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哲琴:最终的东西是一个慈悲
朱哲琴在吐鲁番跟两个维吾尔族小孩玩得很开心,虽然民族不同,但快乐是共通的 图/肖全
朱哲琴说,西藏给了她生活答案和音乐灵感 图/高远
2006年9月,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齐扎拉给朱哲琴打电话,希望她能帮助当地寺院整理诵经。朱哲琴下飞机后直接去寺院,帮助整编喇嘛诵经。一旁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Khalid Malik)与夫人请朱哲琴喝茶,听朱哲琴讲述了她的印度之旅。不久,朱哲琴接到了马和励的电话,请她出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世界看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行动”大使。
从今年4月开始,朱哲琴和她的音乐采风小组已经走了贵州、云南、内蒙古、西藏、新疆,采访大量当地民间艺术家,录制了七百多首民间歌曲(乐曲)。按照她原来的计划,在考察工作结束以后,朱哲琴将出版两张CD,一张是她采集来的音乐原样,另一张是请全球著名音乐家以采样为基础重新编写的作品。
我宁愿吃亏,也不愿很警觉、很冷酷
南方周末:你是怎么寻找到那些民间艺术家的?
朱哲琴:当地的人民是我们的向导。一是通过政府部门,二是通过当地的朋友。《阿姐鼓》那几张音乐专辑出版后,经常有地方请我去他们那里,许多不同区域的音乐家也希望和我合作,把他们的音乐介绍给世界。
2003年,政府进行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从上到下,各级文化系统手上都有一个详细的调查名单,具体到每个村,有几个艺术家,多大年纪,都有详细的备案。
南方周末:何训田说,许多不对外开放的音乐,比如西藏密宗的祭祀音乐也为你打开了大门,是这样的吗?
朱哲琴:的确,所有寺庙,不开放的、不允许拍照的,我去了都对我开放。他们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很有意义,因为我们热爱这些独特的文化,希望这些文化延续下去。也许是因为我关注他们的文化不是一天半天了。包括在印度,大街上、火车站的小流氓、地痞,也都对我特别好。
南方周末:为什么?
朱哲琴:我到一个新的地方,喜欢把自己放空,对任何东西没有成见,不提防、少猜度。在印度的火车站里,有地痞来问我钱包里有多少钱,我会告诉他有多少,然后笑着打开钱包,他们看了看,就走开了。我觉得人有一种气息是可以传递的,这样的互动会让一种善的东西引发出来。如果你很警惕的话,他们就会知道我在用什么眼光看他。一个人的天性里,有恶也有善,他不是对每个人都恶或者都善。
南方周末:你没有遇到“恶”吗?
朱哲琴:在旅行中,我经常在路边躺着就睡着了,背包什么的都扔在一边。经常有印度的小孩把我推醒说:“你的包放在这儿,你不能睡觉,让人家拿走了。”我说:“你喜欢就拿走吧。”这样做他反而加倍爱护我。他让我不能睡觉,把我带到前面,帮我把东西背着。
我在克什米尔旅行,突然发生大地震,当地伤亡也很大。街上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整个城市沉浸在一个很悲伤的情绪里,加上他们当时又斋戒,人人不苟言笑。
我走在马路上,突然钟声敲响,原来还在走动的人就马上顶礼膜拜,非常虔诚。我当时住了在一个伊斯兰教的朋友家里,经常谁叫我去玩,我都会跟着人家走。有一次,我朋友很着急,派了一个仆人跟着我,我很不高兴,朋友解释说怕我不懂语言,被反政府武装埋放的炸弹炸死。
我有过无数的这样的经验,人的这种没有猜度的友谊,实际上是可以唤起友谊、信任和美好的。对我来说重要,我宁愿所谓地吃点亏,也不希望变成一个很警觉的人、很冷酷的人。
原生态,不要伪原生态
南方周末:你的音乐中带有西藏的色彩,除了音乐外,西藏还给了你什么影响?
朱哲琴: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西藏。那时候,整个中国被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多数人都陷在物质的泥沼里。我觉得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西藏人对于精神的纯粹追求,给了我答案和音乐灵感。
2000年是马年,我到西藏冈仁波齐的时候,同行有一个司机叫仁青师傅,他是藏人,我们爬到山顶的时候,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从怀里掏出一个包裹,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本经书。然后他坐在那里,非常安静地念经书。我问他念的是什么,他说是藏传佛教的经文,祈祷众生祥和平安,世界和平。
一个普通的司机,到了山的顶峰,祈祷的不是个人的荣华富贵,不是他的子孙平安,祈求的是众生,幸福、吉祥、和平。
文化传承最基本的是什么?拨开其他一切,最终的东西是一个慈悲,善和爱。我的作品中很多就是谈论生命本质、自然本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依存——这跟我这样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这样的旅行使我这样一个价值观非常狭窄的城市人,有机缘去扩展我的世界。
南方周末:这次音乐之旅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朱哲琴:我们全组的人,有做电视、拍照片或者做文字的,我们真正走了一段的时候,才觉得这个旅行多有意思。我原来在中国旅行、在全世界旅行,这次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我的国家。你慢慢对地理、对人类生存有非常实质的了解,而不是只通过地理的和电视画面认识它。
比如说你从香格里拉来,你看香格里拉的藏族人原来住在那么高,然后越来越低,在地理位置的变迁中,生活形态、文化、礼仪艺术都在变化。
从印度回来,我体会到文化不是孤立的。印度文化从波斯而来,再追溯到过去,蒙古人把这个文化带到波斯去,不断融合回流过来,潜移默化、相互影响。唐卡也是这样,一层一层的人物,不同的界,从印度的北部然后慢慢过来,过喜马拉雅山,直到西藏,内容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东西一下子让你的思路真正的开窍了。
南方周末:你接触到的这些音乐有传承人吗?
朱哲琴:几乎每个地方我们都找到那些音乐的传承人。可是我也很关心年轻的新一代民歌手的状态。我们这次在蒙古东乌旗,认识了一个年轻人叫布贺,才二三十岁。他是个牧民,前几年才开始唱。他看电视上有人参加比赛,他就自己练了几嗓子。一听就是个天才,他就是明天的哈扎木。我特别珍惜他,我跟那个区域的朋友说你要好好留神,不要让乱七八糟的人教,要保留他原来的声音。
在内蒙,同样的长调,不同的村子里,唱法就不一样。在贵州,同样一个祝酒歌,不同的村落唱法不一样。有时候,一个村落只会唱一个曲调,然后不管什么歌,都是用这个曲调,反反复复。
南方周末:目前,这些民族音乐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朱哲琴:这些民间歌手都不是专业者,他们是当地耕田或者是放牛的老百姓,都是自己跟长辈学唱下来的,高兴了就唱,不高兴了就不唱。所以,我们到每个地方,都鼓励这些老的一定要带年轻人,把自己会的音乐教给年轻人。
南方周末:你觉怎样才算保护传统文化?
朱哲琴:我有两个观点:一是保护要做到求真求实。现在东西都说是原生态,其实有很多伪民俗、伪原生态东西东西,我们这次从影像、文字、图片、声音,做了了详尽的记录。
同时,这些传承应该介入到创作,影响现在的的生活。传承如果在在一个僵硬的博物馆,或者一个一个被人为隔绝的区域里延续的话,这个传承本身就是死的。
记者 张英 实习生 杜越
文章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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