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社长王国华在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上演讲

香港大公报董事长、社长王国华致辞

大公报报道：4月13日，香港大公报董事长、社长王国华在世界佛教论坛上致辞，内容如下：

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僧大德们欢聚一堂，携手举办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这次论坛以“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为主题，是对佛陀遗训的最好弘扬，必将对推动佛教的改革和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媒体工作者，我发言的题目是：宗教、媒体与和谐世界。我想讲三点看法，向各位大师请教。

一、科学分析宗教的社会功能

当今世界很不安宁，从纽约、伦敦先后遇袭，到巴黎、悉尼相继骚乱，恐怖主义肆虐，社会矛盾激化。宗教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也纷争不断，甚至有人将文明冲突归咎于宗教。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宗教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

对此，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看法：一种是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是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宗教文明，是划分世界文明的历史标志，因而宗教冲突往往成为国际冲突的导火索。

另一种看法是以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为代表的。他认为，宗教是多种人类文明的生机源泉，既能挽救西方的危机，又能拯救东方的困境，还能赋予人们力量，去明辨和克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以贪欲为首的多种罪恶。“把人类组成一体，去解决从现在到将来的一切问题。”（《展望二十一世纪》）在他看来，宗教就是拯救未来世界的救世主。

第三种看法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古巴都在进行改革，并积极进行理论创新。长期以来，中国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事业获得了健康发展。中国政府鼎力支持本次论坛，就是最好的证明。1993年，江泽民先生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述，肯定了宗教有著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共同基础，是对宗教社会功能的重新评估，也是一次宗教观的思想突破。古巴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就调整了宗教政策，80年代就跨越了“鸦片麻醉论”，1985年卡斯特罗先生提出，“宗教既不是鸦片，也不是灵丹妙药”，关键在于“是用它来保卫压迫者，还是保卫被压迫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1年古共四大正式做出决定，允许教徒入党，以扩大党的代表性和执政基础。

实践证明，宗教的地位和作用，既不容忽视，也无可替代。我们应当科学分析和认识宗教的社会功能，使宗教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服务。

二、佛教具备促进和谐的独特优势

佛教的理念重于“和”，修行重于“心”，既是“和”的宗教，又是“心”的宗教：讲究“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见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均”；强调“不昧本心”，“直指本心”，“明心见性”。佛教联结“心”与“和”，智慧心、慈悲心、平等心、宽容心，正是通往和谐世界的心灵管道，具备促进和谐的独特优势。

我认为，佛教有促进社会和谐的三大优势：第一，佛教文化的兼容性优势。佛教传入中国后，吸收了中国儒教和道教的一些观点，主张三教并存。儒、道、释的三教合流，联结“成圣”、“成仙”、“成佛”的人生目标，融合“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的社会功能，在“三教同心”中，佛教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水乳交融。历史上，许多文化名人都广泛汲取三教文化养分：南北朝名士傅大士，“道冠儒履佛袈裟，会成三家作一家”；元代书画大家赵孟俯也自称是“三教弟子”。这种文化的兼容性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文化基础。第二，佛教伦理的宽容性优势。佛教的宽容伦理和“众生平等”的理念、“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己他两利”的均利价值观，使佛教既不妄自尊大，也不独断专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沙门不敬王者、不拜至亲的礼仪之争中，佛教以出家、在家为划分，允许居士敬王者、拜至亲，求同于中国伦理，以宽容化解排斥与冲突。而宽容伦理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第三，佛教修行的社会实践性优势。《坛经》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号召，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净化自己，利乐人群，建设国家，服务社会。去年三月，在三亚召开的海峡两岸佛教圆桌会议上，香港佛教领袖觉光长老提出了佛教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使命问题。他呼吁佛教要发挥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正向功能，肩负时代的神圣使命，承担宗教责任，“反省革新，建立和谐”，为促进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台湾星云大师提出，“现实重于玄谈，大众重于个人，社会重于山林，利他重于自利”，倡导“走出山林，服务社会”。两岸三地佛学大师们的精辟论述，体现了佛教重视社会实践，服务普罗大众的实践性优势。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举措。

佛教的这三大优势，使他有资格在构建和谐世界的历史使命中发挥独特作用。但要承担起这项光荣使命，佛教自身也必须进行改革、创新，使佛教真正成为普遍性的世界宗教。

佛教是由人类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佛教的改革、创新也必须以满足未来人类的社会需要为依归。要用鲜明活泼的现代语言对古老佛法进行诠释，把佛法从藏经楼里解放出来，在弘法实践中，变换出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新形态。在这方面，港台地区在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上，已经做出了表率和突出贡献。

关于佛教的自身革新，对像我这样一个热心学佛，但又对佛学一知半解的人来讲，尤其需要。我自1996年参观西安法门寺后，对佛学产生了兴趣。十年来，我读了几本佛教的书。我在这里向大师们坦白，大部分都看不懂。为了响应觉光长老的号召，净化心灵，祈福消灾，手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我诚心用毛笔写了十遍，又从网上找来译文对照阅读，但还是不得要领。是我的心不诚呢，还是佛法太深奥？直到去年十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佛陀“最后的遗教”一文，才使我心有所悟。文中说，“当我们的心被邪恶引诱，被欲望俘虏时，我们应当予以抑止。不要随心，应做心的主人。”在佛陀这里，佛法讲得是如此通俗易懂，精炼概括。与那些晦涩难懂的佛学经典形成鲜明对照。我想这可能就是佛教改革需要反思的起点。我的这些话，可能不对，但我说的是真心话，希望大师们谅解，因为我确实是一个佛学的门外汉。

三、正确处理两个“自由”的关系，共建和谐世界

信仰是心灵和精神的寄托，言论是感情和思想的表达。信仰和言论，无不受“心”的控制和支配。“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类的基本人权，也是现代文明的两大要素。建构和谐世界，必须从“心”开始，正确处理“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关系。

“信仰自由”体现宗教价值，“言论自由”体现媒体价值。“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宗教和媒体的关系。美国学者温姆．胡瓦认为，“媒体完全可以为宗教服务，完全可以真实、客观地反映宗教的精神和思想”。善用媒体为宗教服务，代表基督教世界的主要理念，反映基督教与西方媒体的积极协作关系。而伊朗广播电台华语台以《当今世界宗教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为题指出：西方媒体一方面甘当西方国家的工具，不遗余力地为美英利益服务；另一方面又“把穆斯林丑化为恐怖和暴力分子”。这反映出西方媒体与伊斯兰教的消极对抗关系。

在这里，我想讲两个典型案例。一是去年十二月发生的丹麦漫画风波。这次由媒体刊登有辱伊斯兰先知的漫画，引起的经济外交战，甚至骚乱，不仅再现了西方媒体与伊斯兰文明的消极对抗关系，也引发了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观念之战”。二是佛指舍利赴港瞻礼祈福大会。2004年，香港佛教联合会与大公报、凤凰卫视通力协作，在国家宗教局的全力支持下，迎请西安法门寺佛指舍利赴港供奉，100多万人参拜，引起轰动。这次活动使香港社会化戾气为祥和，真正起到了促进社会和谐的辉煌效果，成为媒体与宗教积极协作的范例。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证明，媒体社会责任的弱化，引发了文明冲突，宗教宽容伦理的缺失，加剧了文明的危机。它告诉我们，“自由”不是绝对的，不能以一种“自由”，去侵犯另一种“自由”。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和平共处，互相学习，彼此尊重。宗教与媒体要以双赢为目标，以宽容和文明尊重为原则，媒体不能因过分强调“言论自由”而丧失社会责任，宗教不能因过分强调“信仰自由”而丧失宽容伦理。只有正确处理两个“自由”的关系，才能确保文明的多元共生与协调发展，才能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文明的动力。

以上发言，请大师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