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天下禅

一僧一俗，正下五台。禅宗常从“物我归一"中体悟禅的真义，唐以后，禅宗寺庙大多依山傍势，选址于幽静山林。

湖北黄梅，冯茂山中五祖寺。庭前落英缤纷，超脱俗尘，正适合参禅打坐。

　　少林达摩洞。初祖达摩自印度东来，面壁九年，开创中国禅宗一脉，经过二祖慧可、三祖僧磔、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的大力弘法，在中国几达率土之滨，莫不有寺；历代大德生前身后，皆为后来表率。

　　四祖道信在黄梅双峰山示寂后，五祖弘忍遂于附近的冯茂山开辟新道场禅定寺，并在此传衣与六祖慧能。此道场风物绝佳， 高僧辈出，号“天下祖庭”，极盛时，僧人殿阁数以千计，香客数以万计。

　　这是继《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之后，比尔·波特讲述他于2006年初开始又一次心灵之旅的最新作品。这一次，他寻访了禅宗早期的高僧在中国各地留下的印迹。本文所涉是位于湖北省黄梅县、由禅宗四祖和五祖建立的道场及其周边地区。 ——编者

　　黄梅是那种不再有中心可言的城市，一个外来者根本无法找到它的市中心。它在五个方向上同时发展。就算是本地人，也常常搞不清楚哪条路通向哪儿。我换了几辆三轮，终于找到了搭乘“摩的”的地方。去四祖寺的路程只有10公里，转眼即到。

　　四个男人站在路边，旁边停着他们的摩的。带人上山是他们的生计。我问其中的一个，到庙里去要多少钱。他看了看他的同伙，然后说15块。我还价：4块。他最终同意降价到8块，但这仍然是去年价格的两倍，而我并不着急。时不时地，我会拒绝接受这样的待遇：仅仅因为我是外国人，就得付出双倍代价。我站在原地琢磨了一会儿自己为什么要跟50美分较劲，就在这时，一辆卡车从公路上拐了过来，停在路边一家干货店门口装货。我走过去和司机搭讪。他拉了一车农产品和罐头正要去庙里。他说：上车。

　　15分钟之后，司机把我放在了四祖寺的山门外。跟弥勒佛和四大天王打过招呼，我爬上了通往寺院客堂的台阶。知客已经在等我。跟着他，来到寺院最后面的寮房，一名负责接待的女居士交给我两只装满热水的暖瓶，把我安排在一个三人间里。我选了中间的那张床。午睡之后，在洒满阳光的浴室里，我享用了下午咖啡和背包里最后一块南瓜饼。凭窗远眺，外面是双峰山松竹掩映的青翠山坡。

　　一块南瓜饼显然不够。我走出山门，下了台阶，走过庙前的古代廊桥，到兜售香火和零食的小商店里去找南瓜饼。不幸的是，小摊贩没能满足我的食欲，我只好把注意力转向别的东西，买下了一本旧版的四祖寺简介。晚饭时间还早，坐在廊桥下的长凳上，我翻开小册子读了几页。

　　廊桥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建于1350年。它横跨于一条瀑布之上，瀑布催动着一架水车。过去，僧人在此用水车为他们收获的稻谷脱壳，但如今一切已成陈迹。寺庙失去了作为庙产的农田，也因而失去了赖以支持数百名僧侣生计的手段。劳作——这正是禅得以生存的根本。

　　从没有人解释过，禅为何曾经如此繁荣，以至于成了中国佛教的同义词。多数人相信这是历史或者意识形态力量作用的结果。但这么多年以来，在我踏访了中国几乎所有与禅之滥觞相关的古迹之后，我的结论是，地理因素对禅的崛起贡献最大，超过其他所有因素。

　　最具决定性的地理因素，就在此刻我坐的长凳对面。禅的意义，直到它的实践者开始在田间劳作方始显现。他们耕种的山间谷地，地势平缓而水源充足，且有群山环抱。在长江流域，这样的山谷到处都是，与干旱贫瘠的北方恰成对照。

　　除了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以及禅宗大师慧眼独具的开拓意识，长江流域还远离苛政和暴君，远离游牧民族的侵扰。这里是流放之地，那些不听话的诗人和忠臣们经常被皇帝驱赶到这一带。所有这些因素都对禅宗的勃兴有所帮助。但根本的驱动来自禅宗四祖道信所开创的道路：以自给自足的集体劳作作为禅修之道。

　　当人们说到禅，通常会想到那些外在的特征：不知所云的谈话，出人意表的行为，或者极简的艺术形式。但这只是从表面看禅。如果深入其中，从心灵中去看，禅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在集体的互助中，远比个人独自实践更为可行。独处是重要的，尤其是当你在集体中修行之时，但禅的真正力量正来源于那种集体互助式的精神修炼方法。禅宗在中国佛教的诸多宗派中脱颖而出，无论信徒人数还是影响力都一时无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宗派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而禅宗由生活驱动。它的信条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如今，中国的禅宗寺院正在慢慢地重新回到这条最初令它们得以存在的道路上去。但并不是所有的禅寺都有能力这样做——即便是四祖寺这样的大丛林，也还没有收回它曾赖以生存的全部土地。

　　想到禅与食物的关系，我意识到该回庙里去了。当然，我并没有为盘中餐付出劳动，但是在寺院里作客也是有条件的。我从来路返回，在大殿外遇到了四祖寺的监院明基。他向我招招手，示意我随他去见方丈。1989年，我曾向净慧方丈打听中国隐士的踪迹，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法友。

　　净慧还是一名年轻的比丘时，就做了虚云老和尚的侍者。从那时起，佛教在中国逐渐恢复其影响力，而净慧也卷入到佛教政治中去。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通常被认为是一股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政府喜欢佛教徒。他们平和，劝人向善，而寺院基本上是今日中国仅存的互助组织。

　　除了住持过据我所知至少四座寺庙，净慧还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他通常不会远离北京，而现在，我惊讶地看到他出现在四祖寺的客堂里，和两名女居士说着话。他看到我时没有起身，也令我有些惊讶——以往相见时，他常常立刻跳起来抓住我的手不放。方丈与访客的谈话结束之后，我走过去在他身旁的椅子里坐下。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我说。净慧告诉我，一个星期之后，他将在寺里主持一场水陆法会，眼下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他要亲自过问。

　　水陆法会是所有佛教仪式之母，1500年前由梁武帝开创。武帝是个在积累福报方面善于创新的人，他请高僧宝志编排出一套高明的法事，好让法界之内一切众生都能感受到解脱的力量。水陆法会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水”和“陆”暗示着法事的效力无远弗届。水陆法会不是一场、而是一系列法事，它需要一百名僧侣和数百甚至上千名居士共同参与，在七个坛场齐声诵念佛经如《法华经》、《楞严经》、《无量寿经》和《华严经》等。水陆法会连开七天，每天从凌晨持续到深夜。如此法会必定耗费惊人，因此少有寺院会轻易尝试。法会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其实也是唯一的部分，是在法会即将结束，纸人纸马被付之一炬，浩浩荡荡开赴冥界拯救众生的那个时刻。

　　撰文·摄影：比尔·波特BillPorter

　　翻译：叶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