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医院院长良心征途 救治穷人出路在哪里？

■他坚持，穷人也应该得到好的救治

■他坚信，既然慈善医院在这个行业里讲了良心，应该是有出路的

■他不得不承认，慈善医院如何生存与发展，不仅仅是个良心问题

　　7月20日，上海慈爱医院院长办公室，瘦削的丁学金按时服下三种药丸，以维持脑溢血初愈的大脑。

　　这位自1980年代以来被媒体誉为慈善家的肿瘤医生，在2005年初，倾家荡产创办了这家医院，他的理想是将其打造成中国首家民营慈善医院。他今年62岁。

　名片显示，院长之外，他的另一身份是中国红十字博爱肿瘤防治服务中心主任。这是中国红十字报刊社资助成立的民间慈善组织，成立于1992年。

　　“我所要做的就是把红十字的博爱、慈善精神，落实再向全国推广。”面对记者，丁学金的慈善演讲激情开场，滔滔不绝。

　　一块写着“为贫困病人雪中送炭”的招牌，几易其地，终于被请到了背对接待总台的侧墙上。而半年前，它则显赫地摆在大堂中央。

　　眼前的这栋五层小楼，本是附近真新新村街道的养老院，半年前，丁学金租下了其中的两层，再在一楼扩建了一排房间，便有了门诊加病房的雏形。“上海慈爱医院”的灯牌横架在门口大门之上，字是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佩云题写的。

　　一张巨幅的中央领导接见照片被显眼地挂在墙上，采访间隙，丁学金不时起身擦拭抚摸。

　　这些天，记者接踵而来，上海一位记者采访之后，写丁学金在“近乎偏执地施行慈善”。

　　2005年2月，上海慈爱医院携“中国首家民营慈善医院”的名号开门问诊以来，就陷入了持续亏损状态，四个月过后，亏损已达四十万元。

　　院长的慈善毕竟不是医院的共识。在院长转身离开的时候，一位医生望着他的背影，神情复杂。他悄声抱怨工资比合同上少了，“因为慈善，拖了大家的后腿”。他现在“因为薪水太少，不得不舍公交而步行回家。”

　　为了不失信于那些尚在坚守的职工，丁学金主动为他们安排上班日程表，“这里的工资是固定的，那就尽量让人家多点空闲，好去挣点其他收入”。更多的医生，他则劝人改为兼职，“只要随叫随到就行”。

　　每一个病人出院，丁学金都会为着账单上的数目，几元、几十元地与财务人员商量，像是菜场讨价还价。每天下班前，他都会惦记着门诊病房是不是已经关了空调，实在不放心就拎着一串钥匙上门查看。

　　他原来的家，被换成了投资全砸进了医院，现时居住在一间临时租借的屋子里。每天下班，他曾经收养的一个孤儿，骑着电瓶车载他回家，是为专车接送。“我应该是上海最摆不起架子的医院院长了。”丁学金自嘲道。

　　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曲折却给出不同的评价：“丁大夫以人为本，博爱为怀，一心为肿瘤病人和未康复的穷人服务，堪称慈善家！”

　　丁学金的一位好友苦笑着评论他：“积德行善这想法当然很好而且可以说高尚，可这词儿太陈旧，好似从箱底翻出来的衣服———一股樟脑丸的味儿。”

　　2005年2月，上海慈爱医院的开业典礼上，丁学金没搞剪彩，没办酒席，而是办了一个大型的开放义诊。

　　丁学金笃信自己在病人心中的口碑，他反感一些民营医院漫天飞的虚假广告，一如既往地相信，好医院是口耳相传的，不需要宣传。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慈善的定位可以显示良好的医德医风，从而增添对普通病人的吸引力。在医院正常赢利的情况下，以产生的利润设立专项慈善基金，用于救助贫困病人，二者互为循环。这被他称为“以病养病”的慈善模式。

　　但始料未及的是“慕名而来的尽是付不出药费的贫困病人，有钱的病人反而不来了”。

　　门诊部的一位医生，对记者归纳，来此就诊的病人，一是外地的穷人，一是本地打工者，三分之二的求医者要求减免费用。“医院慈善的名号一出，人全到这里了，有的身上只揣了20块钱就来看病，发现钱不够，就指着‘为贫困病人雪中送炭’的招牌说，我就是贫困病人啊，我没钱。”

　　真正穷困的病人，走投无路时，更会摸到这个偏僻的角落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遭遇，慈爱医院背着这个慈善之名，不敢轻易撵人出门，“正在创口碑的时候，可不能出一点差错。”

　　5月中旬，一份报纸指责慈爱医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让丁学金耿耿于怀了好一阵子。

　　而能让医院挣钱的普通病人却很少光顾。因为不是医保定点医院，病人来此看病就意味着不能享受政府的医保和救助补贴而完全自掏腰包，应者寥寥。甚至一楼之内养老院的老人也都舍近求远，去公立医院看病。

　　与医院共处一楼的养老院一位阿姨戏称这里是“上海最安静的医院”。7月18日当天开出的处方才十余张，药品总额不过千元，这据说还是较好的情形，“最差的时候，一天只接过一张处方。”一位药剂师坦言。

　　7月20日，记者第二次拜访时，慈爱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正在讨论该到哪里派发广告单。广告单是刚刚印好的，不算精美，慈善救助的内容并没有出现在医院简介里，突出的是“肿瘤治疗”的特色，还有整整一页留给了新开展的体检项目，面向广大企业和个人。

　　这天下午，一个浙江舟山的病人出院了。财务科的职工上来请示，丁学金面露难色，终于挥了挥手，签了字，嘀咕着“算了，算了”。十分钟后，病人家属面带笑容地进来告别，抢步跟他握手，“丁院长，您是好人啊。”丁学金若无其事地送她出门，末了对记者苦笑，“其实他们根本不算什么特困家庭，也没什么证明，可我这人就是经不住求。”

　　然后他又开始畅谈自己的慈善理想，列数自己的慈善史，他的眼睛里闪着兴奋莫名的光。

　　7月24日，记者第三次拜访。未及与记者面晤，在送完两位据说是讨债的客人后，丁学金晕倒在了办公室里。医护人员手忙脚乱之时，他挣扎着用笔在纸上给自己开出药方，然后被接上氧气，推进了急诊病房。

　　这个下午，他成了自己病房里惟一接诊的病人。

　　丁医生的慈善三级跳

　　善行，总是伴着争议

　　丁学金将自己的慈善之心，更多地归因于童年艰辛的熏陶。

　　7月20日傍晚，他沉浸在回忆中，几次哽咽难语。他自幼被父母送至苏北乡下，与外婆相依为命，身体孱弱偏逢物资紧缺的年代，贫苦乡亲的一个白馍或一只红薯，使他少了许多饥饿的记忆。后来这些乡亲大多罹患癌症，在无力救治中郁郁而终。等到青年的丁学金回到上海，走上学医之路后，在一篇当年的采访中，他感慨“世上终是好人多”。

　　上海船医的义举

　　第一跳：他的形象是华佗再世，他笑对每一位病人，所有诊疗都是免费的，有时还为病人熬汤煮粥，无微不至

　　丁学金的慈善之名肇始于一段延续8年的海上行医经历。

　　1970年，从上海中医药大学进修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上海海员医院肿瘤科。3年后，晋升为科室主任。

　　他渐渐发现，来上海就医的温州肿瘤病人异常之多，“当时肿瘤科有40个床位，常常爆满，超过1／3来自温州。”而这些患者，大多已是癌症晚期，医生惟一能做的就是帮助其减缓痛苦。在丁学金看来，这并未真正实现医生救死扶伤的职责。

　　1980年代，从温州去上海，没有飞机、没有火车，轮船是惟一的交通工具，勤劳的温州人正是通过这海上航线，创造着经济起飞的奇迹。但整个温州市没有一家肿瘤治疗机构。

　　于是丁学金向医院申请去海轮上做船医，“当时的最大愿望是到患者中去，帮助病人防微杜渐，提高挽救生命的几率。”

　　彼时，去海轮上行医，补贴高于普通工资一倍。对于丁学金来说，这并不是差的选择，牺牲似乎也无从谈起。

　　申温航线上的流动诊所，成了温州病人出外求医的第一站。当年的上海电视台曾经赴船上拍摄，镜头里的丁学金，以白衣天使般的笑容面对船上的每一位病人，所有诊疗都是免费的，他甚至将自己的工作舱腾给危重病人，有时还为病人熬汤煮粥，无微不至。

　　有那么几次，他为普通客人把脉问切，居然神奇地检查出对方的早期肿瘤来，幸免一死的病人后来磕头相谢。这些类似于华佗再世的故事，在温州民间几经传诵，吸引了纷至沓来的记者，直至惊动了中国红十字会的领导。慈善之名，由是鹊起。

　　1986年，温州市一位副市长上船微服私访，目睹了“上海船医”的义举后，诚挚邀请丁学金为温州病人多做实事。

　　第二年，丁学金与温州市区红旗医院合作的“丁学金肿瘤防治服务中心”挂牌成立，求医问药者一时踏破门槛。

　　当时海员医院的同事大都以为他在温州闷声发财，以至于现在，当记者向海员医院的老医生询问时，依然有人从商业的角度去看待丁的第一次“下海”之旅。“那个年代，温州等偏僻地区的医疗落后，丁学金算是抓住了第一次的商机。”

　　但不管怎样，他对病人的仁心仁德，却是有目共睹的，当年保存下来的一张照片足够震撼人心：破败的茅屋之内，一身白衣的丁学金为奄奄一息的病人把脉问诊，身旁的孩子长跪不起。此间，他还资助当地失学孤儿，设立了“丁学金教育资助基金”，一张张孤儿依偎着他的照片，频频出现在各地报端。

　　1992年，丁学金离开了上海海员医院。同一年，在中国红十字会以及红十字报刊社的帮助下，丁学金发起成立了“中国红十字博爱肿瘤服务中心”，并在上海地区征得了200余位肿瘤医生教授的行动支持。

　　他至今仍保存着这些地方红十字会或医院主动发来的合作申请，丁学金视其为自己红十字精神得到地方认可的标志，并以此回应一些人对其沽名钓誉的质疑。

　　这些印着大红签章的合同书上，治病的收入，丁学金与地方医院按一定比例分配。通常的分配比例是1∶9，他的解释是，专家深入内地看病，不谈治疗费用，仅交通、食宿也是不小数字，“我可以不取任何报酬，但专家不行，必须持久地维持住这个慈善的热情。”

　　1995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出手120万，在虹桥机场附近购得10亩地皮了，他开始勾画国内最大的慈善医院的宏图。虽然在外人看来，很难判定这究竟是个实业梦想，还是慈善梦想。“应该三十余层，条件不输任何公立医院，外地求医的病人络绎不绝。”

　　没有想到，这块地整整搁了5年，一直搁到1999年土地管理部门发来了限期开发的通知书。原先的投资方，在最关键的时刻变了卦，仅仅扔了4万元人民币就没了下文。1999年，引资无门的情况下，他将地皮转让给了一位佛教用品的制造商。

　　这位商人与丁学金约定，建设完毕，专门腾出一栋楼交由他开设慈善医院，他信以为真，原价转让了这块已增值数倍的地皮。可偏偏是最应该有菩萨心肠的人欺骗了他，工厂开业，丁学金再打电话过去追问慈善医院的时候，商人已经形同陌路，顾左右而言他。

　　丁学金苦笑摇头。

　　打工院长的乐与怒

　　第二跳：他将民营医院当做阵地，每个月1万多元的提成收入是他慈善行医的经济基础

　　但慈善的梦想，依然没有就此熄灭，丁学金的解释是：背负着那么多领导的重视，那么多媒体的关注，停不下来了。

　　2000年，上海市医疗体制改革渐入佳境，民营资本纷纷抢滩上海医院市场。其时的上海一所职工医院，改制成民营医院，福建老板入主。丁学金的红十字会招牌和他在江浙地区病人中的良好口碑，被这家民营医院看中。

　　几番接洽，丁学金担任了这家医院的顾问。双方约定，丁学金以自己的名望与红十字背景为医院招揽病人，并提取部分利润，而院方必须为其救助病人提供必要的医护条件。为表示诚意，这家职工医院在丁学金的要求下更名为×爱医院，以示慈善之风。

　　这一被寄托了双赢希望的模式持续了4年。4年里，丁学金介绍江浙病人来×爱医院治疗，帮助老板赚得盆满钵满，而自己则倾尽所能行医布德，救助贫困的求医者。

　　每个月1万多元的提成收入是他慈善行医的经济基础，只要是慕他之名而来的穷困病人，他都拍着胸脯担保住院，有病人实在支付不起或最后逃费的话，这笔钱悉数记在他的账上。在丁学金保存的资料中，减免病人费用的单据随处可见，从200元至5000元不等，而这些钱大多从他的薪水中支取。“一个月资助一两个的话，当月的收入就所剩无几了。”

　　他曾试图促动医院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伸出援助之手，但效果甚微。

　　“我常对他们讲，医院挣钱应该取之有道，经济情况不错的病人，多开点药、多做点检查，没什么关系。而对于那些穷困的病人，要网开一面，救死扶伤，企业也得讲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

　　这条底线在2003年一次医患冲突中被轰然冲垮。

　　2003年4月，一位慕丁学金之名而来的浙江舟山病人，在接受丁学金张罗的一次肾脏出血手术后，病情渐趋好转。这是一位数年求医已近倾家荡产的病人，囊中已无分文，手术刀口未愈，被院方要求出院。

　　丁学金依照惯例去与院方交涉，但这一次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驳斥，“老板指着我的鼻子咆哮着说，不要再把穷病人往这里引，这里不是慈善医院！”

　　如果说最初院方尚需依靠丁学金的专家和病人资源以打开局面，不得不有所妥协的话，4年后的x爱医院羽翼丰满，丁学金已经不再具备与院方谈判的条件。

　　当天夜里，丁学金愈想愈气愤难平，脑溢血发作，全身麻木，足足躺了一个多月。

　　不过这段伤心的回忆在现时的x爱医院的医务科主任看来并不全面，他避免用“医托”来称呼丁学金，只说，“丁学金当时对病人好，应该是出于利益考虑，只有这样才能介绍病人来，才能拿到医院给的高额提成。”

　　丁学金对于这样的猜测异常反感，他总是这样反驳，“我如果图利益，早成千万富翁了，不提取一定收入，我怎么有钱去替病人减免或垫交费用。”

　　其后，丁学金先后在上海的另两家民营医院担任院领导职务，依然是以自己的名望和资源换取慈善行医的土壤，又均不满院方所作所为而中途退出。

　　“一家是昧着良心赚钱，把茶叶水都能尿检成阳性，强加病人以性病治疗；另一家药价虚高，不是一般地高，再穷的病人都不放过。”

　　他铁定了心，决定自己创办一家慈善医院。

　　慈善医院实验

　　第三跳：慈善医院生存与慈善名利双赢的企图，成为无法实现的一厢情愿

　　半年后，2005年2月，上海慈爱医院正式开业。

　　丁学金对“以病养病”模式的前景深信不疑，房产变卖所得外加平生积蓄，凑齐了近500万元，悉数抛出，光是一间手术室仪器备齐就花了不下50万。他的许多医生朋友，出于私人感情和对慈善事业的支持，齐聚于此，不计较工资多少，但求多做善事。在丁学金看来，于己于人，这都是一次输不起的实验。

　　在民营医院多年实践，丁学金深谙其中利润空间巨大，他以为，只要正常运转，就可赢利，继而提取部分设立慈爱基金，实施慈善救助，救助的规模视赢利多少而定。他将那不办剪彩不办酒席的开业典礼省下的钱，做了慈爱基金的第一笔款项。

　　又半年，生存与慈善名利双赢的企图，已成为无法实现的一厢情愿。丁学金抚今追昔，“我第一次陷入了真正的彷徨”。

　　原本丁学金的想法是，医疗费由医院减免一些，地方民政部门补贴一些，病人自己承担一些。依照慈爱医院的规定，病人享受减免优惠必须持有相关部门的证明，哪怕是乡镇政府的证明，但实行起来异常地不便。另外，尽管国家规定地方民政部门有专门面向特困病人的医疗救助基金，病人申请起来也常常力不从心。

　　丁学金又不得不临时客串起“说客”的角色。今年3月份，他亲自去了浙江的湖州和嵊泗两地，为病人争取地方民政局的补贴。“我也是被逼的，他们解决一部分，我们就少出一部分。”他说。

　　但医院不能正常运转，再多的妙招都是无源之水。因为亏损状态的持续，丁学金不得不收缩甚至停止救助的行动，再有贫困病人前来求助的时候，他选择回避，已接诊的病人在短期救助后，就劝其出院。

　　丁学金现在朝思暮想的就是取得上海医保定点医院的资格，只有具有这个资格，有医保的病人才会来，医院才可以正常经营——这被他视作救命稻草。

　　丁学金原以为慈善医院的定位可以让他在政策方面赢得优惠，比如帮助他申请医保资格。“上海市有25家民营医院具有医保定点资格，为什么不能扶持慈善医院呢？”这样的声音被媒体披露后，效果适得其反，他被一些人当成“招摇撞骗”的老江湖。

　　而药品供应商担心资金回收困难，第一时间掐断了供货渠道；正在洽谈中的投资合同也因为投资方质疑其经营前景而搁浅。

　　尽管困难重重，丁学金仍不愿意放弃，他曾掰着指头对记者说出三个打算：一、他在江浙沪行医十多年，有一定影响力，打算去那里带回来一些看得起病的病人，医院也可以赚点钱。二、对于特困病人，会动员他的亲朋好友捐钱给他，这样他可以拿着这些捐款来看病。三、与特困病人所在地民政部门联系，为他们争取一些救济费用，大约占医疗费用的30％。众人拾柴火焰高。

　　“我只是在这个行业里讲了点良心而已，总有出路的。”丁学金总结说。

　　图：院长总是随身带着各办公室的钥匙，随时检查空调关没关

　　因为连月亏损，医院五楼仅有的一间扶贫病房，从最初的人满为患到现在的仅剩一人。瘦骨嶙峋的张先生，三个月前因为罹患肺癌住进这里，成了享受贫困资助的“幸运儿”。

　　慈善医院需众人拾柴

　　如何正名

　　丁学金的慈爱医院，如果不是真实意义上的第一家，也至少是个稀有品。

　　但这一稀有，并没有在业内得到认可，宁波同和医院院长吴忠孝亦认为，因为国家政策对于慈善医院并无明晰的资格规定，很多民营医院竞相以慈善作为幌子，行赢利之实。他甚至列举了宁波的几家民营诊疗机构，在最初的慈善炒作后归于沉寂的实例。“而一家民营医院想干点慈善的事，和纯粹的慈善医院，这是两个概念。”这是中国医疗投资营运网CEO刘腾蛟先生的观点，他指出，相比国外教会或基金支持下的慈善医院而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医院还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医院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建立在稳定可持续的公益基金基础之上，不以赢利为目标；二是有透明并且可持续的管理运营为保障。

　　对比这两点，“很显然，慈爱医院都不具备。”他认为，“慈爱医院更像是力求善行的理想主义者，明明能力不及，却非要慈善医院的名，结果为名所累。”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总会了解到，民营慈善医院在我国还是个“新概念”，法律对其组织形式、慈善比例以及相关规范等没有规定。

　　如何定义、管理、监督慈善性质的民营医院，相关的政策空白还需及时填补，这让最直接的命名都充满悬念。

　　生存的基础在哪里？

　　如果排除对于动机的揣测，目前的情况下，个人或民营介入慈善医疗是否具备可行性？

　　上海博爱医院医务科的蒋主任以“注定失败”来预示慈爱医院的结局，他认为，民营医院介入慈善医疗，从社会分工上来说，存在错位。

　　“民营医院较之公立医院而言，技术、人才资源都不足以抗衡，只能以服务和特色争取客源，这是公认的事实。如果想以高质量的服务求生，针对人群就不可能是穷人，而是经济实力雄厚的高端人群。如果拼特色，许多治疗区域对民营医院还是有诸多限制，比如计划生育、生殖系统疾病等，取得这些行医资格是个漫长的过程。”

　　更为关键的是，以所有制为划分标准的资源分配格局则是民营医院介入慈善医疗无法突围的屏障。

　　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主任陈家应教授具体分析道，从资金保障来说，慈善医院的善款来源一般分三个部分，社会捐赠、政府补贴及业务收入。

　　社会捐赠方面，根据公益事业法，个人和民营机构不能随意接受社会捐款；政府补贴方面，国家财政主要用于通过民政部门实行的医疗救助基金的建立，但这笔基金主要用于需方补偿，即直接面对病人，各级医疗机构从这笔救助金里难以直接获益，民营医院尤甚。救助基金之外，政府财政也会用一部分于供方补偿，但用途集中于公共卫生体系、疾病控防、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等公共项目，民营医院不可能成为补偿对象。

　　“民营资本介入慈善事业，既无社会捐赠的可能性，亦无政府补贴的可能性，以一己之力，怎么能不倒闭？”陈家应教授如是总结。

　　现状之需

　　宁波同和医院吴忠孝院长认为，因为政府政策资源倾斜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在社会慈善方面既无义务也无责任。

　　基于此，目前中国的慈善医院多为各级民政部门支持下的公立医院，比如广州慈善医院、上海浦东慈善医院，大多为一个实体，两块牌子，即赋予原有公立医院以慈善救助的职责。

　　救助的方式主要采取需方补偿的方式，即国家与地方各级政府均设置专项的医疗救助基金，直接补贴给特困的求医者。就医者凭借政府审核发放的慈善医疗卡，到指定的医院就诊，享受额度不一的医疗费用减免。

　　自2000年开始，这一模式在全国陆续开展，各地民政部门竞相效仿，纷纷设立慈善公立医院。“但实际的情形是，许多地方的救助基金并没有落实到位。”陈教授曾经接触的一些公立医院每年背着数百万的医疗救助负担。

　　且由于区域分割，流动人口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救助尚存空白点，农村的医疗救助许多地区还未完全到位。还有譬如肿瘤疾病等大病救助补贴，除了在上海、广州、北京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已设立外，大部分地方政府财政难以承受。“这些都是单一的政府投入所力所不逮的。”陈教授说。

　　基于此，陈家应教授认为，政府之外，吸纳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医疗慈善事业应是大势所趋。

　　众人拾柴火焰高

　　“多元化应体现在慈善事业的各个方面，包括慈善组织机构的多元化、慈善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慈善资金筹集方式的多元化等诸多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杨方方博士亦积极呼吁慈善事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慈善事业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复杂多样，用单一的思路、统一的形式是难以满足各种慈善需求的。”

　　民政部一官员曾告诉媒体记者，国家目前正在开展和完善慈善医疗援助，需要健全和创新慈善组织形式，当然也希望民间参与，但是如何参与还是个问题，目前缺少相应的指导性法律法规。

　　陈家应教授呼吁，打破政府资源以所有制为划分标准的分配格局，使之在慈善事业义务与责任的起点上共处公平，并尽快出台民营机构介入医疗慈善事业的指导性政策。

　　慈善医疗的发展当然还取决于整个慈善事业的环境，陈家应教授还主张，实行免税优惠等种种鼓励性政策，调动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的积极性，以培育稳定可持续的慈善基金。

　　而这个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必须透明化。中国医疗投资营运网CEO刘腾蛟先生认为，像慈爱医院这样的所谓民营慈善医院带有极强的个人理想主义色彩，慈善行为的效果完全建立在个人的道德良心基础上，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慈善医院模式。

　　“需要改变慈善就是和盘托出的献身观念，无论是医院还是个人，慈善基金或实体也需要高效率的管理运营。”刘腾蛟说。

　　台北医学大学管理发展中心执行长陈俊贤告诉本报记者，在台北，许多慈善基金支持下的纪念医院，也都是在高效率的运营之下，资产的增值不参与分红，而是继续投入到慈善事业。

　　“只有内外兼修，民营力量介入慈善事业才有可能，才能可持续性发展。”刘腾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