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音与石刻中的艺术世界

　　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对一个地方的民俗民风、普通民众的性格心理、社会文化的基本特色等，往往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正好就是历史上宗教文化繁育生长的丰沃土壤。成都作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佛教文化的历史重镇，一直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作为民间土壤中影响最深、涵盖面最广的佛、道信仰，也是成都地方文化众多元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专题系列从佛道信仰对地方民俗的影响、成都著名佛寺道观、成都佛道艺术，以及佛道信仰对成都茶文化、饮食文化、市井文化、民间节日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全面勾勒出成都佛道信仰与民间生活的密切关系，从而对认识成都地方文化、了解成都人的独特性格、构建和谐的天府之国，提供一个新的文化视角。

　　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中国佛教最早兴起的地区之一。当年的马队从这条古道向南亚地区带去了大量华丽的绸缎和馥郁的茶叶，随后，又带来了艰忍苦修的印度僧人，以及大量的佛教艺术品。

　　据有关文献记载，大邑雾中山开化寺的兴建，比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庙——洛阳白马寺，只晚了6年。那时，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一开始就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兴起，并随着佛教在蜀中兴盛而高度发展。就单体的石刻造像艺术而言，南北朝时期中国形成三大中心，即山东青州、河北定州、四川成都。到了隋唐时代，佛教传播已成全盛之势，在蜀中也形成前所未有的高峰，一时寺宇林立，名僧辈出，石刻造像、彩绘壁画等佛教艺术更是风起云涌，显出一派盛世繁荣的气象。

　　盛世之中的庄严妙相

　　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成都西门外的万佛寺遗址，忽然被掘出了百余件佛教造像，一时令世人震惊。此后的1937年、1953年和1954年，又在该遗址出土了两百余件石刻造像，是成都地区出土的最大规模的佛教造像群。

　　万佛寺相传创建于东汉延熹年间，南北朝时称安浦寺、唐朝称净众寺、宋朝为净因寺，明朝则分别有净因寺、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等名字。明末寺毁未再重建。据宋人黄休复所著之《益州名画录》中说，该寺曾遭唐武宗灭佛之灾。结合近代出土石像大都少头断臂或无身来看，说明这批石像的确毁于这一事件，并在此后予以瘗埋。

　　万佛寺出土的佛教造像包括南朝宋、梁和北周、隋、唐等历代作品，各代的艺术风格明显，呈现出与中国佛教早期发展史紧密相关，丝丝入扣的特点。其早期造像的面型方正，姿容秀丽，衣饰繁细，通肩衣多褶襞，无袒右肩衣，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晚期造像的面型圆润，肌肉丰腴匀净，显示了南北造像风格的交流与融合。

　　除了万佛寺的佛教造像之外，成都地区现存石窟造像最集中、内容最丰富的地区，则要数邛崃的佛教石窟群和大邑的药师崖石窟造像。

　　邛崃佛教石窟群主要包括龙兴寺、花置寺、磐陀寺、天宫寺、石笋山五处，所存石刻造像共计100多龛，以唐代石刻造像为主。其中最别致的一处是位于湖心岛上的唐代花置寺摩崖石刻。石刻群现存九龛，其中两龛为千佛龛，相连并列，共有小像1745躯，排列有序，布局严谨，形成了气势恢弘的高浮雕石刻群像。在两龛千佛中部各置蹬台，造像为释迦牟尼佛和三世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像，护法站立两侧，神态各尽其妙。两龛蹬台造像，比例匀称适度，刀法遒劲圆熟，衣纹线条流畅。整个石刻群像具有中国佛教早期的庄重、雄浑、丰满等特征，充分体现上承北魏、盛唐的传统造像风格。另一处石笋山石刻群，为上下两列龛窟，长达100多米，大小27龛，其造像上起北魏，下至唐宋，是邛崃境内石刻艺术中造像最多、最集中，也是保存最完好的石刻艺术群。

　　而大邑药师崖石窟造像群，是以主龛药师佛造像而得名。石刻群全长150米，共15龛，造像1000余尊。其始刻于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其后五代、宋、元、明等各代均有曾增刻，明嘉靖年间曾进行大规模修整，使其整体上呈现出明代石刻的风格。主像药师佛高坐于莲台之上，通高54米，其火焰纹背光，体态丰满，面部慈祥，生动自然，为蜀中稀有的石刻艺术精品。

　　墙壁之上的微妙佛国

　　历史上，成都大慈寺和龙渊寺的壁画最为著名。自唐代以来，作为全国第一大佛寺的大慈寺，是帝王贵族们最为亲睐的祈福之所，因而，最优秀的画师们也都在寺里留下了他们的真迹。

　　据宋人李之纯《大慈寺画记》云：“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胜。”在李之纯的统计中，唐代随玄宗、僖宗二帝入蜀的著名画师，在寺中共画有佛像1215幅、菩萨10488幅、帝释梵王68幅、罗汉祖僧1785幅、天王明王大神将等262幅、佛会经变158幅。真可谓是美不胜收，将无量诸佛的微妙佛国凝聚于大慈寺的墙壁上。

　　在大慈寺留迹的大画师中，长安人卢楞伽随唐玄宗之后入蜀，以善画而名耀全川，“当代名流咸伏其妙”。他曾在大慈寺的东西两廊画行道高僧壁画数堵，书法大家颜真卿为其壁画题赞，书画俱妙，时称“二绝”。以工笔花鸟画著称于世的黄筌父子，集五代画技之大成，影响了整个宋代画风。他们也在大慈寺中的保福院、避暑宫等处留下了慈竹、雀鸟等珍贵的壁画。还有前蜀丹青妙手孙知微，亦曾在大慈寺中寿宁院、东楼、承天院、祖堂等处作画不少。由于孙知微特别擅长画水，苏轼在《画水记》中写道：“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以东坡之眼界，犹对孙知微在大慈寺中的壁画赞不绝口，可见当时寺中壁画之精彩绝伦了。

　　然而到了宋元之间，元兵屠城毁寺，大慈寺中的唐宋名画毁于一炬，再也没能恢复到唐宋时的模样。如今，成都地区保存最好的佛教壁画，则当推新津观音寺的十二圆觉菩萨壁画。

　　据史料记载，宋时一代名相、禅门中著名的大居士张商英的故居，就在新津观音寺的近侧，因此，当地也流传着张商英遗言舍宅而为观音寺的故事。观音寺壁画绘制于明宪宗成化四年，其中最精妙的则是依《圆觉经》所作之十二圆觉菩萨像。虽然这些佛菩萨形像和比例完全按照佛教的《造像量度经》绘制，但画家对每一个人物的衣饰细节和面部表情，却刻划得惟妙惟肖，生动活泼，一反传统宗教艺术因内容严肃而流于僵化刻板的通病。在所画的十二位圆觉菩萨中，东壁第二铺最后一幅的“清净慧菩萨”堪称极品。清净慧菩萨在佛教中象征着清净圆明的深妙智慧。在这幅壁画中，菩萨手执玄色如意，慧目微开，双足如意自在趺坐，肌肤以珍珠粉晕染，缨络宝饰全身，整个画面宁静自在，吉祥安谧，于袅袅生风的衣带裙裾中，透出一股纤尘不染的清净智慧之气。

　　如果说慈悲救世的精神是佛教艺术的核心的话，那么这些美奂美伦的佛教壁画艺术珍品，则以其心物一元、曲通表里的传统审美精神，使宗教思想和艺术审美达致了高度的和谐。它们一方面为佛教思想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进入中国传统艺术宝库，成为其中最璀灿夺目的重要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