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龙山大佛为何只雕头

　　苦思冥想十七年

　　果光是1988年出家来云龙山的。17个风雨春秋，晨钟暮鼓，每天早晚课都要跪拜在大石佛前。他说：“面对这尊千年古佛，我思考过自己的人生和选择，思念过远方的亲人和朋友。然而，每当凝视着它那神秘的微笑，我总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大石佛背后的神秘一直困扰着我：大石佛到底开凿于哪一年？谁雕刻了大石佛？为什么要雕刻大石佛……”

　　其实，对上述问题，一些古书上早有明确记载。《州志》上说，这尊石佛是公元451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攻打南朝刘宋时，路过徐州，由士兵用兵器依山崖凿成的。有关兴化寺的书籍、资料在介绍北魏大石佛时，一直沿用这一说法。起初，果光向人介绍大石佛时也经常引用这段文字。然而，经过多年锲而不舍地钻研，果光对这一说法产生了怀疑。

　　古书记载难成立

　　果光指着书桌上一堆古籍说，上述大石佛造于“公元451年”之说，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这一年的前后，中国北方正经历着谈佛色变的“太武法难”。所谓“太武法难”，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排斥打击佛教的事情，这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的第一次“法难”。北魏王朝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属于当时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当时引起这场“法难”的直接原因是公元446年，太武帝接到有关长安一佛寺内藏有兵器的密报，他怀疑寺僧与聚众起义的盖吴通谋，在崇奉道教的宰相崔浩的竭力怂恿下，诛杀长安的僧人。不久，他又颁布《灭佛法诏》，通令全国“佛教沙门无论少长，全部坑杀，佛图形象及胡经全部焚弃”，诸州郡及京师共杀和尚万人，北魏境内的寺院塔庙无一幸免，举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

　　果光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派到徐州作战的魏国军队又如何敢兴造大石佛呢？何况，那段时间徐州一直由南朝刘宋王朝的太尉刘义恭驻守，双方军队展开拉锯战，魏国士卒多是来去匆匆，不可能从容雕凿云龙山大佛。

　　事实上，直到魏太武帝的孙子文成帝拓跋濬上台以后，佛教才迎来一片曙光，石窟造像渐渐兴起。公元471年，年仅4岁的孝文帝拓跋宏即位，汉人冯太后临朝听政，造窟运动达到高潮，开始向全国漫延。其间，公元485年，孝文帝的弟弟武宣王元勰（孝文帝改“拓跋”为“元”姓）恰好被封为彭城王。考虑到北魏的造窟行动都是皇室行为，是中央直管的重点工程，元勰是皇室人员，又是彭城王，因此云龙山大佛产生的时间应该在他到达徐州之后，彭城王元勰应该是云龙山大佛兴造的主事者。

　　只凿佛头有新解

　　北魏时期的石窟雕像要么是立佛，要么是坐佛，并且都是深居窟中，徐州云龙山的大佛仅雕一佛头，到清代才被人雕出身子，且置于露天之中，这是为什么？

　　根据中国石窟造像发展史的记述，有3种情况可能导致上述现象出现：一是在石窟开凿过程中，当地发生了战争，开凿工程被迫中断；二是主事雕凿的人获罪或被杀，开凿工程搁置；三是在开凿过程中，石窟穹顶坍塌，石窟废弃。

　　翻一翻徐州的战争史，开凿过程中，从485年至515年的30年间，与徐州有关联的战争共发生了4起，但都是发生在徐州周边地区，战争的时间也都发生在大石佛开工的10年至20年之后。由此可以断定，徐州云龙山大石佛因战争停工的可能性极小。

　　主事雕凿的人是否获罪或被杀？彭城王元勰死于徐州云龙山大石佛动工开凿的第17年，在这17年间，大石佛若正常开凿，不会仅仅凿出一个佛头，石佛开凿工程早在彭城王元勰死前就已停工搁置了。

　　那么，云龙山大石佛有没有在露天石崖上开凿的可能？果光认为“绝不可能”。其理由有二：一是古印度佛教兴起后，佛教信徒、僧侣将石窟作为礼佛和修行的场所，佛必须雕在洞中，这是传统；二是北魏所有的大佛皆在窟中。

　　经过对云龙山大佛10多年的实地观察，果光推断：大石佛起初也在窟中，之所以成了露天大石佛，是因为在石窟开凿的过程中顶部坍塌。现场可以看到，石佛进深12米处，两侧皆是山石，且饰有千尊小佛，这正是北魏早期石窟一种常见的型制。石佛两侧石崖越向上，越向内缩，只有洞窟才有这种走势。此外，云龙山为折皱山，叠石陡立，凿洞极易塌陷。因此，云龙山大石佛当时只雕一佛头，且处于露天，确系洞窟坍塌、工程废弃所致。其后的僧人只能在残洞上构建庙宇，这才出现了“三砖殿覆三丈佛”的奇特建筑样式。

　　据兴化寺碑文记载，该寺建于宋梁时代，后失修葺而倾圯。明代高僧缘山构宇，建大殿覆盖石佛。后遭逢大火，殿堂残缺而石佛独好。之后又几经兴衰，至清康熙年间，知州王黾承为石佛续凿两臂及胸。“文革”中大石佛被砸，两旁近千尊小石佛毁坏殆尽。1986年佛协重新接管后，重塑法身，焚香续灯，大佛又重光于云龙山上。任忠华 胡连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