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剧本焉耆文写成 展现佛教东传

《多彩新疆——古道遗珍展》2月3日起在广州博物馆专题陈列厅开幕。分别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经济生活等诸方面对新疆地区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展现出一个多彩、多元的古代新疆。

本次展览共展出的90多件展品中，包括充满田园气息的“田园葡萄纹彩陶罐”、体现草原游牧民族雄健粗豪的“狮形金牌饰”、展现了古代新疆地区审美观的“　仕女图”还有反映西域各地区经济关系的古钱币等珍贵文物，同时，本次展览也为观众全面了解“丝绸之路”背景下的新疆地区提供了更为宽阔的视角。

展览中一批特别的展品，是古代新疆居民使用当时的文字写作的文件资料。虽然其中多种文字今天已经不再使用，成为专家口中的“死文字”，但其传递而出的历史信息却极为丰富，记录了一个鲜活生动的往日新疆。

中国最早剧本　

展现佛教东传路线

展览中展出的一件1975年焉耆县锡克沁佛寺遗址出土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是唐代的遗物，共发现44页，皆两面书写焉耆语，此为其中一页。出土时重叠在一起，左端遭火焚烧而残损，此剧本是焉耆佛教大师圣月（Aryacandra）由印度语梵文改编成焉耆语的一部大型分幕剧作，据目前所知，是我国最早的剧本。

焉耆语用婆罗米字母拼写。剧本讲述年已120岁的婆罗门波婆离（Bodhar）梦中受天神启示，想去拜谒释迦牟尼如来佛。但因年迈不能亲身前往，故派其弟子弥勒等十六人代表他拜谒致敬。而弥勒亦恰好在梦中受到天神的同样启示，便欣然应允。波婆离告诉弥勒等，如来身上有三十二大人相，只要看到这些相，那就是如来，就可提出疑难问题考验他。弥勒果然在佛身上看到了三十二相。汉译《贤愚经》卷二十《波婆离品》讲的就是这个故事。专家介绍，这件文物可以代表早期印度佛教传入西域再东传中原的一种模式——通过语言文字转译，再经过戏剧的演绎。

在语言文字展品中，有一块“佉卢文木牍”，这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信封——文字写在木牍上，用绳子封起来。由于西域天气干燥，木牍保持完好，文字依稀可见。但目前这封信上的内容尚未破译。

汉语——古时也是流行语

论语——唐时便是必修课

除了“死文字”之外，展览中的汉文资料同样具有极高价值，如1967年吐鲁番阿斯塔那93号墓出土的《严苟仁租葡萄园契》为唐代遗物。内容为严苟仁租赁麴善通的二亩葡萄园之事。专家评价该文书内容较全面地反映了唐代高昌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契约制度不断完备的情况，对于研究当地社会经济史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作为当时的“经济合同”，很人性化，随着收成的增多增收租金。

据介绍，汉文为新疆发现古文字中时期最早者之一，其分布区域最广，类别最多，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研究价值极高。其中一件汉文献从吐鲁番阿斯塔那27号墓出土的“开元四年《论语》郑氏注”的文物有着非凡的意义。这件由高昌县学生贾忠礼的《论语》手抄本的其中一页，从书体上看，此页为正书小楷，结构合理，笔法稳健，端庄秀丽，可见当时在高昌地区的汉字书法艺术水平已经比较高。此手抄本中还有《论语》的其他文章，如卷二的《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等篇的残卷。

在阿斯塔那唐墓中，先后出土过多件《论语》手抄本，其中一件是景龙四年的12岁私塾学生卜天寿的抄本，贾忠礼的抄件则属于官办学生的抄本。由此可见，在唐代，《论语》已成为了西域地区官、私塾学生的必修课，也体现了唐朝中央政府与西域地区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

语言文字是

古丝绸之路珍贵遗存

历史上新疆地区流行过多种文字，大致分为三大系统，即汉文字、阿拉美文字和婆罗米文字系统。经过多年发展，许多文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半死文字或死文字，目前只能通过古代文书、题字、钱币等文物遗存，了解和破译这些文字。

记者了解到，佉卢文古时曾盛行于印度的西北部，在古代新疆曾为古于阗国、古鄯善国所使用，但现在已无人认识，成为死文字；公元五六世纪时，在古于阗国还曾使用过古于阗文，记录的是和田塞语，但现也已成为死文字；又在今库车一带，即古龟兹国境内，也发现了一批古龟兹文书写的文书、题字，当年发现时曾认为是吐火罗文，曾被称作“乙种吐火罗文”，后在今焉耆－吐鲁番地区也发现了一批古焉耆－吐鲁番文书写的书籍，被称作“甲种吐火罗文”，后来学者们研究后认为这两种文字与吐火罗文没有关系，故改称古龟兹文和古焉耆－吐鲁番文，但这两种文字至今无人认识，成为死文字。除此之外，在新疆发现的古代民族文字材料还有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吐蕃文等，这些文字由于年代久远，当年曾为历代统治者所使用，但至今只有少数学者认识，已无人使用。　

新疆地处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的要道。在这条道路上，流通的不仅有货物、金钱，更有语言、文字、科学发明、审美品位和生活情趣——例如今天人见人爱的“哈巴狗”就是高昌王麴文泰进贡给唐王朝的贡品，在当时成为杨贵妃的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