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哉，功德！

　　年少时我对寺庙最初也最深的印象，除了那些怒目的金刚与低眉的菩萨，还有就是在每个殿堂里放置的功德箱。跟著大人们进庙烧香时，总会见他们都要或多或少地往那箱子里投放一些钱币。那守殿的师父也会不失时机地在旁边敲响磬钟，口中连连念叨：“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少舍少得多舍多得，不舍不得”，“布施功德大如天，一文去了万文来，保佑你儿孙中状元……”，伴著这些极富煽动性的语言和磬声的悠鸣，那投钱的举动也就显得格外郑重与神圣，内心亦倍感欣然与惬意。

　　那时的我，开始朦胧地感觉到，那叫做“功德箱”的木箱子，对于生活的重要。那不过一米左右的高度，却成为我年少心灵中一种不可轻亵的仰视。便每于节假日，多会独自匆匆赶到寺院，将皱巴巴的角票投进去，将黏著手心汗液的分币投进去，用我糖果零食的牺牲去争取种种稚气的希翼。比如寄望著那个严厉的数学老师能对我慈善一点，寄望著远方工作的父母能够时常回来，寄望著成绩单上将不再有80分以下的成绩以免遭舅舅的责骂……一个缄默无语的木箱子，承载了我年少太多的梦想，多是缘于那上面赫然醒目且极具诱惑的“功德”两个字。尽管在当时我并不十分明白这“功德”的具体含义，但从大人们时时提及的神秘口吻中，我揣摩这大抵与“功劳”之意相差无几罢。或许又受了一些简单因果观念的影响，有时会梦到自己投下的那些分币与零钞，竟在一夜之间突发为一簇簇鲜活的花朵，和著灵动的玩具在那功德箱上露出头来，向我诡谲地闪烁与摇摆……

　　渐渐在后来的岁月，我常好浏览一些佛教方面的书籍，一则达摩祖师与梁武帝关于“功德”的对话公案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武帝自持帝王之慨，一生造寺斋僧不计其数，问达摩朕有多大功德？不料达摩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并无功德！这惊世骇俗的反常回答霎时气煞了梁武帝，也引起我内心久久的不平与困惑。想以偌大帝王的巨资豪施都竟是“并无功德”，我辈泛泛小民的那些零钞碎银岂不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更与“功德”遥不相及么？先前那么多美好的期景顷刻化为铺天盖地莫大的嘲讽在我脑海回旋起来。

　　这种空前的困惑与失落感直到我学了《六祖坛经》后，方得以逐渐释缓直至豁然。决疑品中，韦刺史就像是某个菩萨的有意示现，集万众之惑而代问六祖关于“功德”真实义。六祖乃延引达摩与梁武帝的这段“功德”公案，著力阐释为甚么达摩会对之作“并无功德”的论断，深刻说明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功德，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功德”与“福德”的概念分化。正如禅宗历来直指心地的一贯作风，六祖当即道出一句“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名为求福，不可将福德便为功德！”这里的“心邪”，首要点明了武帝在最初心念上的若干希求与赘负，就已经决定了他与“功德”真实义的绝对偏离。比如他的建寺，其动机可能是在祈求江山永固、皇室永保；他的斋僧，也可能意在使自己长享荣华、洪福齐天……这些在豪财巨资装潢下的奢求目的，与百姓们的零钞碎银所附著的哀哀窃愿又有甚么本质的区别呢？而且，深究起来，武帝耗费的都是国家库银，于其私利可谓毫发无损，这较之于百姓在捉襟见肘之间挤出的点点滴滴，其殷切程度，其施舍的度量，恐怕还有嫌逊色了。后来，他在宝志禅师的点拨下，知道了达摩那犹如无情棒喝的断然否定，其实是菩萨化现，暗传如来心印，心有所悟后，也就有了后来四次剃发为僧的壮举。这种从贡高我慢的炫耀到追求逸世隐遁的心态转化，或者说从心有所执到心有所舍的艰难蜕变，于其功德的有无，我想是该另作别论的了。

　　接下来，六祖直抒其臆：“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这里，我们首要理解的关键，当在“法身”一词。我们每于过堂用斋时，那供养咒的第一句便是“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尤显法身的重要。作为佛的三身之一，法身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清净”，这可不是仅仅用于修辞的一个简单的形容词，它是实实在在地表达著法身境界中、那种在时空上的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意念上的无欲无求无净无染，以及作为理解意义上的“存在”，它那不生不灭的本来之态，法尔如是之态，真空妙有之态！倘若深刻理解了这一点，你会觉得这所谓的“清净”一说其实都是多余的，甚至是对法身本身的亵渎。《金刚经》云：“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可以从中去觉悟关于“清净”的如来真实义。当然，为了表述与理解上的方便，我们还须暂住于这一“清净”的方便之说。作为凡夫，我们自然不可能有佛的三身的功用显现，更难以去切实体证到我们暂于文字般若中所理解到的那种法身的至境，然而，六祖又说“功德在法身中”，这岂不是让我们永远都与功德无缘吗？这正是我们所应著重参解的问题。须知，我们虽然还不能自主引发法身的功用，虽然还难以体证到法身的真如至境，但我们无不具备著与其脉息相应的“体”与“性”，这个“体”，即是我们当下这个色身报体；这个“性”，即是释迦牟尼所说的“众生皆俱佛性”的那个“性”，以《阿含经》“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法理，我们是不难理解这种脉息相应的关系的。而无论这个“体”是大是小，是美是丑，无论这个“性”是隐晦的还是明晰的，它们毕竟都在整个虚空法界的巨囊之中，以密宗的观点，也可以说它们都是在毗卢遮那佛的法性蕴含之中，这样，我们能否在法身的意义上去成就功德，就在于我们能否用有限的心念去追溯去触及那个无始以来即如如不动的那个难言本体的难言秉性，从而与之共融。好比满目暗夜的盲人，当他用那根探路的棍子杵到坚实的土地那一刻，他的心也就踏实了，也就是说，这土地本俱的坚实性在被他触及的那一刻，也就同时反馈、传达给了他心念上的踏实感，这时他的心念可以说就与土地保持了一种“实在”的一致性。那么，当我们个体的心念触及到潜在法身的“清净”秉性，也一样会得到它那种秉性的如实传达，如实反馈，继而将我们与之同化共融，乃至让我们失去了这妄想层面的心念。而功德的成立，恰就在于我们被同化的这一始端，被共融的这一状态，也即我们的心性与法身的秉性达成同一种秉性的时刻。

　　关于法身的秉性，无论是佛在功用上显现的法身或是凡夫潜在的法身，都可以权且用水的特性来作比拟：《道德经》：“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它是不会有某种定向目的地去实现自己的功用，好人可以用它解渴、洗澡，坏人也可用它解渴、洗澡，它不会想著给好人用了得好名声，给坏人用了得坏名声，一旦有了这样的著意，这水也就不为其水了，因为它已失去了“不争”的标志特性。这样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在做所谓“功德”的那最初的“第一念”是怎样的呢？其实严格来讲，无论武帝的建寺斋僧或是我们的小施小舍，在那行为的当即都已不算是第一念，都只能算是有人为意向的第二念了，真正的第一念，当就是法尔如是的那个念，无念之念，我们可权且理解为这就是近乎于水的那种“不争”特性的状态。若我们的一切布施善行都是在这种状态中的自然流露与由衷显现，是那种对三宝纯粹的恭敬、欢喜、信奉的心理，且在布施之后，心不牵挂，意不期求，这样，方才可说是在法身的意义上成就了一记功德。然而多数时，我们在做每一点滴的布施之后，都在考虑我这一元钱投进去了会有甚么好处呢？是否真的会“一文去了万文来”呢？这样的起心动念，何异于是在跟佛菩萨做一本万利的生意，与法身的清净秉性，与功德的如来真实义，自然是相去甚远了。

　　重点理解了“法身”的涵义，也就不难理解六祖后面的话了：“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这也是进一步在说功德的成立与否，关键还在于我们的心性是否能去触觉到清净法身的那种“原生态”的秉性，并与之共融。这样，也才能真正做到视万物皆平等无别，心念上通融无碍，乃至深刻体悟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奥义至境，也才能真正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即是自己的痛苦，从而由衷地生发大慈大悲，由衷地去与之以乐，拔之其苦，如此，即建其功，又显其德，怎不成其为“功德”！又“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体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这几句话仍可沿用前面提到的水的特性来权且解说。“利万物”是其功，“不争”是其德，水的功德的成就正在于其自性的谦柔低就，以及其随顺外约的德行，且在自身功用的发挥时，绝无权衡得失，利害计较的丝毫杂念，它仿佛在说：“我是水，我本来就是给人解渴、给人洗澡的。”这时候，我们就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在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功德的时候，是否会发自内心坦然地认为：我是三宝弟子，我本来就该欢喜，供养、信奉三宝的。我相信，唯其基于这样的坦然自觉，才是几近于法身本然的自觉。

　　除了正面阐释“功德”的甚深实义，六祖还以反面解构的方式来说明甚么状况为“无功”，甚么状况为“无德”：“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影射的正是梁武帝吾我贡高傲慢自大的作派。继而又说：“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再次阐述把握自身心性与法身秉性的绵密关联，是功德保障的基础。“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得也”，这里我们尤其要注意这句话，它并非是在全然否定人们布施供养造就功德的可能，关键还在于“自性内见”这样一个前提，具备了这个前提，则一切善行义举皆为功德，若没有这个前提，没有在法身本然的觉悟上来做这一切，终不过是造成了一般因果意义上的“种瓜”而将“得瓜”的世间福报的期望值而已，而六祖所说“功德”的深意，是字字句句皆关出世解脱的智慧拓展，不在于去累积世间安立的物质受用，须知“生死大事，福不能救”，而功德的功用，就能帮助我们出离三界火宅，了脱生死之根本苦患。这也是“功德”与“福德”这两种不同属性分别的本质所在。

　　当然，明白了“福德”与“功德”的区别，我们也不可就在心念上去厚此薄彼，一味去追崇功德，贬视福德，“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们要在这芸芸纷扰的世间提炼出菩提正觉，就必须要有能让自己安立于世间的福报资粮，必须要福慧双修。本师释迦牟尼佛正是福慧双修的最大圆满者，所以他也叫“两足尊”，就是指这两方面都已足够圆满了。我欣喜地发现一个很好的现象，现在很多寺庙的功德箱上都写有“广种福田”的字样，正好暗合了“福慧双修”的佛法理念，它给有心人作著这样一种暗示：以清净法身的自性使然来成就功德；以立世证菩提的心念来积福德。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的剃度恩师果清老法师。他自一九八六年在五台山受具足戒之后，深得戒体感应，猛然发心要广建寺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尤与“罗汉”法缘最胜，于当年即在广汉龙居寺建起五百罗汉堂，一九八九年又在射洪登云寺建起八百罗汉堂，在那三年期间，他早晚跪拜罗汉，每日不下数百余次，在获法喜盈溢之余，感念其母亲生前一生奉佛念佛的殷殷教化，继而又在射洪双峰山建二十四孝堂一座。尤其一九九一年，他慧眼独鉴，择中位于绵阳市北郊的九龙山为基地，广化有缘，大兴土木，开山创建绵阳罗汉寺，手笔恢弘，气度非凡，先以1250尊罗汉塑像的罗汉堂崛立为全国之首，再又于二○○○至二○○七年间，建成一万尊金佛塑像的万佛圣城，亦创全国之最，迄今，绵阳罗汉寺在他精心构建下，已是一座占地100余亩，建筑面积70余亩，拥有殿堂20余座的大型十方丛林，其中更不乏诸如大型露天卧佛、大型舍利塔等令人叹为观止的壮观景点。二十多年中，用于这些建设的资金已达十多个亿，而这些资金，竟都是他老人家以耄耋之躯，亲自驾车，全国上下独自化缘而来，从未向政府要过一分钱。他的居士信众，遍及四川、内蒙、江苏、南京、上海、广东、河北等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海外人士，其数难以计量，而对于有如此强大感召力和如此超凡建树的稀有奇僧，有人竟然也囫囵套用达摩对梁武的论断，说他只是在造福德，没有功德，而他从不予以辩解，其实他完全可以说很多自己与武帝的不同，比如武帝建寺耗费的是国家库银，可谓以公济私；而他是化缘筹资，自利利他。又比如武帝心存奢求，而他从来淡泊度日……很多次我听到那些缺德之人的缺德言论都是愤慨不已，转而告诉师父，并问他自觉有无功德呢？但他每次对我的“告密”与提问都是默然无语，自顾念珠摁动，目光淡定，让我满腹狐疑，尴尬而退。而就在我学了《坛经》决疑品之后的某一天，我漫步在文殊院静谧的林间小道，举望漠大无言的郎朗苍穹，不禁猛然醒悟，原来师父对我的缄默无语，正是给我最为圆满的回答啊！就好比虚空要证明自己是虚空，就只能保持它的“虚空”！

　　佛法之妙，真是妙不可言。功德之妙，亦妙在不言中。有时触到会心处，会不禁哑然失笑。妙哉，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