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为什么与众不同？

梁漱溟(资料图片)

梁漱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观点、作为、举止，甚至照片，都能给人以“特立独行”的印象。他在自我评价时，也把“不肯苟同于人”视为自己历来的两点长处之一。那么，他在哪些方面与众不同？他又为什么与众不同呢？　

1934年，梁漱溟写过一篇题为《三种人生态度》的文章，当中的第一种，他称之为“逐求”，并解释说：“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纵观梁漱溟的一生，上列“逐求”的东西，他都看得很淡，甚至视而不见。他在回答艾恺的问题时说：“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都不要喝茶；白开水好。我吃饮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在一个《自我检讨提纲》上，也写过这样的话：“志不在温饱，”“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许多事例表明，梁漱溟达到了这个境界。　

梁培宽曾这样评价父亲：“一辈子的态度都是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是他的原则。”梁培宽拿自己为例回忆说，母亲在世时，家事都由母亲操办，1935年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他们兄弟两人交给学校或亲戚家照管生活。而父亲对自己和弟弟的教育，一向采取放任的态度，“从小学到中学，父亲从不过问我的考试成绩，从没有向我要过成绩单。考大学这样的大事他也不管不问。我上初一的时候，考试成绩一般都是中等，父亲也没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学校突然通知我补考地理，那时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单寄来时，父亲刚好在旁边，我就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个字都没有说就还给我了，没有不满的表示或任何批评。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不及格之后应该怎么办，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说。”在梁培宽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唯一一次看到自己的成绩。后来涉及到“子承父业”的问题时，梁漱溟明确表示，如你们有此意，也很好，但他本人并无此要求。他的意思是，只要你将国家和社会需要作为考虑自己前途的出发点，干大事小事，干这种事那种事，全由自己决定。像梁漱溟这样以如此态度对待子女的成长，在今天，恐怕是没人能做到了，即使是在当时，在当时的名家当中，也没几个人能做到。不仅是子女的成长，世俗所看重的许多“模式”，在梁漱溟看来，都不是不可以破的。例如过年，在梁漱溟的生活中就几乎不存在。1930年在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时，他给亲戚写信说，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没有心思回北京过年了。那时兵匪不分，这个年，他是和衣而睡，在分不清鞭炮声和枪声中一个人度过的。1935年春节，他在上海访问军事家蒋百里。1936年春节是在梧州到南宁的途中过的。1938年初梁漱溟去延安，归途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大年三十晚上，他一个人住进河南旅馆，就这样把年过了。1939年春节，他正在前往敌后巡视的途中，2月18日的日记记道：“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40年春节，梁漱溟觉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便利用寒假带两个孩子去重庆北碚，除夕是在附近的缙云寺里过的。解放后，生活稳定，不再东奔西跑，过年时他也和平时一样，一般都是在写作，从没把它当做什么特别的日子。　

很多名人在本业之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爱好。上世纪30年代，留美女学者俞庆棠曾问梁漱溟有什么爱好，梁答：我的爱好是思考问题。俞听后说，这太可怕了！思考问题本是一种工作，怎么能够当做爱好呢？梁漱溟的一个学生有一次和梁漱溟夫妇同坐一趟火车，见梁夫妇间一路无话，就对梁漱溟说，旅途中应该聊聊天，怎么你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梁漱溟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在闲着，你看我闲的时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爱好”，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一度脑子总停不下来，以致严重失眠，身体不能支持，向蔡元培校长提出过辞呈。他曾说，自己的头脑“好像一条长的绳索，发挥放射出去，就收不回来”。他也曾在一个记事本上写过这样两句话：“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梁漱溟信佛，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佛学家。但他从不烧香拜佛，家里也从不供奉佛，入庙也只是参观式地看看。梁漱溟的信佛，和芸芸众生从利害出发许愿还愿那一套是两回事。宗教信仰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分，后者满足于偶像崇拜，心态上并没有脱俗；前者则是从佛理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梁漱溟正是出于对佛教教义、教理的理解和推崇而走进佛学的。但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他并不去追求。例如他的食素，和僧人的吃斋是不一样的，类似牛奶、鸡蛋这些能提供人体必须摄取的营养的食品，他并不一概拒绝。梁漱溟被称为新儒学的奠基人，但他从不以这个称号自居，就是对孔子的学说，自己也只是在其殿堂之外往里看，看到了一些，还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只是比有些人多一点罢了。他的这种学术境界，在当年和今天，都是十分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