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鲁迅的佛缘

一代文豪鲁迅并非佛教徒，但他与佛教却有着一段极不平常的渊源，他的人格力量与创作成就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和佛教文化的滋养。

鲁迅生于1881年，是家中的长子，他幼时身材矮小，体弱多病。父母怕养不大他，在他不到一岁时，便按照绍兴民间的习俗，把他抱到他家附近的长庆寺，寄名于该寺住持龙祖法师。龙祖法师为他取法名“长庚”，并赠送银八卦一个，上面镌刻“三宝弟子法号长庚”字样。从此，鲁迅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进了寿镜吾先生的三味书屋之后，他还常常在课余出入长庆寺，看望龙祖法师。事隔几十年之后，鲁迅撰写了对这段生活的回忆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此文后来被收入散文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中。他在文中回忆了自己早年的生平，叙述了在寺院的逸事。鲁迅称他的师父留有两塔下垂的小胡子，人很温和。怀想“半个世纪以前最初的先生”，鲁迅感到“我们的交情依然存在”。这段寺院生活，使鲁迅从小就对佛教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

除了小时候的那段寺院生活经历之外，家乡迎神赛会之类与佛教有关的风俗习惯对鲁迅也有一定的影响。他在《五猖会》、《无常》、《女吊》等回忆文章中，多次津津乐道地介绍家乡迎神赛会的热闹场景以及赛会上经常演的“鬼戏”，如《目连救母》。

鲁迅嗜书如命，一生读书无数。辛亥革命后，他对佛教典籍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这段时间里，他集中阅读了《瑜咖师地论》、《高僧传》等佛教典籍。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民国三年（1914年）以后，鲁迅开始读佛经，拼命学习，不和别人接近。”又说：“鲁迅开始看佛书，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为购买佛教方面的书籍，鲁迅花去了大部分薪水。据其1914年的日记记载，他在这一年所购的书中有一半以上是佛书，计有近百种。他还与许寿裳约定“我们两人买经不必重复”。

在庆贺母亲寿诞时，鲁迅施资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为了广收佛教典籍，对于一些难于搜求却讹误较多的佛教典籍，鲁迅就亲手抄录和校勘。他不仅认真校订了《百喻经》，还写下眉批70余处。此外，从1916年3月3日到16日，他用了13个夜晚挑灯抄写了一万余言的《法显传》。他认为，东晋高僧法显为求取真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渡流沙、越葱岭、泛沧海，历尽千辛万苦，这种舍身求法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因此，1936年，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高度评价了法显的献身精神，称他是具有自信力的真正的“中国的脊梁”。

鲁迅对释迦牟尼普度众生的思想和做法颇为赞赏，他曾说过：“释迦牟尼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哲人，我平时抱有的对人生难解的许多问题，令人吃惊的是，他早就大部分启示清楚了，的确是伟大的哲人！”他还不止一次地以颂扬的口吻称赞释迦牟尼“舍身饲虎”的精神，他“自己掮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的殉道精神，与释迦牟尼牺牲自我、普度众生的精神正是相通的。

鲁迅之所以对佛教有浓厚兴趣，也和他所处的时代氛围关系密切。他研究佛经时，正值辛亥革命失败后新军阀袁世凯的统治时期。鲁迅当时的心情是异常苦闷的，研究佛经可谓是一种排解。不幸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坎坷遭际也使他想借佛经以“代醇酒妇人”。此外，鲁迅研究佛经，也想从人类思想发展的史料中探索中国实际的出路，诚如许寿裳所言：“他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藉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鲁迅对于生死的豁达大度，必须与佛教思想联系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可以说，鲁迅倾注精力于佛教，他所寻找的不仅仅是关于人生哲理的启悟以及情绪的共鸣，而是想从佛教中找寻到一种可资借鉴的道德内容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武器。作为思想家，鲁迅在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民族心理中存留的劣根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力图通过运用佛教净化人的道德的方法、方式来完成改造国民性的任务。佛教之于鲁迅，不仅是他反省中国文化的窗口，也是由此研讨中国文化、从中找寻再造中国文化的思想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