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十二月十二日 恭逢印光法师诞辰

　　自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以来，在佛教的缁素两众间，提起印光法师的大名，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一部《印光法师文钞》风行天下，教化亦几偏及于全国。在他入寂五十年後的今日，印老的《文钞》，仍是台湾印行最多、流传最广的一部佛门宝典。这固然是由於法师的文字言言见谛，字字归宗，深入显出，妙契时机；但主要还是他身体力行、老实念佛的功力所感召。
　　印光法师，俗姓赵，名绍伊，出家後法名圣量，字印光，别署常惭愧僧。他是陕西省合阳县人，出生于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父名秉纲，有三子，长名从龙，次名攀龙，法师居幼。他自小从长兄读儒书，也犯著许多读书人的毛病，即「以圣学自任，和韩欧辟佛之说。」后来病目，几至失明，病困数载，始悟前非。到了目疾渐痊，批阅释典，研究有悟，乃发心出家。光绪七年（时二十一岁），他由西安到终南山，在南五台的莲花洞寺出家，道纯和尚为他剃度。
　　据他自己写给邵慧圆居士的信中说，他出家未及三个月，他的长兄曾找到寺中，假说母亲病重，要他回家看看。回家後就逼他换下僧装，不准他外出。後来他再度逃家，回到莲花洞寺，对他师父说∶「弟子在这里住不得了。」他师父给了他一块龙洋，让他离寺去行脚参访。初到湖北竹溪莲花寺挂单，为寺中打煤炭烧水。光绪八年四月，到陕西兴安县的双溪寺，从印海定律师受具足戒。之後就到终南山太乙峰结茅潜修。在终南山一住五年，於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十月，听说红螺山资福寺是修净土的道场，於是他就到北京西北怀柔县红螺山资福寺挂单念佛。翌年，向资福寺告假朝五台山，然後仍回到资福寺。他在寺三年，曾充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工作之馀，研读大乘经典。到了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他又到北京龙泉寺，任行堂职，翌年又住北京圆广寺。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普陀山法雨寺的化闻老和尚到北京请藏经，请得《龙藏》，要运回普陀山，需人相助，圆广寺的人以印光作事精慎，就推荐他给化闻帮忙，因此随化闻到了南普陀，是年三十四岁。到了法雨寺，就安单在藏经楼。
　　陕西人的性格，刚劲坚毅，木讷质朴，而不自我表现。法师就是这种性格的代表人物。他在法雨寺励志精修，唯念弥陀。一住数年，後来由於寺众一再坚请他讲经，他推辞不掉，乃开讲《弥陀便蒙钞》，听众钦佩不已，这是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七年）的事。
　　讲经毕，他在珠宝殿侧闭关，一闭两期六年，而学行倍进。出关後，法雨寺的僧侣了馀与真达等，特建了一座慧莲蓬供养他居住，过了两年，众僧侣又迎请他回住法雨寺。
　　光绪三十年（一九○五年），谛闲法师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请他协助，他陪著谛老去了一趟北京，事毕仍回到法雨寺的藏经楼。宣统元年，年方二十一岁的太虚法师在只洹精舍就学，下半年只洹精舍停办，一位华山法师推荐他到普陀山法雨寺的法雨小学任教员，学生都是山中的小沙弥，太虚在山中住了半年，认识了法雨寺的了馀和尚，也亲近过年已五十岁的印老。宣统三年，太虚自广州回到上海，转往普陀山度夏，再度和印老见面，印老阅太虚的诗文，深为赞许，曾和太虚唱和，也常一谈数小时不肯分手，这一老一少，於此时建立下了较深的感情。十馀年後，太虚推动「整顿僧伽制度」，印老不以为然，曾当面对太虚的弟子大醒说∶整顿僧伽制度是「新花样」。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印老圆寂，太虚在重庆长安寺领导缁素数百人开追荐会，并作诗悼念。
　　那时有一位天涯行脚的高鹤年居士，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九年）到法雨寺吊化闻老和尚之丧，和印老由此相识，以後就常到普陀山去探视印老。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上海的狄楚青居士创办《佛学丛报》，高鹤年向印老要了几篇文稿，交给《佛学丛报》刊登，报上署名「常惭」，世人还不知道印光之名。後来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徐蔚如居士，读到《佛学丛报》上的文章，向人打听常惭是谁？最後问出来是普陀山的印光法师。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五年（一九一六年），他两度亲到普陀山求见印老，要到了印老几件信稿，带到北京印行，题名曰〈印光法师信稿〉。到了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徐蔚如搜集了二十多篇信稿，重为印行，题曰《印光法师文钞》。这以後一再增益，在商务印书馆印出了铅印版，在扬州藏经院印出了木刻版，後来又在中华书局、上海佛学书局、苏州弘化社，一印再印，这部《印光法师文钞》就风行天下了。徐蔚如为文钞作跋云∶
　　大法陵夷，於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於是乎在。
　　又云∶
　　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可谓善识法要，竭忱钦仰者矣！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以前，印老在普陀山，从不收皈依弟子。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徐蔚如陪著母亲上山求皈依，印老介绍他母子去皈依谛闲法师。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北京天津大水为灾，上海的居士名流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等，委托高鹤年北上勘察灾情。鹤年回到上海，当地居士随组成「佛教慈悲义赈会」，并推请鹤年到各地劝设分会，鹤年以此到了普陀山。这时，法雨寺的方丈是了清和尚。印老关怀灾情，他认为「救灾即是普度众生」，他与了清出面，召集诸山长老，在普陀山也设了赈灾分会，大家随缘乐助。印老把他仅有的银洋拾元也捐了出来。
　　第二天，印老以陕西的小米粥和油饼招待高鹤年，吃著饭他说∶「某某先生等到山上来皈依我，我决不准！并送香金，也分文不收。」
　　高鹤年恳切的劝他说∶「如果是真正发心请求的，说方便皈依，普度众生，也是释尊的遗制；如果说这样作有违常住的规矩，我去向法雨寺的老当家和方丈请求通过。」
　　印老这时才点头说可以考虑。这样到了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徐蔚如的朋友周孟由兄弟陪著他们的庶祖母到普陀山，再三恳求印老为那位老太太及周氏兄弟授三皈依，各赐法名。这是他受人皈依之始。以後二十馀年，他的皈依弟子遍天下，多到不可以数计。
　　印老於光绪十九年到普陀山，一住二十五年，直到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他五十八岁的时候，才出山活动。原来他想到扬州刻经处去印经，以人地生疏，约高鹤年陪他去。到扬州办完事，回到上海，高鹤年要带他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印老不许，他说∶「你的熟人太多，你陪我去，人家一定要客气办斋。你我都是苦人，何必苦中作乐，既花钱，又耗时。」高鹤年只得带他找了一所最冷落的小庙，住了下来。
　　这一次到上海，高鹤年为他介绍了沪上名流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印老与他们广谈孔孟学理、净土因果等。分别时，这些人欲送香仪礼物，印老一一谢却。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他为印经事，又约高鹤年陪他到上海。这一次高鹤年陪他到「南园」，和佛教护法居士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等见了面，为他们说净土法门。简氏兄弟供养他千元，其他居士也有供养，这恰够他印经之需。这以後，到普陀山去求皈依的人，如山阴道上，接应不暇。皈依者供养之款，他一概拿来作印书赠人之用。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定海县的县知事陶在东，和会稽道的道尹黄涵之，以印师教化一方，汇师道行，请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颁给印老「悟彻圆明」匾额一方，铜鼓喧天的送到法雨寺，香花供养，极盛一时。这在世人认为是难得的殊荣，而印老淡然置之，有如罔闻。後来有一位德森法师，侍印老座下，为印老校对所印的经书，偶然读到马契西居士为印老撰写的传记，才知道有徐大总统赠匾这件事，他就叩问印老。印老板下脸说∶「悟尚未能，遑论圆明？瞎造谣言，增我惭愧。」德森後来在大殿高处发现了这块匾，盖因殿高匾小，平常未注意到也！
　　自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以後，印老常到上海印经书，而苦於没有落脚的处所。後来法雨寺的真达法师，住持三圣堂，三圣堂有下院太平寺，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翻修过，真达特辟了一间净室，这以後印老到上海，始有了安居之所。日子久了，上海佛教人士都知道他住在太平寺，这一来，居士名流去问道的，善男信女求皈依的，以至於各方的函件，都愈来愈多，太平兰若出了名，也增加了他人事繁杂的困扰。到了民国十七（一九二八年）、八年（一九二九年），他急欲找个清净的地方归隐，後来真达与沪上居士关　之、沈惺叔、赵云韶等商议，找到了苏州的报国寺，真达花费了几千元的现洋予以修缮，到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二月，他就迁到苏州报国寺去闭关了。
　　印老到苏州後，创办了一所「苏州弘化社」，专印佛书赠人，自净土经论、《安士全书》、他自己的文钞，以至於各种初机佛书，前後多年印送的书籍，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百万馀帧。这种工作，全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而已。
　　印老自奉极薄，食则唯求充饥，不求适口；衣则唯求御寒，厌弃华丽。如果有人供养他珍美的衣食，他却而不受。不得已受下，就拿来转赠别人。如果是普通物品，就交到库房，由大众共享。有一次，关　之居士请他到家应供，他声明只需高装馒头、炒豆腐渣两样即可。关居士无奈，只得在素斋席上另备了这两样东西。他驻锡太平寺时，关居士去拜访，楼上楼下找不到他，最後在天井中找到了，原来他蹲在地上洗衣服。
　　他虽薄以待己，却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养的香敬，他都拿来印佛书流通，为人种福田。他对於赈灾济贫的事，权衡轻重，先其所急。如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刘镇华兵围西安，饿死数万人。解围之後，印老立即以印书之款，汇去三千圆办赈济。二十四年陕西大旱，得到王幼农居士的函告，立刻拿出存折，令人提款一千圆汇去，而提汇之後，存摺馀额剩下了百元，而报国寺的一切费用全赖存摺款维持，他认为先赈灾再说。
　　他由上海迁到苏州後，一直闭关潜修，但请求皈依的不断，各界的书信也如雪片飞来，这就增了他不少的精神负担。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上海佛教界修建护国息灾法会，推代表到苏州，请他出关说法，他推却不掉，出关到上海，在佛教净业社社址的觉园－就是早年简照南、玉阶兄弟的私宅南园，後来捐出来做为净土道场－说法。那是一次规模盛大的法会。当时他闻说绥远灾情严重，他立将法会上一千多人皈依的香敬，计两千九百多元，全部捐出来。回到苏州，下火车即先去提款，把仅存的印书款千元再汇去。第二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争，苏州城不能再住下去了。不得已，应妙真、了然、德森等的请求，迁到城外木渎灵岩山去住。
　　到了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印老时已七十九岁，他似预知时至，於是年十二月，在一封致德森法师的信上说∶
　　德森法师鉴∶凡上海所有之款，通归印《文钞》，不必一一报明。光大约不久了，故将已了者了之，不能了者亦了之。光死，决不与现在僧相同，瞎张罗、送讣文、开吊、求题跋，敛些大粪堆在头上以为荣。···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春天，他覆章缘净居士的信上说∶「今已八十，朝不保夕。」到了是年冬天的十月二十七日，身体不适，略示微疾。二十八日午後，他召集在山全体职事及居士等，到关房会谈，对众人说∶「灵岩住持，不可久悬。」他命妙真任之，众人咸表赞同，就订十一月初九为升座之期，他说∶「太迟了。」改为初四，他亦说∶「太迟了。」後来改为初一，他点头称可。
　　初一举办过妙真的升座典礼，到初三晚间，他吃了一碗粥，然後对真达等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此後就精神逐渐疲惫，体温降低。到了初四早晨一点半钟，他由床上坐起来，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说完，就大声念佛。到两点十五分，他索水洗手，洗手毕，站起来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往西方。」说过，移坐在椅子上，面西端身正坐。三点多，妙真到了，他嘱咐妙真∶「你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之後就不再说话，只嘴唇微动念佛。到了将近五点钟，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坐逝。世寿八十，僧腊六十。
　　印老一生，由儒入释，主张儒佛融会，学佛由做人学起。故他平日以儒家伦理及念佛法门教人。他认为，佛法包括世出世间诸法，故应於父言慈，於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他说∶「欲学佛祖，需先取法圣贤，倘躬有玷，伦常乖舛，尚为名教罪人，何能为佛弟子？」
　　印老生平不作寺院住持，不收剃度弟子。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以後，受在家弟子皈依，二十馀年间，皈依弟子十馀万人。他的著作有〈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篇、《印光法师嘉言录》等。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他的弟子辈及上海缁素，在上海净业社的觉园，成立了「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刊印他的遗著，发行《弘化月刊》，宣扬净土宗念佛法门，并且尊他为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