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市场经济不会自发产生人文精神

　　多年来，一种说法一直在流行：只要经济发达了，文化教育事业自然会得到相应的发展。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全国的经济都已有长足的进步，一些发展快的地区早已到了小康水平，但那里的文化教育事业未必受到重视，更不见得能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在花费巨万为祖先修的宗庙和为活人预筑的陵墓旁，新中国的孩子依然在用“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当官员们的轿车早已跟上世界新潮流时，教师们只能安心等待欠薪的发放。

　　这几年，又出现了一种说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人文精神非但不会沦丧，而且会不断得到弘扬，现在的问题只是市场经济初期不完善、不发达的产物。根据历史事实和这些年的经验教训，我以为这只是一些人的善良愿望，或者只是一些人编造出来的神话而已。

　　持这种看法的人列出的论据之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出现的无序和罪恶在市场经济下逐渐得到规范和消弭，鄙俗贪婪的暴发户繁衍出温文尔雅、乐善好施的世家，基督精神和新教伦理依然是社会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基础，古典的文化艺术被作为人类的瑰宝而继续存在。

　　这些都是事实，却颠倒了因果关系。残酷的自由竞争之所以能发展为规范的市场经济，冒险家、暴发户之所以能成为新贵族，固然有经济规律和物质基础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力量。西方的人文传统，特别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形成的人文精神不仅顽强地延续着，而且始终在积极地影响着全社会。尽管贵族绅士们在物质上已非首富，或者已沦为贫穷，但精神上的贵族身份并没有消失，甚至在走向断头台时也不失其优雅风度。主要为这些人服务和拥有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艺术和文学、哲学、宗教、历史等人文科学尽管也受到过冲击和破坏，却并未丧失其崇高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政府的法律和政策才会受到传统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约束，积累了亿万财富的暴发户才不得不效法旧贵族的精神生活，根本没有经济效益的艺术和学术活动也不至于因为没有钱而绝了种。正因为传统的人文精神没有丧失，所以才能起到社会导向的作用，知识分子才能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要是这些国家也搞过一场彻底的“文化大革命”，并且隔几年就横扫一次，岂会有这样的结果？

　　另一个貌似有理的论据，是人都离不开精神生活，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自然会注重精神生活；反之，人文精神的存在和弘扬也离不开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艺术和学术活动也无法开展。

　　的确，除了白痴和植物人，任何人都必须有精神生活，就是只讲究吃喝的人也会注意食品和饮料的色彩。形状之类口味或营养以外的方面，但所追求的精神生活却可以截然不同。一个人有了足够的钱和余暇时间，既可以去欣赏古典音乐或芭蕾舞，也可以去看脱衣舞或嫖妓女；既能捐资公益慈善事业，也会用于行贿犯罪。同样一幅裸体画，在有的人手中是高尚的艺术，在另一人那里却是淫乱的工具。今天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现象并不都是贫穷的产物，涉及到的人们也不都是为了物质利益，大多倒是钱太多了在找花的地方。没有必要的书籍、工具、器材、设备固然难以进行艺术或学术活动，但有了条件而不搞的毕竟还是大多数。

　　这一论点致命的错误，在于过分夸大了人文精神或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作用。体现人文精神的艺术、学术、伦理、观念等并不是对所有的人、所有的社会都发生作用的；而只有人和社会有了接受的基础，人文精神才能显出其重要性，才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体户不会因为看不到芭蕾舞而活得不自在，一个乡镇企业不会因不赞助学术活动而影响经营效益，大邱庄庄主的倒台是因为犯罪而不是缺乏人文精神，交响乐就是一场不演也不至于影响经济增长率，甲骨文研究即使完全停止也不会使国民收入下降，更不会亡党亡国。我们当然可以举出一些人文精神有利于当前政治、经济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社会稳定等理由和例子，但应该承认，相当大一部分体现人文精神的艺术、学术并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或者说不是它们的主要功能。即使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里，真正懂得艺术和学术的人又能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要不是把听古典音乐当作高雅的象征、名流的身价，阔佬们不会自愿坐到音乐厅的荣誉席（必须捐款）上。想用实用主义的“重要性”来吓得当权者或暴发户们老老实实地把钱拿出来，无异为画饼充饥。

　　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更大的危机。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虽然源远流长，但也有其自身的弱点，而几十年来的扫荡批判却不是在消除这些缺点，而是针对着它的积极方面。尤其是经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优良的传统已经不绝如缕了。如果连这一线传统也断绝了，历史就不会重演西方国家出现过的进程，到头来既回不了中国的传统，就是想“全盘西化”也化不过去了。

　　市场经济不会自发产生人文精神，西方的历史进程如此，中国的未来也必然如此。但这样的结论并不意味着我们知识分子只能坐以待毙，而是重任在肩。要弘扬人文精神，首先自己要坚持人文精神；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就得当社会的典范。中国的知识分子固然很穷，但还没有到活不下去，或者已经说不动话、写不了字的地步。中国的民主政治虽然也还处于初级阶段，但知识分子已比以往享有更广泛的思想和学术自由，完全应该并且可能理直气壮地倡导人文精神，积极主动地影响全社会，特别是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和企业的负责人。汉高祖刘邦没有当皇帝前瞧不起读书人，经常出口骂人，还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既为刘邦建功立业，用实际显示自身的价值，又不断对他规劝诱导，终于使这位流氓天子认识到马上得来的天下不能只靠马上来维持，开始接受儒家的学说和礼仪。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像《儒林外史》中的读书人那样，或者一致拥护刘邦的“革命行动”，把自己的帽子改为尿壶，结局肯定会大不一样。

　　（摘自《往事与近事》，原题为《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