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榕寺:从来菩提本无树 哪见六榕掩六尘

苏轼题写的“六榕”二字意外地成了这座寺庙的名字。

在历史上，六榕寺曾经屡次被割占，不断缩小。而在一个刚刚拟定的新的扩建计划中，它未来的面积将会是现在的五倍。

　　
苏轼当年见到的六株古榕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1983年，在塔之西重建大雄宝殿，供奉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以黄铜精铸的三尊大佛像，它们各高6米、重10吨，仪态慈祥，是广东省现存最大的古代铜像。

　　感今怀古

　　东坡时代的广州

　　古建筑多以人或文闻名，六榕寺也是，如果不是千年前苏轼被贬岭南，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六榕寺了。当然它也可能以别的名字出现，但因为有苏轼，它才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更深的印迹。

　　王勃比苏轼早到了400年，从其留下的文字看，当时的六榕寺(时名宝庄严寺)有着初起的辉煌，但它很快就毁于一场大火。直到宋朝初年，才重建殿宇。又过了近100年，才在原址重建宝塔，10年乃成。尔后六榕寺虽几经磨难，但始终保持宝塔不坠，今天的广州人也因此才能骄傲于这一宋朝的遗迹。

　　苏轼是四川人，王勃是山西人，但他们的足迹使广州的历史更加生动。早在隋唐五代时期，广州就是世界著名的港口，一直到宋朝，都保持着全国第一大港的地位。到了清代，清政府实行的一口通商持续了83年之久。回头再看今天广州一年两度的广交会之影响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轼是由于不赞成王安石、司马光变法被贬到惠州时路过广州的。今天看来，也许苏轼的保守是对的。因为血气方刚的结果，导致帝国被北方好战的国家(按：指辽、金、西夏)所侵扰。终于在建炎元年(1127年)被迫放弃了开封，迁到长江以南的港市杭州。由于大宋帝国大半的税收土地失陷，皇帝转而以海外贸易支应国家财政。这时苏轼已作古数十年了。

　　苏轼的思想出入儒道，杂染佛禅，既能关注朝政民生，保持独立的见解，又能随缘自适，达观处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苏轼离开我们的900年后，重踏六榕寺，不由人不追忆那远去的老广州的人和事。

　　大事记

　　历史再现

　　［　公元420年　］　宝庄严寺初具规模

　　王勃《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中这样写道：“此寺乃曩在宋朝早延题目，法师聿提神足、愿启规模，爱于殿前更须祢之塔”。这里的宝庄严寺就是六榕寺，可见早在南朝宋代(公元420－479年)，广州六榕寺就已经初具规模了。

　　［　公元537年　］　筑舍利塔

　　梁大同三年(公元537年)，内道场沙门昙裕法师奉命出使返至广州，因病淹留宝庄严寺，修书表示“愿居此刹”，得到诏许并筑舍利塔，塔下瘗藏自海外求得之佛舍利。

　　［　公元971年　］　南汉(越汉)立国

　　公元971年，南海王刘龚称帝，国号大越，都广州，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越汉)，升广州为兴王府。南汉历代君主虔信佛教，宝庄严寺易名长寿寺，作刘氏宗室女修道之所，塔仍称舍利塔，每于上元、中秋佳节登塔燃烛悬灯(号曰“赛月灯”)以兆丰年。

　　［　公元988年　］　铸六祖惠能像

　　南汉(公元917－971年)灭亡时，长寿寺“寺塔均毁、胜迹荡然”。宋端拱(公元988－989年)初，修葺寺院，铸造禅宗六祖惠能(公元638－713年)铜像，改称净慧禅寺。

　　［　公元1086年　］　重建宝塔

　　宋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六榕寺住持德超和尚兴驻锡与此弘法之名僧道琮等一起共议重建宝塔，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六月三日，新塔落成，塔壁佛龛供奉贤劫千佛及旃檀五百应真，自此称千佛塔。

　　［　公元1100年　］　苏轼题“六榕”二字

　　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苏轼来净慧寺留题墨宝“六榕”二大字，后寺僧将之榜诸山门，世间遂有“六榕寺”之称谓，但那时是“俗称而已、非寺名也”。直到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重修千佛塔，此时撰《重修六榕寺佛塔记》，净慧寺始正式易名为六榕寺。

　　［　公元1915年　］　“花塔”成正式塔名

　　民国4年，广州地震，塔内壁与千佛铜柱之间被震裂。民国24年4月举行花塔重修落成典礼，梁致广居士撰《重修六榕寺花塔记》，“花塔”始为正式塔名。

　　［　公元1979年　］　恢复宗教活动

　　1966年“文革”时，六榕寺除六祖铜像外，全部佛像被毁，寺院也全被占作仓库。1979年3月，中共广州市委批准六榕寺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

　　花塔深处藏奇珍

　　“六榕”源自苏轼，花塔扬其美名

　　广州六榕花塔在六榕路六榕寺内大雄宝殿前，唐代曾修葺，北宋初，寺、塔俱毁于火，北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重建寺，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郡人林修等于舍利塔旧址上重建砖塔。挖开旧塔地基，发现有九口古井环列，并有世鼎、宝剑、镜及佛舍利等物。采用梅花井桩地基，是适应地近江边地下水位高的地形。六榕花塔沿用旧基。

　　北宋《重修广州净慧寺塔碑记》云：“广其基以为四十五尺”。按宋尺折算，井桩位置在今塔身与副阶之间。塔重建后，内供贤劫千佛像，故名千佛塔。此塔后经多次修缮。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台风侵袭，塔顶坠于地。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清皇室从海防经费中拨出巨款大加修缮。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1980年，又曾两次全面修葺。后一次修葺时，于塔壁发现多处砖铭，刻“广州净慧寺宝塔砖劝首林主簿并转运司监劝史首王”文字。再从塔形、阑额上施普柏枋、圆护斗等形制上看，今塔塔身基本保存了宋代重建时的风貌。首层副阶及各层琉璃瓦檐出檐较浅，则为晚清重修式样。至于花塔之称，有谓因塔身色彩斑斓而得名，花塔之名，已见于清道光《广东通志》。

　　六榕花塔为砖木结构楼阁式塔，平面八角，外观九级，内部连同暗层共17层、通高57.6米。首层直径12米，外设副阶。梯做穿塔壁绕平座式。各层塔身外壁饰素壁丹柱，都有回廊围绕，木栏杆系1980年仿宋式斗子蜀柱勾栏修复。塔檐以绿琉璃瓦覆顶，檐端微翹展翅欲飞。塔身密布1023尊浮雕小佛，还有云彩缭绕的天宫宝塔图。以铜柱为塔刹，为中国古塔之罕见。塔顶上有火焰宝珠、双龙珠、九霄盘、覆盘和8根铁链，连同铜柱重逾5吨。

　　六榕寺内保存有宋至清代碑记20余方。其中与六榕花塔有关的重要碑记除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赵叔盎撰并书，南宋、明再刻的《重修广州净慧寺塔碑记》外，还有《塔内八十八佛圣像图》碑上描刻了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重修塔上的88尊佛像及佛名。

　　花塔不但外形美观，它的基础建筑设计在古代也属一流。1400多年前花塔就在珠江岸边，地下水位很高，建塔时挖掘地基，一米深就有地下水涌出。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当年广州的能工巧匠们想出治服地下水的办法，首先沿着塔基，像打水井一样，用麻石砌筑成九个水井，九井连环，互相依托，形成一个九环井基，然后在井基上建造高塔。解放后重修花塔时，现代的建筑师对古代这个奇特的塔基设计十分惊叹，一千多年前的塔基仍然十分牢固。它运用了梅花桩的科学原理，也许是现代梅花桩的雏形。

　　王勃留下绝笔，一去不复返

　　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春，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离开家乡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南赴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探父(其父王福畴任交趾令已多年)，于十一月到达广州。在六榕寺，王勃见一女子所撰《魕鉴图铭》(魕鉴，一种束衣皮带上所饰之铜镜)“韵调高雅，有陈规起讽之意，可以作鉴前烈，辉映将来”，赞赏不已，便为之写了序。这时，适逢宝庄严寺开设法会，因受宝轮法师托请，写了这篇《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记述这次盛典，称颂修塔盛举。次年，王勃乘搭木船南赴交趾，遇海上飓风罹难，年仅27岁。这篇碑文，成了一代才子的绝笔。

　　苏轼在此悟禅，“六榕”遮“六尘”

　　苏轼曾在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九月于贬谪惠州途中匆匆路过广州，其时六榕寺尚在修复中。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驾崩、政局变动，许多前朝谪臣皆获赦还，四月至六月间，朝延三下赦令、苏轼自儋州(苏轼被贬惠州三年后，又远谪海南儋县)北归，经廉州(今广西合浦)辗转抵达广州，已是凉秋九月末。这一次，他逗留了一个月时间，由于住处离六榕寺很近，寺中有古榕六株、浓荫蔽日，引得苏公常来憩息。此时苏公应寺僧请，留题墨宝“六榕”书匾。

　　对于苏轼为何题书“六榕”二字，时人皆以为与其爱妾王朝云有关。因为就在他被贬至惠州的第三年，王朝云去世，被葬于惠州西湖棲禅寺内，寺僧为其建塔，并在其旁建亭，苏轼亲题“六如”二字，如今在六榕荫下，他深感世人皆受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尘蒙蔽，而置身六榕之下，六尘便被遮隔，所以此处的“六榕”与“六如”一样，皆是喜欢说禅的苏轼的佛理深意也。

　　厅内有白色玉石所铸苏东坡塑像，东坡衣袂飘然，立在一方刻有“六榕”二字的石基上，石基背面刻着烫金字体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后人将这首词刻在了六榕寺，和默默无言的古寺榕树一起，透过千年风雨，目送着东坡飘然归去的身影。我立在亭前，仰望这位流芳百世的文坛巨匠，心里默默怀想着他风波迭起的一生。这时，一位着黄色僧袍的僧人走过，路过东坡面前时恭敬地单掌合十为礼，可见东坡在后世人，尤其在六榕寺出家人心中的分量。

　　古榕六株今安在？

　　“六榕无树记东坡”，现在你跑去六榕寺，是看不到东坡先生亲见的榕树了。榕树适宜生长于亚热带，并非稀有植物，百年的树木，随地都有，何足为奇？估计东坡所见的榕树，可以推测并非宋时所植，当系梁武帝时所植或而后唐高宗修复寺宇时所种。

　　这宝贵的六株古榕哪里去了呢？一则因寺院被割(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而处于寺外，次则缘于热带风暴袭击而倾倒，同时也会自然寿终而消亡。但查阅地方志和该寺碑文，皆未提及本寺榕树的生、灭、增、减。倒是清代名士王士祯(公元1634－1711年)《游净慧寺》有提及：“六榕不可见，地以大苏名，白社无人到，苍苔满院生……”。时当清初、清兵“环寺驻防”，宋榕已不可复见！

　　查阅民国二十三年的《广州市名胜古迹古物调查表》，上写：“……六株古榕现存二株：一在南便寺旁，东坡精舍后、福泉新街后侧；一在寺东旧平南王府，即近收回之英领事馆(今之广东迎宾馆)……”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后，住持僧铁禅辟寺中六祖堂前院做园林、补植榕树4株。并建“补榕亭”作为纪念。后来老榕枯死，移植新榕仅存活3株、直到现在。

　　根据1985年的测定，此3株榕树树龄皆为120年，只是今天去时，树上的标牌仍然是当年挂上去的，推算起来，应该有140年了。1986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视察六榕寺，留题《调寄临江仙》：“缘谢缘生观万法，休嗟剩水残山，参天榕树尚存三，塔波留胜迹，十地许登攀。昔日须弥今芥子，开颜平等相看，虚空无尽愿无边，一花还一叶，念念现庄严”。

　　六榕寺是广州四大佛教丛林之一，位于六榕路。寺内有巍峨的千佛宝塔，原名舍利塔，是广州有名的古代高层建筑。塔东为山门、弥勒殿、天王殿和韦驮殿。塔西为庄严华丽的大雄宝殿，供奉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以黄铜精铸的三尊大佛像。该佛像是广东省现存最大的古代铜像。

　　在六榕寺的大门旁，有一副对联，上联曰：“一塔有碑留博士”，下联是：“六榕无树记东坡”，这副由近代人彭尚志所题的上下两联分别记述了六榕寺与唐宋两位著名的大文豪的渊源，他们都只是路过广州，却因六榕寺而留下文与字，广州文化的源远流长，由此可见一斑。

　　六榕本事

　　一部被割占的历史

　　如今的六榕寺可谓袖珍型的，面积尚不足8000平方米，但在一千多年前，它的面积“横直绵亘实逾二里”，可谓大规模了。

　　宋代的六榕寺山门在今天的中山六路，贴近广州城墙，明初(洪武六年)，割寺之大半为永丰仓，由此山门东向。

　　鸦片战争后，寺院东部原平南王府部分被占为英国领事馆(今迎宾馆南)。

　　民国十年，市政府在六榕寺东开辟花塔街(今六榕路)，再建造净慧公园，寺院面积再度缩小。

　　专家论道

　　塔为谁建？佛骨何来？

　　李庆涛(中山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王勃于高宗上元二年春，离开家乡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南赴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探父(其父王福畴任交趾令已多年)，于十一月到达广州。适逢宝庄严寺开设法会，因受宝轮法师托请，写了这篇碑记(《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记述这次盛典，称颂修塔盛举。可以想象，执笔前，王勃必定详细了解该寺沿革情况，从而为塔作记。故王勃所记，料非杜撰，应较直观可靠。

　　但是，后来广东诸多方志纂修者，大都曲解原意，以为寺、塔同建，或以为塔即是寺，或含混其辞，语焉不详。更粗率的是现代编的一些辞书，如：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名胜词典》：“六榕寺，始建于梁大同三年，初名宝庄严寺，是当时广州刺史萧裕为瘗藏梁武帝母舅从海外携回之佛骨而建。”把沙门昙裕建塔改成广州刺史“萧裕”建寺，把昙裕从海外求回佛骨改为“梁武帝母舅”。考梁大同三年广州刺史为萧誉(见乾隆《广州府志》卷十九“职官”)，非“萧裕”。造塔之事，亦非萧誉所为。

　　考梁武帝母张氏(太祖献皇后)卒于刘宋泰始七年(471年)，时武帝年仅6岁。史载张氏仅有亲兄弟一，名弘籍，南朝“齐初为镇西参军，卒于官。高祖(武帝)践祚，诏曰：‘亡舅齐镇西参军……可追赠廷蔚卿。’”可知武帝未称帝前母舅已死于南齐时期，且未闻弘籍生前有到海外求佛骨之事。武帝仅此一舅，又未闻弘籍有同胞兄弟：“弘籍无子，从父弟弘策以第三子缵为嗣。”(以上引文均见《梁书》卷七)弘籍既然没有亲子侄，只得以叔父之孙来续香火。而武帝之从母舅弘策，亦卒于天监元年(502年)，即武帝代齐称帝当年(《梁书》卷二十八)，更无其他“母舅”。

　　另一方面，亦无任何史料能证明昙裕法师是“梁武帝母舅”，且除王勃碑记外，未见昙裕法师其人载诸任何佛教史籍。再者，释昙裕能够奔波海外，顺利往返，似应比武帝年轻，武帝外祖早逝，不可能再有如此“幼子”了。

　　所以，“梁武帝母舅从海外携归佛骨”之说纯属臆测杜撰。

　　史籍解惑

　　从王勃的《碑记》看六榕寺建寺时间

　　六榕寺究竟是何时兴建的，历史曾有争议。在现存的广东诸方志中，大都把广州净慧寺(即六榕寺)误记为梁大同三年(公元537年)内道场沙门昙裕法师所建；或云昙裕建的舍利塔，就是宝庄严寺等等。如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四中记道：“净慧寺，在府西北半里，梁大同三年僧昙裕建舍利塔，曰‘宝庄严寺’。”其后的许多记录都沿袭此记载，这些似是而非的记载，大概都取材于王勃的《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但此文是为塔而写，并非为寺而作，所以碑文只记有碑的缘起，而无寺的源流。但因历来史料散佚严重，这篇碑记又是考证该寺及塔之历史情况较详细和较真实可靠的珍贵文献。

　　其实细读这篇碑记，扭曲史实的记载便可澄清，碑文指出：“此舍乃曩在宋朝，早延题目，法师聿提神足，愿启规模，爰于殿前，更须弥之塔。”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这个寺庙是过去在南朝刘宋时期，先就计议过建塔的问题。昙裕法师发起神妙的举措，乐意开创这个格局，于是在佛殿前面，建起了须弥宝塔。从这段文字看来，南朝刘宋时期(公元420～479年)，已有了宝庄严寺，梁大同三年，昙裕法师只是在已有的佛殿之前，修建了舍利塔。

　　宝庄严寺和舍利塔相继建成后，一二百年来，历经风雨剥蚀，一直未得到修缮。碑文云：“爰自梁末，以迄皇初，城邑屡新，轩墀若旧。”“皇初”，指当今皇帝初年，即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年～655年)。据《资治通鉴》记载，永徽中广州都督李燧在任。“是岁也，忽于此塔，重睹神光……实孟冬之日也。”从梁代后期起，直至唐高宗初年，广州城一次次地重修或扩建，而该寺建筑却日益残旧。永徽年间某年十月，舍利塔忽现神光，“倏来忽往，类奔电之舍云；吐焰流精，若繁星之转汉。倾都共仰，溢郭周宽。士女几乎数里，光景动乎九重。”引得全城轰动，百姓云集观瞻。

　　当时广州都督李燧以为祥兆瑞征，呼吁(“藩君坐啸”)士民捐资修塔，“同祈介福，共洁斋坛”。几近20年之久，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终于将陈旧残损的宝塔彩绘藻饰，“基构鼎新”，旁及其他建筑，这是舍利塔及该寺部分建筑的第一次修葺盛举。

　　现场目击

　　岭南文物于此荟萃

　　六榕寺是禅宗道场，与海幢寺、光孝寺、华林寺并称为广州“四大丛林”。

　　六榕寺最让人流连的当然是花塔，据说这是广州有名的古代高层建筑，花塔平面呈八角形，外观9层，内连暗层共17层，高57.6米。塔身除斗拱及楼层用木制外，各层砌砖迭涩挑承平座和瓦檐，并逐层向内收进，塔身尚存北宋铭文砖和保存北宋重建时的风貌。塔内朱栏碧瓦，丹柱粉墙，遥望犹如冲霄花柱。塔的各级是绿瓦、黄檐、朱柱、白壁，配以九八七十二个铜铃，五彩缤纷，宛如花树一般，所以又名花塔。花塔挺秀于六榕寺里，五羊城中，俏丽而不失庄严，坚实而不掩玲珑，南国风光之美集于一身。

　　开始登塔了。只觉得塔内空间有限，但构造相当精妙。几乎每层都供奉着若干尊佛像。当我们沿着顺时针方向盘旋而上时，朝下一望，渐见高度了。当我到达顶层的时候，已经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但就在此时，发现了顶层的千佛塔，真的是“蔚为壮观”。

　　在塔顶远眺，视野已经不如以前开阔了，因为周围的高楼大厦太多了。感觉有点扫兴，于是寻路而下，可见塔东为山门、弥勒殿、天王殿和韦驮殿。塔西为庄严华丽的大雄宝殿，供奉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以黄铜精铸的三尊大佛像，该佛像是广东省现存最大的古代铜像。

　　寺内的榕荫园内有六祖堂，供奉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的铜像。六祖是唐代杰出的高僧，随五祖弘忍学法，很得弘忍赏识，后衣钵而归，创南宗学派。其铜像铸造于北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高1.8米，重约1吨。法貌庄严而性格化，垂目坐禅，神态栩栩如生。六祖堂前榕荫苍翠，菩提婆娑，别致的补榕亭和苏东坡书的“证道歌”碑刻，掩映于绿荫丛中。

　　此外，寺内还有碑记20余方，榕树3棵。

　　采访手记

　　一座平民化的寺庙

　　印象中大多数寺院都有宽敞的广场、拾级而登的山门，巍峨的大殿等，这些六榕寺都没有。它混在民居中间，更像一所富人的大宅。因此说实在的，六榕寺怎么看都不像一所庄严庙宇。因为它的大门离马路太近了，给人以抬脚可及的亲近感。

　　其次，寺名也不像寺名，这寺的门匾只有“六榕”二字，本来东坡先生题写的是他禅意中的六棵榕树，所以没有写寺字。细究六榕二字，也和佛典经义毫不相关，其名字也取得相当平民化。

　　走进六榕寺，里面曲折幽深，古树浓郁，亦有假山水石点缀，颇有园林之意。据说此寺始建之时，正是潮流兴舍宅为寺的时候，它也许是某个大户人家的大手笔呢？

　　但佛教圣地太亲民有时也会被扰，也许正是因为它的平民化，才使其在历史上几度被割缩小、易作他用吧。据说最近六榕寺又有大的扩建动作，计划中它未来的面积将会是现在的五倍，不知它会否就突然巍峨起来呢？（张御临　方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