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陆学者眼中的台湾佛教
惠空大和尚的慈悲愿心,应台湾慈光禅学研究所及中华禅净协会的邀请,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七日,我们四川成都地区的佛教学者一行十余人,赴台湾进行了第三届“台湾当代佛教发展访问”。
第三届“台湾当代佛教发展访问团”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多位专家。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台湾佛教发展近六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促进两岸佛教文化的交流。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代表团成员访问了慈光禅学院、慈光禅学研究所、香光尼众佛学院、埔里中台禅寺、法鼓山、玄奘大学、慈济大学等台湾重要的弘法机构,与僧尼、学者们进行了深入而坦诚的交谈,具体感受、体验了台湾的佛教状况,收获很多。
慈光寺
离开台湾,一晃两个月了,当初在宝岛所度过的日日夜夜,仿佛就在眼前,令人难以忘怀。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我在成都就拜见过惠空大法师,目睹了大和尚的音容笑貌,聆听了大和尚的发聩诲训。因为以前到过台湾,对于这片热土的神秘感早已不复存在,但当时的活动区域大多局限于几个学术机构,活动内容只是少数岛内外学者之间的纯学术交流罢了。只有这一次,才这样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台湾佛教的勃勃生机,体验到了台湾文化的浓浓氛围,触感到了台湾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人文土壤。
短短十多天的赴台访问,对于台湾佛教感触很多。略而言之,有这次来台之前没有预计到的几大意外。
一、是惠空大和尚的法门之深,出人意料。
这次来台,惠空法师说过:“两岸未通,商业先通。商业未通,文化先通。文化未通,宗教先通。宗教未通,佛教先通。佛教未通,惠空先通。”大和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过大陆以后,多年辛勤奔走,为两岸佛教文化的交流,做了许多实质性的工作。未见大和尚时,即在多处听说过法师的大名和弘化事迹,见过大陆佛教界顶类人物对其大力称赞,可见大和尚早已在大陆佛教文化圈内颇具影响力。一年以前初见时,对于大和尚的感受是:不拘细节、很有魄力和能力、极富使命感、眼光远大。这次交流访问,与法师的接触多了,更加强化了这种印象。尤其是了解到法师目前正在从事的文化事业之宏大,亲眼看到道场并不算大、香火也谈不上旺盛的慈光寺,却肩负起了全面反映、归纳整个台湾佛教近百年历史这么重大的责任,真是令人叹服,像惠空法师这样的一批台湾佛教僧尼,真是台湾佛教界的骄傲,称得上台湾佛教发展的脊梁。
二、是僧尼素质之高,出乎意外。
首先要提到的,当然是惠空法师领导之下的台中县慈光寺、慈光禅学研究所、台北文殊院和中华禅净协会等机构的僧尼信众。这次赴台访问人数为多、内容多采,行程几乎遍于整个台湾,而且每个人大致都有着不同的安排,这对于接待单位的压力不言而喻。然而,以慈光寺、文殊院为数不多的出家、在家众,却将访问安排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其组织管理水平,客观地讲,应该是一流的,而且,慈光寺和文殊院的法师居士们,为了我们这一次访问,一个个从早忙到晚,毫无懈怠。我们在台期间,亲眼看见慈光寺、文殊院的法师们每天诵经做功课,又要编辑刊物、通讯联络等等,非常敬业负责、吃苦耐劳。妙实、妙元等慈光寺的师父们不仅车技出众,而且网络、排版等水平高超。
与大陆不大一样,台湾僧尼大多数毕业于名牌高校,即使不一定拥有大学学历,其自身本来的文化底蕴也相当深厚。这种俗世的文化基础,再加上修行生活赋予的特别修养,遂使得台湾僧尼勤于学习、积极跟随时代步伐,素质极高。这种素质体现在弘法活动之中,也时时呈露于日常的举止。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到台北县汐止镇静修禅院,拜见了两位年长的比丘尼慧融尼师和真法尼师,辞别之后,再去朝礼山上的慈航道场。刚到道场门口,忽听背后一阵马达轰鸣,慧融尼师骑着摩托车一下子出现了,她将陪同我的妙实师遗忘在静修禅院的褡裢送了过来,再敏捷地掉转车头,在暮色苍茫之中,飞下山去。一个年逾七十的老人,居然有如此好的身手,真令还不到四十岁的我目瞪口呆,震撼不已。不分年长年幼,皆能熟练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并将之运用于弘法过程之中,这就是台湾佛教的现实。
当然了,台湾僧尼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素质,是源于那种万事从足下干起、辛苦勤劳、敢打敢拼的台湾精神。
三、是台湾佛教扎根社会之深入,出乎意料。这次访台,初到台北的当天晚上,即在文殊院举办了一场欢迎宴会。原以为与会者可能仅限于慈光禅学研究所及中华禅净协会的人士,没想到有幸会见了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资深佛学研究者。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台湾佛教与学术界的良性互动,或者说相互之间的介入程度,是相当频繁和深入的。当然,最令人我们感动的是,参与这次接待工作的义工。无论是在台中县,还是在台北市,义工们都给予了我们最大的支持。这次访问,白天出访中约有一半的时间耗费在路途上,除了慈光寺的几位法师亲自驾车外,义工们包下了大多数访问学者们的交通。他们每天清早即来寺接我们,然后一个采访地点、一个采访地点地奔波,工作枯燥、乏味,可他们却没有半句怨言。有一天,由于车辆有限,我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徐文明一起,黄昏时与其它要南下访问的学者同车,到高雄卸下那几个学者,然后再乘同一辆车返回台中。等到了慈光寺山门口,已经是晚上两点过了,而那位连续开了七、八个小时车的男居士,还得再花一小时左右回家。种种“小事”,体现出的却是居士们的一片赤诚之心。可以说,我们这次访问之能够成功,这些可敬的义工们功不可没。这些义工体现出的,是对佛教事业的无私奉献。实际上,也正是由于大量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护法们的倾力护持,台湾的佛教才会一天天地走向辉煌。
四、是台湾当代佛教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优良,出人意外。
所谓弘法条件,不外乎两个方面,即软件和硬件。上述的僧尼素质、社会根基及其它因素,属于软件,而寺院建设、图书、通讯、出版等等,则为硬件。众所周知,台湾佛教明清时方才传入,相当于大陆的上千年来讲,其历史并不长,而中国佛教的奠基更是日本战败之后的事。可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台湾佛教界人士却将佛教弘法的条件提升到了现代化的水平,打下了佛教发展的坚固基础。不用说那庄严肃穆神圣、在全世界佛教宙宇中都数前列的中台禅寺等大寺院了,就连一些偏僻的乡村寺院,其弘法条件之好,不但大陆的许多寺院难以忘其项背,就连大陆大多数的佛教研究机构都会自叹不如。比如说,大湖苗栗的法宝寺,常住出家人不到十位,可是其新建成的寺院隐藏在竿竿秀美的一片翠竹林之中,金碧闪耀,高达数层,每层都相当精致。特别是,该寺的《大藏经》就达数套,其中包括数百万新台币购得的《房山石经》以及耗资不少的特制函匣和书架,更不用说寺寺必备的《望月佛教大辞典》等享誉国际学坛的工具书了。我们徘徊于清幽空旷的藏经楼,浮躁的心情很快即平息下来,回想起大陆众多科研机构寥寥几书架、且乏品位的佛学书籍,我真希望能有机会,在这么好的环境中闭门读几个月书。仔细想来,有这么优良的僧尼,有如此虔诚广泛的护法居士,台湾佛教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如此成就,是可以理解的。
五、是与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水乳交融。
在台湾,自己操着一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整个访问行程上却没有一丝交流上的不便,这当然得归功于当初台湾的“国语运动”。至于访问团中来自福建地区者,更是如鱼得水,因为台湾很多人能说流利的闽南话。从一下飞机开始,看着高速路两旁的建筑等景物,恍如大陆的沿海地区或者我们的成都平原,只是,台湾的庙宇繁多而且轩昂。走进一座座佛教道场,里面的佛菩萨像、木鱼、经幢等,更是眼熟耳稔。拜见到许多当代高僧大尼,所谈所讲,完全是在共同的大文化背景之下进行。有好几次,或在寺庙用斋,或由尼师们准备好盒饭在行驶的车上吃,那份浓浓的关怀和体贴,令人倍感亲情的温暖。另有几次返回时太晚了,居士们便将车停下,请吃路边的素斋,我也趁机享受台湾的民间小吃。此情此景,与大陆并无二致。当然了,台湾的素斋店实在比大陆多不少,味道也更地道、美味。
六、是台湾佛教与海外内佛教界交往之频繁和深入,令人意外。
台湾的中国佛教,自日本投降之后,一直在较为正常地发展,延续了中华佛教的正统命脉,成就巨大,而大陆佛教由于特殊原因,在一九六○年代至一九七○年代之间停顿断绝了十余年。文革以后,大陆开禁,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华人佛教,对于大陆佛教的重建,起到了指导性、关键性的作用。大陆佛教道场中,处处可见海外华人佛教的影响,而且,台湾佛教还致力于向东南亚、欧美、俄罗斯等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弘扬,硕果累累,令人赞叹不已。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佛教与日本佛教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联。二战后,台湾佛教界也有人陆续赴日本学习、访问,如圣严法师、印顺法师等都拿到了日本佛教大学的博士学位。今日的台湾佛教界,僧尼们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传道,已经是经常性的事业。台湾佛教的发展,由于台湾僧尼的脚踏实地、苦干打拼和远大理想,早已经超出了台湾本岛,在世界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影响,台湾佛教的前景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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