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就文革中参与批斗致歉 称不道歉就来不及了

7月23日，温庆福接受采访。图/记者陈勇

　　从单位退休后，温庆福就过上了跟他这个年纪相符的平静生活。早起晨练，白天看书，练练字画，傍晚踩着单车到湘江边钓鱼，整天乐呵乐呵——是个连小区保安都羡慕的精神老头儿。

　　温庆福自己也说不清，是哪一块石头最终激起了他心中的湖水。在一个深夜，他打开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下那封笔调略显沉重、标题为“我至今愧对的一个人”的道歉信。

　　信件最开始发表在他的新浪博客上，看的人不多，总共有5个人留言，其中有一个还是他的学生，这个学生给他留言说，“为您的勇气和良心致敬”。

　　他要道歉的对象，名叫张琼英，今年已经87岁，曾是益阳市三中教师，“文革”中受到抓捕和批斗。而温庆福，是参与者之一。

　　今年6月份，温庆福将信件投递给《快乐老人报》，希望“当面跟张老师说声对不起”。一个星期后，《快乐老人报》收到了张琼英子女的回信，信件开头是，“温老师，您可以放下这份愧疚了。”

　　本报记者王欢 实习生郭睿昊 田尧江长沙报道

　　“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

　　这个“秘密”，在温庆福心中埋藏了40多年。

　　温庆福把它归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愧疚，不会安宁。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良心。”

　　这个在妻子左淑英心目中“极善良的一个人”，曾经冒着酷暑去报刊亭买两瓶矿泉水，递给在马路上工作的环卫工人，“换成我，我也会觉得他们辛苦，但可能不会想到要去买水。”

　　左淑英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作为最了解温庆福的一个身边人，她一直很信任和欣赏丈夫的为人，“工作中批评了下属，他回来都会内疚的。”

　　尽管如此，写道歉信的举动，还是让她觉得诧异，因为“此前从未提及”。

　　在温庆福自己看来，这种即使放在大环境里依然并非孤例的“致歉”与“和解”，却有他自身独特的心理形成逻辑。

　　退休之后，温庆福阅读了大量回忆录性质的书籍，胡适有句话让他印象深刻，“人最大的美德是宽容”。

　　他说，他这一辈走过来的人，经历过历史，也最不能忘却历史。梁漱溟的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温庆福每天都会听上一段，“从历史尘埃里走过来的人，有勇气面对、回忆、思考，才会给后人留下希望。”

　　“所谓六十耳顺。什么叫耳顺呢？就是好的，不好的，你都要听得进去。”温庆福说，这也是他最终将心中愧疚化成文字，并以此希望得到“心灵救赎和宽恕”的原因之一。

　　“文革”之后，温庆福从益阳调回到长沙工作。1983年，在湖南师范大学的食堂里，他碰到了张琼英的小女儿罗飞，两人寒暄了两句，温庆福脑海中瞬间闪过了“张老师被抓走时几个孩子恐惧的眼神”，他“心中被愧疚刺痛”，却没有“道歉”。

　　书房一角的光线“耷拉”下来，老人的脸闪过片刻的严肃与不安。他摸出一根烟，点燃，说：“因为那时候的自己，没想过要道歉。”

　　此后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中，温庆福不再去想那段“称不上是光彩事”的往事。他忙于工作，“文革”中的自己似乎被他从生命片段中有意地拿走了，哪怕跟老伴和孩子说起过去，他也只字不提。

　　如今，他已经过“耳顺”之年，他一直挂念的张琼英老师也已经快90岁，“如果还不道歉，那我们就都太老了，就真的来不及了。”

　　没得到回应的“道歉”

　　1966年，温庆福21岁。此时距《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报纸上发表，只不过半年时间。

　　彼时的温庆福，担任湖南益阳市三中共青团委书记，“年轻，政治热情高，工作敬业认真”。

　　1966年6月，当时的益阳市委根据上级指示派出工作组来到益阳市三中，温庆福出身好，是工作组的头号依靠对象。

　　后来，学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温庆福被工作组选定为主任。8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开，学生们向老师开炮，贴出了很多大字报。

　　温庆福记得，学校有一位年轻的女化学老师因承受不了屈辱，跑到资江跳河自杀，后被及时发现，幸免于难。

　　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年轻的温庆福做出了此后一直让他难以释怀的事情——他贴出了炮打学校党支部负责人谭观过的大字报。而谭正是温庆福在益阳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和校长。

　　“谭老先生学问渊博，待人谦和，一直是培养和关心我的恩师，而我忘恩负义，却是最先整他的人。”多年后，温庆福这么说。

　　“为什么会那么做？”温庆福曾经很多次问自己，他自认为是理性且温和的人，“文革”中，他从没对人动过手，看到有学生对老师动粗，他会反感，不敢当面制止，他便“把头撇开，或者走开”。

　　为什么还是会有那样一些“伤害人”的举动呢？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于“太年轻”，是不是有逃避责任的嫌疑？后来的答案，温庆福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合适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同时怕站错队，有压力。”

　　这个事件同样给温庆福留下了“阴影”。1995年，他在省旅游局的办公室里，认认真真画了两只巨大的寿桃，后来，他又特意跑到益阳，放在了益阳市一中的传达室里，委托传达室的大爷一定要交给谭老师。

　　谭老师却没再给他回应。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稍微好过点”了，“只要他老人家明白就行。我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哪怕是默默地希望。我有愧恩师。”

　　延续至今的愧疚感

　　彼时，张琼英在益阳市三中教数学。

　　温庆福回忆，张琼英原在长沙市一中教书，她和丈夫罗祥生均于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中山大学，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初期，罗祥生当过汉寿县副县长，后在省教育厅工作。1957年，罗祥生被错误打成右派，后在益阳地区教师辅导站(函校)工作。“文革”中，罗祥生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不久便含冤自杀了。

　　“上面通知张琼英老师去收尸，还说罗先生是畏罪自杀。张老师回到学校强忍着痛苦，镇定自若，但我从她红肿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她不知独自流过多少眼泪。”温庆福说。

　　温庆福跟张琼英平时就有来往，经常跑到她家里去逗她活泼可爱的小儿子罗大水玩。温庆福说，罗大水比自己小9岁，“喜欢笑，还老是出汗”。

　　196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益阳市工宣队召开紧急会议，温庆福和几位年轻的、出身好的教师参加了。会议布置全市即将进行的“政治大扫除”，要抓一批人——而温庆福，被分配带人去抓张琼英。

　　“大约是半夜一两点钟，我带人来到张老师家里敲门。她家灯已灭了。在密集的敲门声中，张老师10多岁的小女儿惺忪着眼把门打开了。”

　　之后的场景，在温庆福的“道歉”信中有详细描述：一群人凶神恶煞地冲进门，寻找张老师。张老师刚穿好衣下床，一个男工宣队员恶狠狠地对她喊“跪下！”张老师跪下后，被五花大绑着。接着，我们在她家里抄家，到处翻找东西。

　　温庆福在一床蚊帐上发现了几张油印的传单。温庆福说，或许是自己“还未泯灭的人性的恻隐之心起了作用”，他故意对抄家的人说，“没发现什么，走吧！”

　　之后，一个工宣队员押着张琼英离开了她的居所。温庆福看到“她的两个女儿惊魂未定，强忍着和母亲离别的痛苦样子”。

　　两天之后，张琼英回家了。在她家门口，温庆福和她相遇了。

　　温庆福回忆说，“她仍然是一尊不卑不亢的模样，然后微笑着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温老师，那天晚上搭帮(幸好)你没有拿出我蚊帐上藏的传单来，要是拿出来那就不得了啦！”

　　温庆福“无言以对”。

　　“我当时心想，我深夜带人去抓你，已经很对不起你了，你还感谢我。现在我还是疑问，是否真是我当时的举动帮助了她，还是她豁然大度，反而有意宽慰我？”温庆福说。

　　1979年，温庆福调到长沙工作，此后30多年，再没见到过张琼英。1983年，温庆福在湖南师大中文系进修时，在教工食堂遇到张琼英的小女儿。两人寒暄了几句便分开了。

　　对于张琼英的愧疚，温庆福说，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45年后，“终于可以放下”

　　之后，温庆福忙于工作生活琐事，过去的事，他不愿意想，更不愿意再提。“改变，可能发生在1999年。”那一年，温庆福因公事去美国，一行人去参观了一个基督教教堂。几年后，温庆福在岳麓山下一家老书店里看到一本《圣经》，犹豫间买了下来。

　　“神已经为我们做出榜样，我们有什么不可以认识自己的错误，以求得心灵的救赎呢？”温庆福说，他是老党员，按理说是无神论者，但那一刻，他宁可相信“神”的存在，信仰的存在。

　　退休之后，他工作的重心开始转移到阅读和思考上来。“也就是这几年吧，才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来。人老了嘛，会对过去作总结，会反思自己。”

　　他的退休生活，看上去美满安逸。两个女儿都有体面的工作，他和老伴拿着相对丰厚的退休工资，没事钓钓鱼，搞搞锻炼，画几只鸟或几朵云。但在他内心，却依然有亏欠。

　　“‘文革’是一场浩劫，我亲眼目睹很多人迫害与被迫害，我这种，算是比较轻微的了。但无论是哪一种伤害，它都是伤害。”温庆福说。作为道歉者个人，他感言“道歉”的红卫兵刘伯勤的一句话，“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良心债不偿，不安。”他打开了电脑，也翻开了一直尘封的往事。他的道歉信有1000多字，最初发表在个人博客上，受到了当时他在三中教书时的学生们的肯定，学生为他的良知和担当所感动。

　　温庆福把道歉信投递给了他“信任”的《快乐老人报》。这份国内发行量超过百万的老人类报纸，在接到他投稿后便电话告知他，“可能会发表”。

　　6月27日，《快乐老人报》在14版刊登了温庆福的文章，见报标题为《这句对不起压在心头40多年》。温庆福看到报纸，自觉“释然”，但依然为没有得到张琼英的亲口谅解而遗憾。

　　7月6日，一封电子邮件出现在了《快乐老人报》的编辑部，邮件系张琼英子女所发，字里行间充满宽容。

　　“母亲张琼英今年已经87岁高龄，我们把您的文章递给她看时，她头脑非常清醒地说，那不怪他，我还要感谢他没把那些传单交给工宣队呢。”

　　“温老师，您可放下这份愧疚了。”邮件中写道。

　　温庆福错过了这期报纸。两个星期后，他骑着自行车跑了3个报刊亭才买到。据老伴左淑英说，老人当时“眼角泛着泪花”。

　　“终于可以放下了。”温庆福说，40多年的时间长河里，他总算可以对自己说这句话。

　　而在另一端，张琼英的儿子罗大水说，母亲张琼英目前患有比较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但还是记得温庆福。尽管全家在“文革”中饱受磨难，但老人一直都很乐观，之后的生活平安喜乐，她也经常教育子女要多感恩，要牢记那些在困境中给予过他们帮助，哪怕是对他们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语，给过他们一个同情的眼神的人。

　　[专家看法]

　　“这件事的意义不可低估”

　　口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整理：记者王欢

　　读了温庆福老师的道歉信，十分感慨。“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人们为这种事道歉，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有人说，中国人已经失去道歉的能力和习惯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常见到一些人道歉，比如做了对不住某人的事，按人之常情道个歉，这很普通，而且它往往是维系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的有效手段。

　　但怪就怪在，为什么人们不肯为自己政治上的行为道歉？我想，这可能是由于政治行为通常都是由上面发动起来的，于是每个做过坏事的人，事后都会有种心理安慰，觉得自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自己的私心，甚至由于自己不小心而犯下的过失，那是必须由自己负责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像德国人那样，即使主观上也许并不是明显为了自己的私心，但只要客观上造成了人家的灾难，就都能够怀有一种忏悔之心呢？更何况，是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心，有时候的确是很难判断的，也许是下意识中想要邀功，但也许仅仅是为了避免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柏林墙倒塌后，那些杀害翻墙者的士兵被指控的理由是，为什么不能把枪口抬高一寸呢？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有一个人，就是当年把枪口抬高了那么一寸的人，出来为自己的行为忏悔了，而且这是一个中国人。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在中国、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件事的意义不可低估。

　　这说明，人与人之间毕竟有相通之处，中国民间其实有大量忏悔精神，但是由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思想局限，使人们把这种东西强行压抑下去了。我想如果有一天，中国人能够真正彻底地把这种局限加以打破，让自己的人性自由地伸展开来，不再一代又一代地带着一颗扭曲的人心进入坟墓，这才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

　　前不久刚刚听说有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出来向被害者公开道歉，今天又听到了类似的事情，他们所想到的，其实很多人都在内心中想过了，但只有少数对自己精神上要求比较严格的人表现在了行动上。我希望这种真正的勇敢者在中国能够多起来，也希望能够就此掀起一场民众的大讨论，让中国人的灵魂受到一次深刻的震动。

　　谢谢温老师，也谢谢张老师的子女充满温情的回应，人与人之间本来就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