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六祖与佛教中国化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一著名偈语是唐代僧人惠能所作，体现了他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主张。凭借此偈，他接过五祖弘忍的衣钵，成为禅宗六祖，并以此精神掀起了一场佛教革新运动。惠能不仅融会不同佛教宗派，而且广泛吸纳中国文化的因子，儒道兼采，使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结合、融为一体，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思想体系，确立了禅宗在佛教界的主流地位，并对中国唐宋以后的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就开始了。至唐代，印度佛教经典大量翻译引入，信众大为增加，宗派不断创立，佛教界一片繁荣兴旺景象。不过繁盛背后也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和挑战。一方面域外思想和佛教哲学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冲突依然存在，如出家与孝亲孰是孰非、尊奉佛祖与维护帝王圣贤权威的矛盾等；另外佛教经典日趋繁琐，渐衍为经师之学，易导致学佛之人舍本逐末，无所适从。惠能顺应时代趋势，创立禅宗南宗，引导人们进入一个新的佛学领域。
　　惠能以“无言之教，无相之说”来解释佛教性义，宣扬人人自有佛性。他说：“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把佛拉向普通大众，“但识众生，即能见佛”；“即心是佛”，成佛的关键在于人的自身觉悟和自在解脱，这种众生平等的观念降低了佛教门槛，扩展了信众基础，有益于佛教传播。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惠能禅宗调和了佛教出世与中国文化入世精神的矛盾。禅宗不要求人们离群索居，远离尘世，认为只要真心向佛，出家在家皆可：“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行，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不仅没有否定人的现实生活，还宣扬“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以及修桥补路、广结尘世善缘等思想，以适应中国文化中的重人伦、礼教的伦理精神。
　　在修行方法上，惠能也进行了革新。传统佛教重视诵读经文，惠能则认为佛经只是一种启迪人们悟性的工具，而关键在于人自身觉悟，识心见性。他还提出“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这样一来念经绝非必要，甚至可以“不假文字”，彻底抛开经典。当时僧徒盛行坐禅，“教人坐，看心看净，不动不起”，“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甚至“寂然入定”，长达“或浃旬”、“或逾月”。惠能主张“道由心悟，岂在坐也”，反对执着于坐禅，倡导“直接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方式。鼓励信徒过随缘任性的自然生活，把禅定与行住坐卧等日常活动结合起来，“行住坐卧皆是禅”、“运水搬柴皆是道”。惠能禅宗善于开启智慧、激发想象力，针对信众的根基和悟性随机说法，有的机锋棒喝，有的默然不语，有的直指人心，有的绕路说禅，方法灵活多样，留下大量充满智慧和灵动的禅门公案，洋溢着一股清新活泼、简捷明快的气息。
　　惠能摈弃繁琐深邃的思辩和深奥艰涩的哲理，倡导“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简便法门，一改印度佛教僧侣不事劳动、依靠施舍度日的旧俗，发展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传统，适应了不同阶层的人的精神需求，尤其得到下层群众的拥护，使其获得丰厚的发展土壤，也使得禅宗异军突起、一支独秀，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
　　惠能开创的南禅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中华文化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她以博大的胸怀不断吸纳融合外来文化，使自身臻于完美和多彩。而唐代是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的时代，洋溢着昂扬奋发、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蕴含的自信和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正是秉承了这样的时代精神和文化自觉，惠能不拘泥于印度佛教教义，大量融摄儒家的心性学说和人文精神、道家的自然哲学和无为的处世态度以及玄学“得意忘言”等中国文化的思想和方法，以充分的文化自信，用中华传统文化来阐释佛教经典，去除与中国文化冲突的因子，使其符合中国文化和社会伦理，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诚如钱穆所说：“从惠能以下，乃能将外来佛教融入于中国文化中而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六祖坛经大义》）
　　惠能革新后的禅宗浸润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其“明心见性”、“道由心悟”的观点，肯定了人生实践主体；把神圣的佛性拉回到人们的现实心灵，依靠自信和自在觉悟来实现自我解脱；将看似深奥的禅理蕴含于日常生活，使原本主张消极“出世”的佛教开始面向人生，带有“入世”的色彩；追求自然，不拘形式的超然与豁达：“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禅宗的这些特点比较适合追求内心世界和完美人生境界的士大夫的品位，日益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喜爱，唐宋以后的文人士大夫多与禅宗结下不解之缘。禅宗以其独特的心性学说，引发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禅参禅，他们或耽于山水，或寄情自然，与世无争、潇洒自如地看待人生和社会，从而对士大夫人格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禅宗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智慧；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它宛如一股源头活水，通过历代文人士大夫的参与和弘扬，一度为中国文化带来活力和生机，对中国哲学、伦理、诗词书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士大夫在谈禅、参禅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禅意、禅趣流露于自己的诗词歌赋书画作品之中。像柳宗元、苏轼等著名诗人都有不少充满禅宗哲理和意趣的佳句，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更是浸透着一股浓郁的性灵禅意。禅宗真于性情又脱俗超逸的禅学意境赋予传统书法绘画更具韵味和人生体悟的审美特征；更为重要的是，禅宗基本上建构了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并融入中国文化深层，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质素，把中国文化带入了一个注重自然、和谐、灵性和气韵生动的崭新意境。而六祖惠能的确功不可没：“唐代之有禅宗，从上是佛学之革新，向后则成为宋代理学之开先，而惠能则为此一大转折中之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