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慈善的尺度

2009-06-26 01:45:13　来源: 21世纪商业评论(广州)

一个企业家，花多少钱用于慈善和公益事业，才算真正有社会责任感?衡量企业慈善的尺度是什么?到底是“赚钱行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将增加公司支出，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代表人物卡耐基的口号就是“做富人的唯一目的就是行善”;还是“行善赚钱”——慈善只是企业粉饰公共关系的一种宣传手法，当下的支出是为了今后获取更高的回报?

无论是2008年万科董事长王石遭遇的“捐款门”事件，还是今年年初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的捐股风波，越来越多的事例说明，慈善并不只是靠自发的热情就可以做好的，中国企业家面临的一个最迫切需要学习的经验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慈善活动。

如果时光回溯到150年前，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同一时期大多数成功有为的企业家在自由主义和新教的召唤下，几乎都和卡耐基一样致力于“赚钱行善”，致力于成为“有信仰的资本家”。在英国记者伊恩.布兰德尼(Ian Bradley)所记录的《有信仰的资本》(Enlightened Entrepreneurs)一书中，遴选了10位有代表性的社会企业家，从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公司联合利华的创始人威廉姆.哈斯凯斯.利华(William Hesketh Lever)到世界知名的巧克力制造商吉百利的创始人乔治.吉百利(George Cadbury)，再到钢铁大王卡耐基等。此书自出版，就一直被视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案例读本。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时代特征：勤勉地工作、简单地生活，有着开明的自由主义信条和虔诚的基督新教伦理价值观，热心地对待员工，晚年热衷于慈善事业。

这10位企业家中，第一个出生于1800年，最后一位在1931年去世。这些企业家恰恰见证了英国历史中经济最全盛的1850-1880年的30年。在这30年里，繁荣的工商业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自由市场的呼声越来越强，新技术革命层出不穷。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富有而受人尊敬的企业家阶层，而对商业的成功和企业家责任双重目标的追求，帮助这些从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做起的平凡人，成为了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非凡人物。

有意思的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和当下的中国有某些相似之处：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社会矛盾有所增加，人们开始关注商业道德和企业公民责任。评判一个公司以及一个企业家的标准，不再仅仅根据利润与分红，还要看其对社区和社会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虽然150年过去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这些开明企业家所做出的表率，依然可以为当下的中国企业家提供参照。

出生于这个年代的卡耐基曾被德鲁克赞誉为“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下了基调”的企业家。出生于爱尔兰的卡耐基虽然在12岁时就移民美国，而且他后来的事业也多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人们多以为他是一个美国企业家，但卡耐基本人一直以一个英国人自居，他在英国政界享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他大量的慈善活动也在英国开展。在开创现代企业慈善的潮流方面，卡耐基有自己的一套经营管理哲学。他认为，企业行善的方式应该和企业家坚持的价值观高度一致，而非追逐潮流或者经营声誉，只有这样，才可以提升企业慈善的质量和效果，并且才能“消除所有施舍的污点”。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卡耐基当时宁愿把资金投入到一些不知名的、急需支持的大学，而不是给已经享有声望、已经有很多捐赠的常春藤联盟。

在他看来，天助者自助，只有那些真正渴望进步的人，才能找到入口。他从自身早期的经历得到启示，他坚信，再没有比把钱花在优秀的、有能力有抱负的青年人身上更好的投资了，而这样做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在社区建立公共图书馆。前前后后他共修建了2811家免费图书馆。他还创立了一个原则：只有当社区保证修建的是图书馆，并且保证他们自己支付流动资金时，卡耐基才考虑投资。

在他著名的《财富福音》一文中，卡耐基还特别设定了一个明智的财产保管人用于慈善事业的七个领域：大学、图书馆、医院、公园、教堂建筑、音乐厅和游泳馆。他更愿意选择通过创建捐赠基金和信托基金来分配他的大量财富。卡耐基斥资20多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创建的20家基金会和机构，至今依然在活跃地从事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曾和乔治.吉百利同为学徒的约瑟夫.朗特瑞(Joseph Rowntree)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晚年的约瑟夫最初是以比较传统的方式经营慈善事业，把金钱慷慨地捐赠在他看来值得帮助的事业和个别需要帮助的人身上。但他慢慢地发现，“如果资金和情感上的施舍取代了正义，所施的恩慧带给人们的伤害就会大于益处。”

约瑟夫进一步发展了卡耐基的捐赠哲学，这一哲学坚信：紧紧抓住财富是一种罪，而不善分配带来不良后果同样是罪。为了保证慈善的“正义性”，约瑟夫用他一半的财富成立了三个信托基金会，每个基金会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有的用于促进住房和居住条件的改善，有的用于教育，有的专门赞助那些无法由单个慈善团体赞助的政治和社会事务。

他在一张写给儿女们的备忘录上曾写道：“我觉得当前的慈善机构一般直接地帮助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苦难或者不幸，很少有人尝试去找出导致这些苦难和不幸的原因。很明显，这种苦难和不幸更能唤起人们的感慨，兴起必要的机构减轻这些苦难和不幸。人们更容易资助在印度处于饥荒的人群，而不愿意去探索和找出这些饥荒出现的原因。”

约瑟夫所倡导的慈善的“正义原则”，对于当代企业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在权力愈大、责任愈大的前提下，企业家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中比政治明星更受到追捧的社会明星。正义原则的要义之一，就是企业家要进行内在人格的自我修炼，并且成为社会政治改革的第一推力。

“死于富有是可耻的。”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尤其是以华尔街资本为代表所导致的道德危机面前，卡耐基当年的名言依然振聋发聩。而中国当代企业家在30年的奋斗之后，从原始积累、追求规模到做企业公民，如何融入社区和社会目标，按照企业公民的角色来推动资源社会化与资本的社会消费，都只是刚刚开始的零星行动。相信《有信仰的资本》一书中提供的10位卓越企业家的行善范式，对于迷失中的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来说，提供了一种企业慈善的尺度和导向。 (本文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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