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大师荣格 佛法给我的启示

在西方心理学无力验证人的精神现象与跳脱经验主义的研究范畴的同时，被西方称为“心智科学”的佛法将取代自豪的理论，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兴心理疗法去终极解除人类生存的焦虑。 荣格在西方的“正统”心理学中，堪称是异教徒，荣格虽然师承佛洛依德，也确从佛洛依德身上得到不少本事，佛洛依德甚至私下说“荣格是天才”，初期两人都有英雄惜英雄的悸动，佛洛依德写信给荣格时说：“如果我是摩西，你就是约书亚，将要拥有精神医学允诺之地。”蜜月期很快过去，1912年荣格发表了《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与弗洛伊德产生了分歧，主要分歧在于对里比多的解释。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完全是性的潜力，荣格则认为它是一种普遍的生命力。表现于生长和生殖，也表现于其他活动。由此，荣格全盘推翻了佛洛依德的理论。荣格说，自己并不是佛洛依德的反对者，只是学问的忠诚者，对佛洛依德他依然尊敬，荣格曾说，他对东方学问的喜欢可以称做“心灵上的朝圣”，印度文化、易经、老子、炼金术、孔子，他都有涉猎，对于佛禅更是喜爱有加。

荣格曾不讳言的说，他的心理学理论，除了一部分来自“临床心理学经验”之外，另一部分则是来自外部渠道与途径，它包括了东方宗教在内的所有学问。 荣格在《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中，说到的“虚空”与佛教的“空”，“充满”与佛教的“色”相对应，指出实与虚，生与死，同与异，明与暗，热与冷，以及时空、善恶、美丑等是成双成对，两相对立，相互制约的。荣格的这种二元性的超越和对立极性合一的思想，被某些西方荣格学者认为正是藏传佛教修行的终点。佛教徒的修炼，是在自己身心的“微观宇宙”中寻求“阴”和“阳”的合一，从而在“彻悟”中体验伟大的宏观宇宙初始的统一和完满。荣格从中受到启发，提出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理论。另外有许多人认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来源于佛教中所说的第八识（阿赖耶识）的启示。

荣格心理学和佛教的终极目标是获得精神转化。荣格把它称之为自我实现、完整性；佛法中则把它称为佛性，一切众生皆可成佛，获得至高的精神转化。佛教徒和荣格都认为：这种追求光明、追求更高意识的冲动，无处不在。正如荣格所说：“从最初开始，在灵魂深处一直存在着寻求光明的愿望和摆脱原始蒙昧……摆脱精神的原始黑夜的不可遏制的冲动……这种冲动，经过数万年后，到今天依然如此。渴求光明就是渴求意识。”

荣格认为，人的一生在时间上可分为两部分，青年时代要自立，建立家庭，完成社会责任和义务，在男子是集中在他的智力或特殊才能的发展上面；在女子则为集中在自我牺牲的天赋及那些能使她在世上留下踪迹的品质上面。第二部分为四十岁上下，关键是找寻一种新的意义与目的。此时，人们应转变自己的目标，从“自我实现”转变为“自性实现”。接受自己逐渐步入黄昏，生命力（能量）逐渐减弱的事实，而放弃青春期期望值过高的英雄主义理想。即使壮志未酬，夙愿难偿，亦大可不必痛不欲生，而应逐渐将“里比多”从外部撤回。荣格自己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他说：“我不得不放弃英雄理想主义，因为在自我意志之上，有更高层次的东西，人必须服从后者。”换言之，人在后半生的目标应为实现“个体化”，即通过“个体化进程”而达到“自性的实现”。在这一进程中，人们会获益于前半生的经验，并获得更完美的创造力。

《华严经》上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对于佛弟子来说，存在着一种趋向佛性的压力，这种佛性是人的本性的精髓；对于荣格来说，它是一种趋向完整性的冲动。在这两种情况中，都需要经过漫长的、对荣格来说是无尽的旅程。此旅程对每一个体来说都是独特的，只能在心灵中完成。佛法实证中，心是具有无限权力的君王，正如能点石成金的炼金术士一样，心灵也能把一切事件转化为超验的智慧，把它作为获得彻悟的工具。这股庄严的力量不在别处，就存在于我们心中。但是要认识它，我们还需要意识的钥匙，因指见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荣格的“自性实现”理论与“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佛性论，如此神似，足以证实了佛法对他的深刻影响。

弗洛伊德认为，性冲动是一切人类活动的主要动力源。他的“泛性论”从理论上支持了上世纪“性开放”的潮流，不久以后，大量缺乏节制的性行为在社会各个角落里泛滥成灾，畸形的社会毒瘤层出不穷——色情业、性虐待、性侵犯、性交易、包二奶、同居、试婚、一夜情、任意堕胎……人类文明的高度似乎倒退回了原始社会——只注重“饮食男女”、生殖繁衍的蛮荒时代。

荣格清醒的认识到，人类除了基本的欲望之外，还渴望实现圆满的光明自性。建立了更为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为全人类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