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藏书：《赵城金藏》传奇

照片：《赵城金藏》局部

　　据中青在线报道：这里是北京国家图书馆地下二层的一间藏书库，无论春秋更迭，室内的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桐黄色的楠木书柜比肩而立，里面的卷轴码放整齐，泛着淡淡的黄色。

　　号称国家图书馆镇馆四宝之一的《赵城金藏》，经历了近千年风雨后，安静地存放于此。除非有特殊需要的研究者通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后可以查阅，一些在国图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师傅，也不曾见过它。

　　作为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大藏经，刻印于金代的《赵城金藏》命途多舛，至今仍为人们说道。几个月前，国家图书馆曾将这部经书公开展览，让人们一睹其容颜，也借以了解发生在它身上颠沛流离的故事和辗转悲欢的命运。

　　如今，它终于可以歇口气了。

　　春日的午后，略有些阴暗的屋子里，国图特藏部善本组副研究馆员李际宁对记者追述了这段“沧桑曲折的历史”。

　　《赵城金藏》刻于金代、发现于陕西赵城，由此得名。据考，金明昌年间，赵城县的民间女子崔法珍自断手臂，化缘数十年，募集到足够资金后刻成。这段史话，在后世研究者眼中，颇具“舍身取义”之佛教象征。

　　据李际宁介绍，《赵城金藏》的宝贵之处，在于它保存了另一部大藏经《开宝藏》的基本面貌。《开宝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典，刻印于宋代开宝年间，因为保存不善，只有很少几卷残存。《赵城金藏》刻版时，是先把《开宝藏》反过来贴到木板上，然后照刻。因此，刻下来的赵城藏经版，和开宝藏几乎一样，共有682贴，每贴十卷，每一卷由多块版粘成，绝大部分是每版刻23行，每行14字。

　　“按推算，赵城藏原应有6999卷，只是散失得实在太多。”谈及此李际宁至为惋惜，连连叹气。

　　在赵城县广胜寺的后殿内，至今还有8个两米多高的暗红色经柜，每个柜子纵向分4行，每行上下有7箧，箧内4格。《赵城金藏》最初就存放在这些柜子里，在刻完后的800年里，它一直不为外界所知。

　　后人这样描述此时的广胜寺：“门庭启闭，一任过客，荒落极矣。”

　　广胜寺位于霍山脚下，离市集很近。每年阴历三月，当地举办庙会，知道寺内藏有佛经的人，便溜进寺里，偷偷拿上一两卷。有的是拿回去作镇宅之物，有的则干脆用来糊窗户。家里有病人的善男信女，也会去寺里讨要经卷，挂在窗户上辟邪，或者烧成灰，当作“药引”吞服。

　　这样，一部分经书渐渐流散于市。1949年前的北京琉璃厂旧书铺里，就曾有人倒卖过零散的《赵城金藏》。

　　与旧书铺打过许多交道的李际宁，这样评价铺子里掌柜的：眼光毒，见识广，什么东西值什么价儿，一看便知。因此“变相地保护了一部分价值不菲的古籍，包括赵城藏”。目前国家图书馆保藏的《赵城金藏》中，有192卷是抗日战争前后，陆续从书铺掌柜的手中收购到的。

　　沉寂了800年的《赵城金藏》开始为世人所关注，缘于一个偶然的契机。

　　1932年，陕西某地发现了珍贵佛经“碛砂藏”。当时的学者为方便研究，决定将它影印下来。一名叫范成的和尚奉命到陕西各地搜集散失的零本。在广胜寺附近的农民家中，他收集了200多卷散落民间的经书，打听之下，又慕名来到广胜寺，打开了尘封的经卷。

　　很快，南京支那内学院教授蒋唯心也闻讯赶到广胜寺，时人记载，蒋前往途中舟楫劳顿，好不容易过了黄河，又掉进水里，“耳目中尽皆泥沙”。以示其求见真经的迫切心情。经过40多天的查阅，他向世人详细介绍了《赵城金藏》的价值。

　　李际宁形容那一刻，堪称“举世皆惊”。

　　不料，盛名后面接踵而来的是麻烦。

　　1937年，蒋介石指示当地军事首领李默庵，把经书全部运出广胜寺保存。当时广胜寺的住持力空和尚以“赵城藏属于赵城全县所有”为由，予以拒绝。

　　然而，动荡的时局不再容许经卷过安稳的日子。很快，日军侵入赵城，据点离广胜寺只有一公里。多次询问《赵城金藏》下落未果，日军在1942年的春天要求进寺“观光”。

　　为保住经书，力空和尚向当地政府求助。一个深夜，几千卷经书被塞进麻袋，由士兵们或挑或扛，转移出了安身几个世纪的广胜寺。

　　之后，经随兵移，躲避着日军的扫荡。在崎岖山路上行走时，有的麻袋落下了山崖。终于，在棉上县的一座废弃煤窑里，给《赵城金藏》找到了暂时的栖身之地。此后，《赵城金藏》与湿气和煤灰相伴了3年的时光。直至抗战胜利，《赵城金藏》才又辗转到河北，在涉县一间乡村天主教堂内，被安置在普通的木箱里，与杂乱摆放的木材和灰尘又做伴了3年。

　　1949年4月，残余的《赵城金藏》最终运到了北京。当粗糙的木箱被打开时，当时参与清点的国图研究员冀淑英发现，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已让经书面目全非。

　　有的经卷被水泡过后，紧紧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棍子，无法打开。有的外表覆满了霉菌，完全变黑。还有的外表一条一条，一触即碎。

　　“纸寿千年。”国家图书馆善本修复小组的杜伟生说，《赵城金藏》当时的情况，就像一个流浪了多年的人，一身毛病，亟须医治。

　　杜伟生从事古籍修复工作30年，他师从当年修复《赵城金藏》的几位老先生。如今，几位师傅已先后作古。提起《赵城金藏》的修复，杜伟生认为“在古籍修复中是难度少见的”。

　　杜伟生的几位师傅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为修《赵城金藏》从琉璃厂请来的业内高手。那时候，民间修书传统还很盛行，为了说动几位师傅，国家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待遇。有8位师傅先后被请来修复《赵城金藏》。其间有人去世，也有人始终其事。杜伟生介绍，《赵城金藏》的修复难度虽然大，修补工艺却相对简单。其中最主要的，是将粘连为一体的经卷揭开。而要揭开，就首先要蒸。

　　面对着三层木头做的笼屉，杜伟生向记者再现着这一工艺。笼屉由柳木制成，受潮的《赵城金藏》经卷先用宣纸包住，然后再包上布，放入笼屉里用火蒸。这样，表层的经卷纸张可以被蒸气慢慢润松，而又不会被水滴浸泡。这样蒸几十分钟后，取出经卷，用针将表层松软的部分一点点挑开，直到挑不动，再放入笼屉蒸。等全部揭开了，再将经卷整个裱好。

　　有时候，蒸一次只能揭开几厘米，而每一卷经，短的有3米，长的则有十几米。就这样，几位老师傅将所有受潮经卷揭开时，已经是17年以后的事了。

　　威胁经卷的另一个因素，是霉菌。搞久了旧书修复，杜伟生熟悉霉菌简直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指。“我的口腔内就有很多霉的孢子，条件合适就会生长。”他若无其事地说。几年前，有位同行参与一个实验，结果，从他的口腔提取物中培养出十几种霉菌。

　　杜伟生见识过各种颜色的书霉：黑的、红的、黄的、白的。其中，《赵城金藏》表面的霉变主要是黑色。霉菌主要靠分解纸张的纤维生存，因此长久附着在书上，会让纸张松软，并最终粉碎。不过，高温可以杀死霉菌，所以修复后的《赵城金藏》，虽然仍然附着着霉色，但霉菌已经都死掉了。

　　“当时不选择将这些霉色清理掉是正确的。”杜伟生认为，一方面，清洗会损害纸张，不易于保存。另外，清洗完的经卷虽然可能美观一些，却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

　　“整旧如旧，这是古书修复的重要规矩。”杜伟生表示，从用纸的颜色到修复后的全貌，要力求和古籍最初的样子相符。例如《赵城金藏》修复完毕，缩做的经卷头上的“别子”，都是特意用竹子做的，因为是佛经，“是素的，不能用骨头做签子”。

　　《赵城金藏》在修复中也有一些现在看来失当之处。局限于当时的眼光和理念，经过托裱的经卷，卷子上下两边全被裁切整齐。这样，经卷原来的纸张宽度就受到了损失，对后人从造纸学方面来研究《赵城金藏》的用纸非常不利。原来不少经卷上装有天地杆，因为变形，在修复时被换下。如果当时能对这些变形杆进行取直处理再装回去，修复效果会更好。最遗憾的是十几年的修复期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

　　不过，杜伟生无意苛责自己的师傅们。

　　修书技术纷繁复杂，针对不同的损伤，有补、揭、挑、裱等数十种工艺。对本已脆弱的旧书来说，有时候，根据不同情况，书蒸20分钟还是25分钟，针挑入三分还是两分，也许就是成败的关键。因此，尽管已经有了机械可以代替人工进行部分修补，杜伟生仍然坚信，“修书永远不会成为流水线，只能是个手艺活儿”。其中的经验，他从师傅们身上获益良多。

　　过去的修书匠人，多是从小从事古籍买卖的生意世家，他们对旧书的见识和理解，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这个层面来说，他们当时的水平，“已很难再现”。

　　如今，杜伟生自己也教着几个学生。他曾经接触过一个台湾的研究生，专业学的就是古籍修复。后来，这个研究生到日本一家著名的古籍修复公司松鹤堂当学徒，该公司规定，只有在这里做满10年学徒的人，才有资格称自己是“松鹤堂出来的”，否则一概不被承认。

　　这种严格的态度，让杜伟生颇为赞赏。而他自己周围，已经失去了这样“较真”的氛围。因为修书人的工资普遍偏低，肯做这一行的人越来越少。而许多地方图书馆甚至根本没有修书人。不久前，甘肃某地出土了一套西夏文的孤本古籍，在当地找人修复时，用的是“别的修书人用来吸水”的玻璃纸，材质和颜色与原纸完全不符。杜伟生等人知道了，提出免费替他们修复，被拒绝，理由是“其中涉及学术研究保密”的问题。

　　而类似被修坏的珍贵书籍，还有许多例子。杜伟生有些黯然地表示，本应是“有些门槛”的旧书修复行业，日益式微。

　　修复完成以后的《赵城金藏》，共有4813件存在国家图书馆，国内一些主要图书馆和海外公私藏家，也都有收藏。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表示，《赵城金藏》的特别之处，是目前唯一一部收集比较全的大藏经，是孤本。他认为，“古籍和其他文物不同，必须被人们看到才能发挥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