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到北京路有多远

　　隆冬北京，寒冷丝毫没挡住人们前往中国美术馆的热情。这座国家艺术的最高殿堂，在农历戊子年到来前，装扮成了敦实雄浑的莫高窟：巍峨宏伟的牌楼高悬，辉煌庄严的石窟洞开，将黄色的大漠风情伸展在眼前。
　　由中国美术馆和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从1月19日起与观众见面，至3月21日结束。“这是敦煌艺术第一次来到中国美术馆，也是迄今为止在敦煌以外的地方举办的一次最全面、最具学术脉络的敦煌艺术展。”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

　　敦煌，地处北纬40度，东经92度，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标，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从公元4世纪开始，随着佛教东传与兴盛，敦煌连续开窟造像，千年不断，形成了中国佛教艺术的辉煌宝藏。

　　中国美术馆与敦煌的渊源由来已久。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介绍，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中国美术馆就是在建筑大师戴念慈先生主持设计下，吸收了敦煌莫高窟九层飞檐的传统造型语言，成为现代建筑与传统民族建筑成功结合的典范。

　　“为了更好地打造这一规模宏大的敦煌艺术大展，中国美术馆首次以巨大的投入对建筑外观进行大规模的艺术化设计包装，将中国美术馆的实体外立面和敦煌莫高窟外景的喷绘外立面做了一次艺术性结合。”范迪安说。

　　走进展厅，人们发现，10个同比例的精美复原洞窟，运用了敦煌特有的棕灰色以及象征喜庆吉祥的红色，并且提取敦煌的沙子、石材等作为装饰元素；在美术馆方厅，整体铺设了莫高窟的八瓣莲花砖；加之在美术馆前庭院搭建的等尺寸的敦煌莫高窟牌楼，即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力图全方位展现出敦煌的华美、神秘与博大精深。

　　据了解，本次大展的展品，绝大部分来自敦煌研究院提供的魏晋南北朝到元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计有精美复原洞窟10个、敦煌彩塑复制品13尊、敦煌壁画临本120幅、敦煌彩塑真品9尊、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真迹10件、敦煌花砖10件。

　　真迹固然难得，可也别小看那些复制品。

　　“石窟是不能搬动的宝藏，敦煌壁画有5万平方米，数量之大为世界上前所未有，但是，在长期的自然变化中，风雨沙蚀皆成害，敦煌壁画遭受着众多疾病的侵害。所以，自敦煌保护机构成立以来，专家们就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敦煌壁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说，壁画复制是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展览中，很多复制作品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一些美术大师完成的。他特别强调，“临摹、复制品超过50年就是文物了。”

　　守望敦煌45载、年届古稀的樊锦诗老太太，谈起几代守护敦煌、临摹壁画的敦煌人，仍旧激动万分。

　　“最早对敦煌莫高窟进行研究和保护的人是常书鸿。”1942年，常书鸿辗转从法国来到敦煌，成为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他带领一帮年轻人动手修围墙、清积沙、装窟门。这些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甚至有些粗笨的工作，使在乱世中的莫高窟得到了最基本的保护。同时，敦煌事业的开拓者们开始了临摹工作。“那时候，生活的饥寒交迫且不要说起，缺乏起码的工作条件是他们最苦恼的，没有电，进洞窟临摹只能靠蜡烛或油灯照亮。为了减少油烟对壁画的损害，他们常常在白天借着日光，用锡纸或白纸或镜子反光……”樊锦诗说。

　　一个洞窟的整窟临摹复制至少需要4年，敦煌研究院几代美术工作者历时60余年，才完成了敦煌石窟12个洞窟整窟的纯手工临摹复制。

　　侯黎明至今清楚记得，当年，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对他说：“到敦煌首先要吃好、住好，画画的事慢慢来，十年以后才能上手。”“十年！”，这话把侯黎明吓了一跳。果然像老院长所说的那样，十年以后侯黎明才渐渐“画进去了”。他记得一位来访的日本画家，看到他们在莫高窟中临摹壁画时说：“你们太幸福了，可以跟一千年以前的古人对话。”

　　据悉，为了此次大展，中国美术馆还特别策划了“古韵新风——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创作展”和“面壁生华——艺术名家与敦煌”两个展览，囊括了吴作人、关山月、张仃、朱乃正、靳尚谊等著名画家以敦煌为主题的作品。

　　“在某种意义上说，敦煌是上苍特别馈赠给中国美术家们的一份丰厚遗产。艺术造型上的敦煌之风，影响了几代艺术家的整体艺术创作面貌。”范迪安说，希望这个承载着千年民族文化的敦煌艺术将为国家和百姓祈福纳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