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王效应”带来契机 重现佛教文化鼎盛与辉煌

11月22日，万众瞩目的七宝阿育王塔顺利出函，根据碑刻、塔身上的文字记载以及X光检测，证实宝塔内确实存在金棺银椁，其中很可能藏有佛顶真骨、诸圣舍利等珍贵的佛教圣物。这一“惊世大发现”，再次印证了南京自古以来在中国佛教文化界的中心地位。面对这次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如何整合南京的佛教文化资源，打造出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项目，成了亟待思考的问题。

　　渊源：南京佛教文化传承最为完整

　　“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千古绝唱，记录着南京佛教文化的鼎盛与辉煌。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介绍，自东吴开始直到民国时期，15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南京始终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佛教文化传承在南京具有很好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是国内很多以佛教文化著称的城市所不具备的。”

　　南京文史界泰斗蒋赞初先生告诉记者，早在东吴时期，南京就有了江南地区最早的佛寺建初寺，并从此成为南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心。东晋时期，南京成为中国玄学佛教最早的发达中心地之一，佛教文化也从这里传往当时的百济国（即现在的韩国），后再传到日本；南朝时期，南京佛教事业空前繁盛，据史料记载，梁武帝时建康城百姓为28万户，人口在100万左右，而僧尼就有10余万之众；隋唐两朝，佛教中心向北迁移，但六朝时的佛学根基在南京逐渐沉淀，吉藏大师、智者大师和法融禅师分别创立了三论宗、天台宗和牛头禅，正式把禅宗中国化；随后的五代十国和宋元王朝，南京佛教再度中兴，并从明朝开始进入新的高峰：朱元璋和朱棣两代皇帝征召全国名僧，那时的南京是国内最重要的佛教学术中心；清代时，杨仁山设立的金陵刻经处，不仅是全国佛经刻印中心，也是佛学和维新思想的孕育地。直至民国时期，南京依然是全国佛教活动中心，太虚、宗仰、巨赞等高僧常在此弘法讲学，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研究会的主要活动地点就在毗卢寺内，这里也是民国时期全国佛教事业管理和联络的枢纽。

　　建议：既要有“拳头”，也要亮特色

　　灵谷寺、鸡鸣寺、毗卢寺、金陵刻经处……南京的佛教文化遗存数量众多，但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六朝古都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化在南京一直没有得到完整体现，这与其历史上的中心地位极不相符。

　　“南京的佛教文化资源虽然数量众多，但地点较为分散，很难形成集聚效应；和洛阳白马寺（东汉）、苏州寒山寺（六朝）等千年古刹相比，大多数佛寺始建年代较晚。”贺云翱认为，对佛教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梳理，找出强项和弱点后再进行全局性规划。“现在南京不少寺庙在复扩建，但规模都很小，很难做成有影响力的大项目。从其他城市的经验来看，要想打造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文化项目，必须要有大手笔，集中力量做出一个代表城市文化内涵的拳头项目。”

　　七宝阿育王塔的出现，让筹建中的金陵大报恩寺文化园区成为一个不错的“备选拳头”。蒋赞初认为，如果宝塔内藏有佛顶真骨等圣物，无疑会大幅提升南京在佛学界的地位，结合长干寺地宫和新建的大报恩寺塔，打造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佛教文化圣地并非没有可能。

　　有“拳头项目”，还要能充分展示南京的特色。有专家提议将金陵刻经处做成集藏经、刻经、佛像雕版展示于一体的佛教传播基地。“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陵刻经处在国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围绕它来做文章，恰恰是抓住了南京的特色。”专家还建议在牛首山创办一所佛教大学，作为佛教文化的现代教育和研究基地，“这个项目如果能做起来，肯定也是南京佛教文化的一大特色。”

　　举措：阿育王塔、长干寺地宫、新琉璃塔将成为遗址内三大奇观

　　阿育王塔这一惊世发现，对于大报恩寺文化园区的规划建设影响深远。据负责该项目的大明文化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除了重建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塔的计划不变外，很多细节都将面临重新调整。园区此前的规划范围是大报恩寺遗址，如今，与遗址隔河相望的古长干里公园也将纳入园区。

　　最新的规划方案中，大报恩寺文化园区内将建立一座佛教文化博物馆，以实物和资料展示古长干里地区千百年来的佛学渊源，而世人瞩目的阿育王塔则将和长干寺地宫遗址、新大报恩寺塔一起成为遗址内的三大奇观。如果宝塔内真的存在佛祖顶骨舍利，极有可能被认定为佛教的至高圣物。明年3月，世界佛教论坛将在无锡举行，如果能借此时机确定其圣物地位，无疑将大大提升遗址项目乃至整个南京在佛学界的影响力。

　　根据史料记载，可政大师请回南京的玄奘顶骨舍利，后来曾迁至大报恩寺建塔供奉。因此，蒋赞初提议将南京灵谷寺或玄奘寺的玄奘顶骨舍利分出一份请回大报恩寺供奉。蒋赞初说：“栖霞寺的石刻上有很多佛本生和佛传故事，可以用拓片或石刻的方式将这些内容复制下来，放到大报恩寺遗址内展示，这样可以和阿育王塔上的佛传故事形成呼应。”据了解，大明文化公司已征得中佛协和金陵刻经处的同意，日后会将金陵刻经处的经版、印经迁出一部分，在遗址区设置集刻经、印经、经版为一体的大藏经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