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早汉文佛经《诸佛要集经》大连“出世”

一块一块，一片一片，支离破碎，大者如杂志大小，小者如指甲一般，碎渣无数。然而，就是这些碎渣般的残片，竟然在一个多月前解开了一个世纪谜团——1709年前的世界最早汉文佛经《诸佛要集经》被发现了。

　　著于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的《诸佛要集经》残片的新发现，为研究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过去三年中，上万张无序的残片是如何被还原成部分有序的经书内容的呢？

　　前日，大连旅顺博物馆参与此课题的研究人员面对记者再回忆那段日子时，仍是感慨万分。

　　1709年前的残破纸片十分脆弱，极易受损

　　3年前，当旅顺博物馆的房学惠看着要么成册、要么成包的两万多片佛经残片时，她感觉这项工作比想象中复杂和棘手。作为一名参与佛经残片整理工作的研究人员，她与她的几个同事要将上万张残片一一粘贴成册，这种册子与我们平常摆弄自家的相册完全不同。

　　首先，残片经过多年的保存，已经很“脆弱”，禁不起折腾。尤其在大连滨海地区，防潮更是这些残片管理人员首要面对的。

　　房学惠和她的同事们要戴上口罩，穿着工作服照顾这些残片，“残片就是纸片，只不过比起我们现在用的纸张更粗，有的甚至能看到是用草纤维构成的。看起来黄乎乎的，有的上面有字，有的根本没有，但是在我们手中，他们全是珍贵的第一手文物资料，来不得半点疏忽。”

　　为了保护残片，研究人员不能将其与册子直接粘贴，而是中间用一张纸条过渡，“这样能保证残片从册子上拿下来时也不会受损。”房学惠说。

　　残片成册后还要为它们穿上一层蓝布“外衣”，专业人员用特殊技术糊的纸盒加上蓝布，制成一个“蓝外套”来双重保护较大的残片。

　　在残片粘贴成册后，工作人员还要为他们量“身高”和“腰围”，“因为残片本身都不规则，我们主要是量取残片的最高处和最宽处的尺寸，这样便于日后为它们登记。”房学惠解释，由于残片本身量大，粘贴成册等工作就进行了两个月。

　　残片的户口簿中有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就是为它们拍成数码照片，很多人都以为残片的检索和拼缀工作都是参照残片本身来进行的，“那可不行，不可能用实物的，否则怎么保护残片呢？”残片后期的整理工作完全都是在残片的“替身”数码照片的基础上开展的。

　　镊子、竹签+计算机、数码相机再现“天书”风貌

　　这些佛经残片出土时是一堆粘连着泥土和杂物的纸屑。上世纪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后期，旅顺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整理。但前几次整理远没有这次系统。从2002年末开始，旅顺博物馆与日本龙谷大学合作开展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残片整理和研究工作。近3年时间里，馆内参与人员在以往初步整理的基础上，在使用传统的针锥、镊子、竹签等工具之外，运用上了计算机、数码相机等现代技术。研究人员将佛经残片上的文字逐一输入计算机，通过专用软件进行检索，才能初步判断部分佛经残片内容。

　　而且正如旅顺博物馆前馆长刘广堂所说，以前我们更多是用传统方法，而此次合作后，采用了现代化的计算机，大大加速了研究进展。

　　在经过综合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初步确认，已经整理出的2万多片佛经残片，初步确认了1万多片出自500多部佛经的内容。特别是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诸佛要集经”写本残片的再发现，为研究迄今世界最早明确纪年的汉文佛教经典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诸佛要集经”残经共14片，经缀合后连为11片。其中最大残片纵11.9厘米，横4.9厘米，残存30余字。最小残片纵5厘米，横4.7厘米，尚存文字不足10个。通过对照，加之对佛经用纸和书写风格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进而确认这些佛经残片与《西域考古图谱》所收录的“元康六年诸佛要集经”为同一写本。

　　在整个检索中，研究人员要一手拿着残片的数码照片，在上面寻找关键字，将其录入电脑，电脑中就出现一部相关佛经的电子版内容，像某一个残片上写有“故不受我”字眼，首先要将这四个字还原成当时的繁体字，将这四个字敲入电脑后，就会发现，符合这个条件的佛经内容太多了，一下子出来几十部，怎么办呢？于是研究人员还要为其加上标点符号，能理解出意思的尚可，“很多情况下我们也不懂内容，只能是试，分别加在‘故’字前面，如不行，再加在‘不’字前面，以此类推，慢慢地才能积累出一些经验。”参与检索环节的旅顺博物馆研究人员孙传波回忆。

　　一旦将一个残片从电脑中检索出其文字属于哪部佛经的内容，研究人员还要将其检索结果录入一个EXCEL表格中，形成一个大资料库。此后，研究人员可以根据表格看出哪几块残片在经书的位置和内容上接近，于是他们可以成功拼缀一些经书内容。

　　“我们要看字体是不是一样，不能有的是隶书，有的是楷体，我们还要看纸张的颜色和墨迹是否一致，必须符合多种条件，才能将其拼缀成功，才能认定这是同一部经书上的残片。”孙传波说。

　　未来想挑战更小的残碎片，那些残片有的只有两三个字，有的没字

　　这些汉字佛经残片在旅顺博物馆已沉睡了近百年，近日才在中日两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下，重见天日。

　　但是刘广堂并不满足，尽管刘广堂已经调任大连市现代博物馆履新，但是他还是有一个想法：他瞄向了那些余下的更小的万余残片，这些尚未进行检索的残片有的只有二三个字，有的甚至存有半个字或没字，要想对他们进行还原和拼缀更是难上加难，这也是为什么旅顺博物馆将此次残片的整理工作定性为“阶段性成果”的原因所在。

　　“还有这么多小碎片，他们到底代表着什么内容还是未知数”，刘广堂自信依靠现代化的技术和研究人员的经验，“也许会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