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锠:他“掌舵”4000万字敦煌遗书总目录

　　方广锠是扬州老乡。

　　“很遗憾，我不会说扬州话。”方广锠道起歉来。

　　其实，这不是他的“错”。“我老家离隋炀帝陵没几步路。可是，我在扬州呆的时间，累计起来还不到半年。”

　　方广锠生在上海，小的时候就随家人支边到了新疆。新疆这块土地成了他成长的沃土。恢复高考后，他考到北京当研究生。后来，就在北京工作。

　　“扬州是越来越好了！”

　　1968年，方广锠在扬州住过三四个月。一段动荡的岁月，那时的瘦西湖也是灰蒙蒙的。现在，扬州崛起，这里的亲戚友人让他对这座城市更加亲切。

　　提起鉴真文化，方广锠认为，核心是鉴真精神。“鉴真九死一生，坚持不懈。为了一个目标，普度众生，锲而不舍，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弘扬的。”

　　他差点流出泪来

　　方广锠说，自己步入佛学研究领域，是在“文革”时代背景下作出的一个决定。“那时，有人把中国哲学史上所有的哲学家都以儒家、法家非常简单化的方式来分类。我看书看得杂，觉得这有些不大对。有些问题离了佛教讲不清楚。我先是研究印度佛教，后来考博士之后，研究佛教文献学。”当然，研究佛教，是避不开敦煌的，这又让他走进了璀璨的敦煌世界。

　　方广锠到敦煌先后去过三四次。对于这块文化圣地，“不去太可惜！”哪怕去一次也是心满意足了。“个人观感不同，这种感觉就像吃螃蟹，自己一吃就知道了！”

　　方广锠主要从事敦煌遗书的研究，他对藏经洞印象最深。藏经洞的传奇故事对很多人都不陌生。他每次去，都会到里面去看一看。“敦煌遗书是从那里出来的。”

　　在从全球视野俯瞰汉文佛教的发展时，他很是激动，一度哽咽，眼里涌出了泪花。在喝了口茶之后，才稍微舒缓了一下情绪。“如果全世界都兴起了，你落后了……当然，这也有赖于中华文化的兴起。”

　　他曾经很生气

　　上世纪研究敦煌学最缺乏的是人才，更缺乏一个学术的环境，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

　　“起先是打仗，然后又是动乱。”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是世界上最多的。可是这些材料，却被束之高阁。方广锠说，1985年，一个日本学者来中国讲学，竟然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我们很生气，也没办法，坦率地讲，人家的水平确实比我们高。现在他们不敢说这话了，而且否认说过这话。”方广锠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敦煌学的研究瓶颈在于缺少一个总目录。“目录是一个导航，由于没有目录，敦煌这一批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到底有多少，到底在哪里？直到现在家底还不清。”方广锠说，敦煌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倾向——“找宝”。“你到里面漫无目的地去‘淘金’，淘了半天，可能什么都没有。”

　　他倾几十年心血

　　方广锠正倾其几十年的心血，编纂敦煌遗书总目录。“北京图书馆的总目录，今年可完成。把所有的遗书出了一本图录，现在已经出了117本，明年出版完，大概是150到160本。英国的工作，今年去了半年，基础工作做完了，争取明年编出来。和大英图书馆合作，在中国把英国的敦煌遗书图录全部出版，大概在100册到120册左右。法国的、俄国的草录都已编完了。除了北京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英国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此外再编一个敦煌遗书总目录，北图1500万字，英国的那部分一千二三百万字。全世界的总目录压缩在1000万字。一起加起来三四千万字。”

　　方广锠说，这项浩瀚的文化工程是很多人携手完成的。“这次去英国，去了7个人，半年，光差旅费就花了四十万。花钱心疼，但是这项工作还是要去做！”

　　记者 桂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