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佛缘广结 白马寺佛灯长传

弘扬佛法“烈火见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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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大地上的“中国第一古刹”，穿越了近２０００年的历史风雨。白马寺的兴衰变迁，是中国佛教历史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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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原后，在东汉皇室的支持下，影响越来越大，并从京都洛阳向周边传播。但是，在走过了１２０多个春秋之后，白马寺却毁于东汉末年的兵火战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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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王朝在洛阳定都后，曾对佛教明令禁止，佛教的发展受到抑制。直到魏明帝曹睿又即位后，他才废除禁令，而他自己也开始信奉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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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魏明帝最初并不信佛，他还准备拆除洛阳宫城西面的一座佛塔。一名胡僧闻讯前来劝阻。胡僧以金盆盛水置于殿前，将佛舍利投入水中，盆中顿时光芒四射。魏明帝这才相信佛教的威力，开始修葺并兴建以白马寺为首的一大批寺院。西晋代魏后，白马寺仍为众寺之首，洛阳同样仍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并吸引了不少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前来弘扬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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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谦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祖籍大月氏，从小在洛阳长大，翻译了大量经文。东汉末年，他为避战乱南渡前往东吴。当时已近寒冬，他离开洛阳时，随身带了一条被子。有个人与他同行，什么也没带。夜里天寒地冻，那人冻得浑身发抖，支谦大发慈悲之心，请那人与他同被而眠。没料到，那人趁支谦熟睡之机，把被子抢跑了，支谦只好冻了半夜。天亮之后，同伴们才知道这件事，就劝他告发那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支谦却说：“我如果告发他，他肯定要被判抢劫罪。难道因为一条被子，就去杀一个人吗？”众人都对他的高尚德行钦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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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平年间，印度僧人昙柯迦罗来到洛阳。为了使出家僧人履行受戒程序，他在白马寺设立戒坛，并同西域来的僧人一起担任戒师，为出家僧人受戒，在中国首创受戒度僧制度。曹魏人朱士行，成为实行受戒度僧制度后受戒的第一人。从此，佛教在华夏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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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士行出家后，以弘扬佛法为己任。当时洛阳流行的佛教译本中，最著名的是《道行般若经》，但因为译者水平所限，译本与原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缺憾。曹魏甘露五年（公元２６０年），朱士行和几名僧人一起，不远万里，西行到了于阗（今新疆和田），得到了梵本《道行般若经》，并夜以继日地抄写，准备抄完后送回洛阳。谁知于阗国王听信谗言，下诏禁止任何僧人携经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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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士行非常愤怒，于是就有了一场“烈火见真经”的考验。这一天，于阗国王的宫殿前堆了一大堆木柴，朱士行恭恭敬敬地捧着要带回国的佛教经典。点火后，他发誓：“若大法应该流传汉地，经入火而不燃；若经书被焚，那是天意如此啊！”当经书被投入熊熊烈火后，火焰随即熄灭，经书却丝毫无损。国王不由心生敬畏，便撤销禁令。当朱士行的弟子弗如檀将佛经送到洛阳白马寺时，已是２３年后的西晋太康三年（公元２８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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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历时２０余年，使白马寺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北魏时期，孝文帝元宏、宣武帝元恪、孝明帝元诩及元诩之母胡太后等都信奉佛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贵族、公卿等纷纷“竭财以赴僧，破财以趋佛”，河洛大地佛寺达１３６７所，洛阳号称“佛国”，白马寺也进入空前兴盛时期。有趣的是，白马寺佛塔前种植的石榴树和葡萄，枝叶茂盛，果实硕大，其中石榴一个重达７斤，葡萄粒比枣还大，“味并殊美，冠于中京”。每年果实成熟时节，皇帝常派人摘取赐予宫人，他们也相互转送亲友。凡得到者，都当成难得的美味。当时流传的“白马甜榴，一实值牛”等谚语，就是这一情形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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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寺院“跑马关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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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进入鼎盛时期，白马寺迎来了空前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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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杨坚曾多次诏令天下“任听出家”。隋炀帝杨广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１２０人为僧尼。唐太宗李世民统一中国后，诏令在“交兵之处”建立寺庙，并大力资助玄奘翻译佛经。武则天统治时期，佛教和政治紧密结合，洛阳呈现空前的宗教热潮。垂拱元年（公元６８５年），武则天令薛怀义重修白马寺，使其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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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薛怀义的故事，已经被演绎出多个版本。其实，薛怀义原是洛阳街头的市井无赖，但他生得一表人才，被推荐给武则天后，武则天对他十分宠爱。为了掩人耳目，武则天就让薛怀义出家为僧，取法名怀义。为了使他“出身名门”，武则天命他改姓薛，摇身一变成了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的本家。从此，薛怀义既为僧人，又“出身名门”，随意出入皇宫，充当武则天的男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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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则天的支持下，薛怀义征调民夫匠师，大兴土木，广修殿亭台阁，“中国第一古刹”成为空前壮观的大寺院。当时的白马寺规模宏大，寺内僧人３０００余名。山门距洛河不远，而僧舍与山门相距遥远，故有“跑马关山门”之说。寺门前有高大的石牌坊，寺周围有河流环绕，寺内殿阁辉煌，殿堂周围有回廊环护，多处偏院栽植梅、兰、竹、菊、杨、柳、梧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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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薛怀义的“绯闻”一直被传得沸沸扬扬，但武则天还是很有“佛缘”的。当时的名僧神秀，是禅宗北派首领，武则天对他非常敬重，特意请他到洛阳，与他并肩上殿，甚至对他跪拜行礼。在女皇的影响下，洛阳人也都成了“追星族”，争相礼谒神秀，拜求佛道。武则天听说佛教有一部《华严经》，就派人到于阗取其梵文版本，亲自组织经书的翻译工作。历时４年，８０多卷的《华严经》才翻译完毕，武则天亲自为该经作序。在她的倡导下，以该经为主旨的佛教宗派华严宗，于武周时期在洛阳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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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佛、道两教之间多次发生激烈的斗争。武则天曾下令烧毁道教的《化胡经》。神龙元年（公元７０５年），唐中宗李显诏令僧、道鉴定《化胡经》的真伪，不久又敕令废除《化胡经》，并刻石于白马寺。白马寺以其特殊的地位，在佛、道斗争中发挥了其他寺院不可企及的作用。也许正是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才衍生出关于“焚经台”的传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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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寺院的经济力量还很薄弱，南北朝后开始形成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唐朝时各寺院都有自己的产业，并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由于佛教势力增强，严重影响了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和兵力、劳动力的来源，佛教和最高统治者之间产生了冲突。会昌五年（公元８４５年），唐武宗李炎下令毁寺逐僧，这就是“会昌法难”。据统计，在这次劫难中，共毁寺４６００余所，还俗僧尼２６万余名，给佛教文化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从此，中国佛教便由鼎盛转走下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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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之中佛家难享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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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对佛教的尊崇，使白马寺又迎来了新的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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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赵光义曾亲自撰写《新译三藏圣教序》，可见他对佛教的尊崇。淳化年间（公元９９０年至９９４年），天下大旱，宋太宗派人到白马寺，向两位印度高僧下拜，祈求天降甘霖。淳化三年（公元９９２年），宋太宗敕令修葺白马寺，并敕令翰林学士苏易简撰《重修西京白马寺记》。宋代佛寺盛行“伽蓝七堂”制度，即包括佛堂、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堂等，当时白马寺内有１０００多名僧人，规模还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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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钦宗（赵桓）统治的靖康年间（公元１１２６年至１１２７年），白马寺遭到金人的劫掠焚烧。１４０多年后，元世祖忽必烈才又下令大力兴建白马寺。重建工程历时２４年，其财源为河内、修武等６县的官田之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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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二十三年（公元１３９０年），曾经做过和尚的明太祖朱元璋，敕令修葺遭受战争破坏的白马寺。嘉靖三十四年春（公元１５５５年）至第二年冬，时为朝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并总督东厂之职的黄锦，又一次大规模整修白马寺。此次重修，大体上奠定了今日寺院的规模和布局，在白马寺沿革史上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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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洛阳再次遭遇战乱，白马寺也难逃劫难，损毁非常严重。清康熙年间，如琇和尚在洛阳知县高镐的支持下，多方筹措经费，花费数年时间，终于重修了大殿、山门、配殿等，使白马寺面貌焕然一新。可是，到清末民初，白马寺又变得破败不堪，多亏人们捐资重修，才使白马寺中的建筑得以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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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纷飞的年代，白马寺难享佛家清静。１９２４年，红枪会一部和某军阀部队二师发生激战，红枪会进驻白马寺清凉台后，二师士兵火烧白马寺，给“中国第一古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１９２７年前后，冯玉祥部进驻洛阳，曾到白马寺拆毁大殿佛像，后因殿檐塌毁砸伤了人，他们以为是佛祖惩罚，这才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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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年，王法森、王春生将洛阳县平乐区区部设在清凉台，既维护了社会治安，也使白马寺免遭人为破坏。可是时间不长，他们遭到洛河南岸土匪的袭击，王春生被打死，区部人员四散而逃，白马寺便日渐破败。此后数年间，白马寺殿宇残破，供桌尘封，香火稀微，杂草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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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年２月，民国政府迁都洛阳，以为行都。当时白马寺荒凉破败，无一僧人，只有几户百姓居于其中。后在德浩法师的努力下，争取民国政府拨款７０００元，又设法募捐３０００多元，将住户劝走，开始重新修建白马寺。后因抗日战争爆发，修建工程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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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多次拨款修葺白马寺。“文化大革命”中，白马寺也遭到破坏，但１９７２年开始全面修复，前后持续１０年时间，使白马寺焕发新颜。从此，白马寺迎来了新的大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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