法都是其内容。正所谓“用法、用制，无非德、礼”，“自正、正他皆名为政。”修身和改善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己之正和家国乃至天下之政通而不悖，一己之提升与社会的向上通而不悖。如果法、制外而无根，政治蜕变为权术，即使存在秩序，也必然是消极的。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去私欲之蔽，孝悌以为人，推广、扩充此心以至于家政、国政、天下之政，则无所不通，一切为治之法都不漂泊在外，不失其正，这是真正的、有根有本的政治，即所谓“为政以德”。“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后世而无朝夕。”孝悌之道至大无外，学、教乃至于政治，都不可能出离此道。

　　利益之“集团”，人以为“公”，其实是私；父子兄弟之爱，人以为“私”，但实际上却发于公。“公”而上升为意识形态，但私心却不能除；“私”而回归良知，但公心却能发扬光大。公私之分岂能无情无义？公道而论，孝悌之道并不是什么“血亲私德”，而是真正的普遍主义。

　　本文成稿于2009年8月28日。作者殷辂，字恺玄。信箱：ykaix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