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与巴菲特的秘密：改写慈善游戏规则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资料图）

地球上最富有的两个人联手一次又一次地改写慈善的游戏规则。

地球上最富有的两个人——比尔盖茨与巴菲特——正在举行秘密会议，有什么消息能比这更让人激动？他们在哪里碰头？有没有其他人在场？都谈了些什么？是上大船的船票，还是悄悄买入苹果公司的股票？

根据最早爆出这一消息的网站IrishCentral.com的报道，2009年5月5日星期二的下午3点，由巴菲特和盖茨组织的秘密会议在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室里召开，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掌门人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 ）、脱口秀女王奥普拉（Oprah Winfrey ）和投资大亨索罗斯（George Soros）等全美最为富有的人悉数出席。消息传出后，媒体当然不依不饶，想尽办法打探内幕，但仅仅得到了一个很模糊的答案：“他们讨论了一些关于慈善的想法”。

时隔一年，答案终于揭晓。比尔盖茨与巴菲特联名发出倡议，号召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公开承诺在有生之年或死后将半数以上的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这也叫做“日落条款”，即规定捐赠人应设定一个最后期限，届时他们或者其继承人必须将资产直接支付给慈善机构。而在过去的一年里，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就是在为此而奔走，通过各种“秘密会议”在私下与其他有钱人们会面，目前已经有4个富豪接受了“日落条款”，根据美国《财富》杂志的估算，如果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取得成功，那么将募得近6000亿美元，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募款活动，这将大大改变美国的慈善事业，成为一股强劲的慈善风暴，席卷全球。

“日落条款”与传统的捐款有什么区别？在美国，富人们经常会设立基金会，由基金会来管理富人捐赠出来的资产，并将资金分配给需要的机构，但是慈善基金会通常希望永续经营，为保住其税收地位，每年支付联邦法律规定的5%，通常已经脱离了捐赠人的初衷。而“日落条款”则要求时间一到，富人或其继承人必须将资产直接支付给慈善机构，而不是通过基金会的形式，这才是真正改变慈善的游戏规则的要求，而非很多人所关注的“半数以上”。托管巴菲特巨额资产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则表示将在盖茨夫妇逝世50年之后散尽资财进行清算，巴菲特捐赠的财富则在其资产清偿后十年内分发出去。而在有生之年捐赠半数财富的新期限更极大加速了这一趋势。

忘年之交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两人年纪相差25岁，一个靠实业致富，一个以投资起家，互不相干，两人之间甚至还有很深的偏见：盖茨认为巴菲特固执、小气，靠投资发财，不懂时代先进技术；巴菲特则认为盖茨不过是运气好，靠时髦的东西赚了钱而已。但是，后来他们却成了商场上不多见的莫逆之交，巴菲特多次公开说，此生最了解他的人就是盖茨，而盖茨尊称巴菲特为自己人生的老师。巴菲特承诺将自己的大半身家都捐赠给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而盖茨也加入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会。

这种转变起源于他们在1991年春天的第一次很重要的交往。巴菲特的传记描写了这次会面。那天，盖茨收到了一张邀请他参加华尔街CEO聚会的请帖，主讲人就是巴菲特，他不屑一顾，随手丢到一旁。盖茨的母亲微笑着劝儿子：“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去听听，他或许恰好可以弥补你身上的缺点。”母亲的话让盖茨清醒了许多，决定认识一下这位大他25岁的前辈。离会议开始还有一段时间，巴菲特和盖茨有意坐到了一起，一个讲述，一个倾听，彼此聊到自己的童年和对世界经济的看法。两人惊奇地发现，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点，都是白手起家，热衷冒险，不怕犯错误……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一个多小时，意犹未尽的巴菲特被催促着来到演讲台上，他的开场白竟然是：“在开始讲话之前，我想说的是，今天我第一次和比尔。盖茨交谈，他是一个比我聪明的人……”

随着交往的深入，盖茨逐渐认识到巴菲特是个不可多得的“真人”：他并非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而对金钱有着超凡脱俗的深刻见解，他说“财富应该用一种良好的方式反馈给社会，而不是留给子女……”；他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每当爱人危难的时候，就守候在她的身边，为记录三个孩子成长的经历，他坚持写了30本日记；他不但支持妻子从事慈善事业，而且身体力行，计划在自己离世后，将全部遗产留给妻子，由她把这些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他助人为乐，对待朋友非常真诚、信任，他的人格魅力常常打动每一个与之交往的人，就是在他的影响下，一心忙于工作、对婚姻持怀疑态度的盖茨终于学会了热爱家庭……

同样，在巴菲特眼里，盖茨也是个年轻有为的“真人”。2006年6月15日，盖茨宣布将逐步退出微软，专心从事慈善基金会的事业。紧随其后，6月25日，巴菲特因为妻子过早去世，决定将把370亿美元的财产捐给盖茨的慈善基金会，他动情地说：“我之所以选择比尔和梅琳达（盖茨的妻子）慈善基金会，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健全的慈善组织，另外就是我十分信任盖茨和梅琳达，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改变慈善的游戏规则“日落条款”不是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第一次改变慈善的游戏规则。就在巴菲特宣布了有史以来最为慷慨的慈善捐赠，并把其中绝大部分捐赠给比尔？？盖茨设立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后，英国《经济学人》半开玩笑说，如果你是世界上第二富有的人，照看你的财富的最佳人选无疑是那个惟一比你更善于挣钱的人。当然，严肃地说，他们应得到赞誉，不仅仅因为他们天文数字似的捐助金额，更因为他们开创了一条慈善新路。

在巴菲特的妻子苏珊突然因病去世之前，他的计划是以巴菲特基金会为自己的捐赠平台，但善于投资的巴菲特显然认为，把几百亿美元交给这家基金会，由它来把财富分配给社会，并非最佳选择。一是要把巴菲特基金会扩充到上百倍，机构的扩张过程会相当困难；二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来管理它。对比而言，盖茨基金会则能更好地照料这笔财富、并把它分配出去。盖茨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在它设立的14年间它已花出去将近百亿美元，主要用于健康和教育。梅琳达。盖茨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且如果不出现意外，盖茨夫妇将比巴菲特同时代的人能有更长的人生时间用于慈善事业，他们的精明头脑更不用多强调。巴菲特对他们赞誉有加，也正因为如此，巴菲特选择了一条与大多数超级富豪不同的慈善道路，他不是设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试图留名后世，而是把财富交给合适的人去处理。

巴菲特当时就劝告世界上的超级富豪说，你们投资时把钱交给更擅长管理的人，要把这种想法扩展到慈善捐赠，不要在你死后建立一个由年老的生意伙伴或者雇员管理的基金会。在百年之后，当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再度在天堂相遇，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应该会是坐下来仔细研究盖茨基金会的“慈善报告书”吧。

在与旧世界决裂的蜕变中，人们不得不用崇尚冒险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荣光，辅以在执着坚守宗教信仰下强悍的心灵，开拓这个蛮荒的新大陆（000997）。

正是在这一塑造北美民族性格的历史进程中，也演化出了美国所特有的慈善传统。

当我们赞叹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号召全美亿万富豪捐献出一半财产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去的时候，或许有一点被许多人忽略了：美国的富豪其实并不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富豪们维持着更高的道德标准。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

美国著名经济时评人理查德。兰伯特曾在英国《泰晤士报》上这么概括美国富豪的慈善动机：“在美国，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聚敛财富，你可以拥有令人咋舌的庞大财产，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所回馈，同时也要有人注意到你这么做，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人物。”美国人并不景仰富人，但景仰对社会有所回馈的富人。这种新世界（600628）的财富价值观，正是一个个“为富仁慈”鲜活案例所根植于其中的土壤。

根据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的调查统计数据，2005年美国高收入家庭（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财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比例高达98%.事实上，过去40年来，美国人的年均慈善捐款占到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这与国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不仅认为个人财富应主要用于荫泽子孙，而且对做善事的人常抱有一种怀疑态度：那不是为了名便是为了利吧。不过，如果有困难的人得到了帮助，动机纯不纯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纵观整个西方世界，美国人对慈善的热衷也并不是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即使在其殖民地时期的宗主国英国，保住家族财产也比那些自己创业的人更能够获得别人的尊敬。英国人至今依然习惯于像尊敬女王那样景仰继承了世袭财富的贵族，而对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们却不以为然。英国一个保守党议员曾轻蔑地议论前航空航天和航运国务大臣迈克尔。赫瑟坦，“连家具都得自己买”。

那么，是什么塑造了美国式慈善的社会契约？

镀金的慈善1620年11月21日，当102名受宗教迫害的分离派清教徒、工匠、渔夫、贫农和契约奴们搭乘一条名为“五月花号”的渔船，在经历了65天与风暴、饥饿、疾病和绝望的抗争后终于抵达后来被命名为马萨诸塞州的海岸线后，这些在旧世界的游戏规则中找不到自我定位的破产者和流浪者们，在与旧世界决裂的蜕变中，不得不用崇尚冒险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荣光，辅以在执着坚守宗教信仰下强悍的心灵，开拓这个蛮荒的新大陆。而正是在这一塑造北美民族性格的历史进程中，也演化出了美国所特有慈善传统。

从很多教育、文化和公共机构的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美国慈善和捐赠文化的渊源。哈佛大学是以1639年捐赠了400本藏书和大约780英镑财产的约翰。哈佛牧师命名的；耶鲁大学是由1718年捐赠了500多英镑的物品和400多本书的伊莱休。耶鲁的名字命名的；而斯坦福大学的名字也源于利兰。斯坦福，他为这所学校捐赠了自己通过横跨大陆的铁路事业所获得的财产。

直到今天，对很多有钱、有权、有名的美国人来说，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资助文化艺术组织，仍然是他们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纽约大小报纸上经常有关于公益活动的图片报道，照片上的人都穿着隆重的晚礼服，一次活动动辄募集到几十万，几百万美元的善款。大博物馆里几乎每个厅都以重要捐助人的名字命名，而能进入这些大博物馆的理事会则是很高的社会荣誉。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理事会成员名单上，洛克菲勒、普利策、兰黛等家族成员的名字赫然在列。

还有的有钱人甚至把公益活动当成了竞赛。据《华尔街日报》2005年一篇头版文章报道，虚荣的资产管理经理阿尔伯托。维拉（Alberto Vilar）到处许诺捐款，说要给哥伦比亚大学1000万，给纽约大学2340万，给洛杉矶歌剧院1000万，可是最终真正兑现的捐款却只有几百万美元。在所管理的资产几乎全部灰飞烟灭的时候他还到处出席高尚公益活动，吹嘘自己的财富和慷慨。在被指控诈骗并受到拘捕后，他甚至拿不出400万美元的保释金。

因此，不少人也对当代美国社会这种捐钱得名的现象持有很大的争议，认为有些有钱人的动机不单纯是为了支持教育、文化或艺术，同时也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和避税。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给捐款者减税的国家之一，捐款减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便是捐了旧衣服都可以要求减税。政界人物参加竞选时，媒体常会查他们的报税表，根据减税数额判断他们是否热衷公益事业。从美国总统到地方议员都有因为税表上减税数额少而受到大众舆论讥讽的事例。但就算不是所有善举都出于纯粹利他主义的动机，那么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让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拿出几百亿美元呢？

“上帝选民”的情愫在不少人看来，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捐赠，得以维系自己内心“上帝选民”的情愫。教堂在很多西欧国家日渐消失的同时，在美国却是蒸蒸日上。一些超级教堂的信徒人数成千上万，财政来源也很充足。英文中“Tithing”这个词专指把年收入的10%捐给教堂的做法。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个传统是否属于《圣经》真传，但还是有一些人严格奉行。2006年，美国人给宗教组织的捐献仍达970亿美元，约占全部慈善捐献的三分之一。

而基督教新教的一种理念也对那些靠白手起家富豪们的财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也就是说，在法律上，财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

新教的这种教义在北美大陆上蜕变出的，是一种人类有史以来对金钱最为深刻与透彻的理解：金钱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总数有多少，财富的拥有者并非一定牢牢地占有财富。美国富豪们名下所聚攒着天文数字的财富，在不少美国人眼里仅仅具有象征性意义。从实际消费的程度上看，一般美国中产阶级分子所拥有的金钱，比《财富》杂志的封面人物少不了多少。在他们看来，只有能花掉并给自己带来享受和快乐的那一部分，才是属于自己的，那无法花掉的部分全是别人的。

19世纪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曾写过一篇《论财富》的文章，被后世称为“财富福音书”，它简明而直率地阐明与此相关的理念。卡内基认为，把多余财富作为遗产让亲属继承，虽是人之常情，却往往给接受人带来利少弊多的影响。“我给儿子留下了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了一个诅咒。”他认为，处置多余财富，让其真正有益于社会是一种本领；不分对象地大发善心是人类进步的障碍，而济世救人之举主要应考虑如何帮助那些能自助者。他不大主张把财富零零碎碎地分给老百姓，而是采取办企业的方式管理，其目的却是为了公众利益。卡内基本人也因此而创办了著名的卡内基基金会，向贫困人群、教育和文化事业提供资助。

在这样一个被马克思称为“既无时间概念，又无暇去清除旧世界意识的特殊的新世界”里，像卡内基这样崇尚通过白手起家、自我奋斗而获得惊人财富的人们，也因此具有了超越金钱本身的财富观。正如两句美国谚语所言：“Money talks（金钱拥有话语权）”、“Money is a good servant but a bad master（金钱是个好仆人，却是个坏主人）”——他们对金钱本身既推崇备至，却又不愿为其奴役，而心存提防。

义工的社会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所言，“凡是创办新的事业，在法国，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普通人自己会组织社团。”从一片荒原上建立起来的美国，即使在立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公民们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这种状况迫使人们不得不彼此互助互济，以社区为单位的互济活动因而也十分普遍。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奠定了美国人社区慈善文化的基石。

2007年岁末，加利福尼亚州的《慈善周刊》开展了首届“年度慈善人物”评选活动。当工作人员统计来自电子邮件的选票时，一个陌生的名字反复出现了：沃伦。皮尔斯。沃伦。皮尔斯是谁？他是做什么的？在比尔。盖茨、默多克、巴菲特等如雷贯耳名字的簇拥下，这个从来没有在富豪群、名流圈里出现过的名字着实很扎眼。发来邮件的人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和电话，也没有对沃伦。皮尔斯进行介绍，但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布里维尔镇。

于是工作人员决定，去这个小镇上看一看。原来，皮尔斯是一家鞋厂的退休工人，他和妻子从繁华的洛杉矶搬到布里维尔这个清静的小镇生活。虽然来到布里维尔镇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整个小镇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他这个热心的老头。他在家门口摆了个修鞋摊，义务为小镇的居民修鞋。如果你到皮尔斯那里修鞋，不仅不花钱，反而可以喝上一杯茶，坐下来和皮尔斯聊聊天；如果你无暇分身，不能按时去学校接孩子，不要着急，给皮尔斯打个电话，他会把你的孩子平安地接回来；如果你举家外出旅游，可以请皮尔斯照看你家里的宠物，等你回来的时候，你家的宠物和皮尔斯已经成为了好朋友。皮尔斯也因此被小镇的居民称为“布里维尔镇义工”。

后来，当《慈善周刊》把皮尔斯和比尔。盖茨并列为“年度慈善人物”候选人时，没有一位读者提出异议。比尔。盖茨本人也说，“我为同皮尔斯老人站到一起感到荣幸。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言，有许多事情我能做到而还没有做，而皮尔斯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事。”

是啊，就算是盖茨这样的大人物，也是在布里维尔镇这样的地方长大的。他们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做慈善时，或许只是把自己小时候的玩具捐给社区幼儿园，或为教堂的慈善筹款义务派发传单。这种社区的互助互济，已经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遍布全美国小学附近的马路人行横道线上，普通人做义工时，他们身穿醒目的交通安全标志背心，高举着一面印有“Stop”，另一面印有“Slow”的交通指示牌，悉心照顾着小学生们横穿马路。有统计资料表明，美国现在成年人口中有近一半人志愿捐献他们的业余时间，每年捐赠的总额达到200多亿小时，这相当于1000万人全职干上一年，而如果按平均工资每小时10美元计算的话，则价值约为2000亿美元。

“全民运动”

虽然很多普通收入的美国人都奉行着吃光、玩光、花光的“三光习俗”，寅吃卯粮、负债享乐的也大有人在。但就算在生活捉襟见肘之时，很多人依然保留了对名目繁多的募捐活动的慷慨解囊。全美有超过89%的普通家庭在为约100万个慈善机构提供各种形式的捐助，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民运动”。

而捐款的渠道也是多不胜数。几乎任何人都可以组建自己的非盈利组织，每个人对把钱捐给谁，怎么捐有很多选择和自由。非盈利的公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整天在耳边督促你慷慨解囊。临近圣诞节，连报纸杂志上都满篇是到哪里捐钱的建议。很多慈善机构也与之对应建立了很好的档案库和对外联络部门，保证你源源不断地收到他们的筹款信。甚至有时候到了你连不想捐钱、出力都难。

事实上，尽管富翁们的捐献可以创造很多惊人的纪录，但每年天文数字般的捐献中，多数还是来自普通民众。全美的所有慈善捐款中，来自公司企业和其他机构的仅占15%，85%是民众个人捐的，其中又有70%来自普通人。如果说富人捐献的动力是部分地来自税收政策的导向和压力的话，那么低收入者的捐献热情却是真正自觉行为，而且多数还有一个特点——匿名捐献。不管分属于哪个社会阶层，这种捐款本身都含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

而正是美国人根底里天真的理想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让他们愿意相信，即使是凭借普通人微弱的个人力量，也能够改变世界。但这种“个人主义”，并非“自私自利”，而是强调“个人优先于政府”。这一方面体现在对政府的本能的不信任感，怀疑政府的公共慈善机构中广泛存在低效率和官员中饱私囊的现象，因而更愿意捐献给私人慈善机构；二是出于个人责任感，把这种捐赠视作社区中的一员所应付出的互助互济的义务。

另一方面，私人慈善机构透明化的操作和媒体无处不在的舆论监督，也让人们十分信任接受捐款的慈善机构会把他们的钱真正用于他们所关注的事业上。而如今，美国人在捐赠时也更关注整个人类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卫生、教育等问题。捐赠的对象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帮助解决非洲艾滋病或贫困问题往往会成为人们的焦点议题——尽管这也常常会出现令人感到困惑的一幕，有些人可以对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慷慨解囊，却对家人非常吝啬。不过，只要他们觉得这一切无妨于内心的信仰，又有什么关系呢？无论如何，金钱和财富，其实都只是上帝托管于个人而已，并不永远属于自己或家人，最后也还是要如数归还于上帝。

慈善是社会财富分配的第三种有效途径，慈善是调节两极分化的利器。

缺乏正确的财富观和慈善体系，是中国富人无法变成慈善家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现实，在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财富分配之后，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基尼系数超过4%的警戒线，贫富悬殊和财富集中度上升，两极分化严重。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我们寄希望于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以及减少低收入人群的税收来实现更为平均的财富分配。不过，这将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斗。事实上，社会财富的分配还有第三种有效途径，那就是慈善，慈善是调节两极分化的利器。福耀玻璃（600660）创始人曹德旺就曾说：“捐款的真正目的还是希望借此建立一种慈善新模式，促进更多当代企业家参与慈善，并希望人人参与慈善，缓解贫富分化矛盾。”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认识，有钱人如是，穷人亦是如此。我们从《辞海》等典籍对慈善的解释就能看出端倪。《辞海》和《现代汉语大辞典》上没有“慈善家”这个词条，有一个词条叫“慈善事业”，意思是从同情、怜悯、宗教信仰出发，以金钱和物品相助或提供一些其他援助的社会事业；带有隆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好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在争议。

然而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慈善基金会”条目的释义是：“一种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由捐赠人提供财产、并由它自己的职员进行管理，以其收入服务于对社会有益的目的。”

为什么对于慈善，中外的认识如此大相径庭？这种状态与中国传统的财富观和慈善文化密不可分，实际上，正是中国人的财富观最终决定了我们的慈善观。

仇富的怨念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以及重农轻商的社会制度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社会更重“义”而非“利”，老百姓总是用“为富不仁”来约束那些富人，这也可以看做是中国的“罪富文化”。当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之后，以“修善功德”“因缘业报”为核心的慈善思想广泛流传。

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对财富的欲望强于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我们变得尊重甚至崇拜富人，无论他们是通过勤劳的双手还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财富，我们蔑视穷人，因为穷人简直就成了懒惰和无能的代名词，我们对贫穷充满恐惧和不解。

矛盾便产生了，整个社会在否定穷人肯定富人同时，却被仇富的怨念笼罩着。

“说中国人仇富的一般是指那些现行的富人阶层和他们的直接受益人！言下之意很明显，穷人不仅自己没本事，而且还红眼病见不得别人好！” 张朝阳就曾在一次福布斯论坛上激烈地抨击了当代人的财富观，“中国现在的富人多数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多少价值，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确实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家致富的，现阶段的中国这样的富人却只是少数！现在中国仇穷仇的有些变态，几乎没有正义和良知；同时崇富也崇得有些变态，只要能富干什么都在所不惜。用一句话形容：已经到了为了钱不惜出卖一切的地步了。”

2010年6月16日，巴菲特在财富杂志上发表的公开信上完整的表述了自己对财富的看法：“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使我的生活更加舒适和享乐，但许多物质上的享受却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生活享受。我喜欢拥有一架昂贵的私人飞机，但拥有几座豪华的住宅将会是一种负担。很多时候，巨大财富的拥有者最后成为财富的奴隶。我的家族就算把我的财富多用超过1%，也不会增添更多的快乐和幸福。相比之下，其余99%的财富却可对其他人的健康和福祉产生重大影响。”

于是，中国富人成为世界闻名的奢侈群体。他们拥有8.6万元一粒的橄榄、99999元一盒的月饼，几十万元一桌的年夜饭，7000元的玫瑰和38.6万元的花篮。现在，人均GDP排名世界100多位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财富曝光在审视的目光中。“如果从企业家来讲，在中国做企业他前面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企业家不一定哪一条阴沟里就翻了船，所以有时候，这个东西跟他企业发展毕竟没有太多的关联，他不想引起更多的事端。”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迟毓凯分析说，“内敛不张扬更符合传统中国人的审美，公众多是因为这种审美而要求做好事还不张扬。所以一旦被曝光，老百姓就觉得不舒服。”

绝大多数从事慈善事业的企业家都有这样的困惑，被称为中国“贫民百万富翁”的曹德旺就是其中之一。

他曾在2009年2月宣布捐赠其所持福耀集团70%股权给慈善基金会，后被证实为60%，这一几乎裸捐的行为瞬间引起了人们的猜疑。一向低调的曹德旺也被迫开门迎接一拨一拨闻风而来的记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就曾抱怨说：“不捐说你吝啬，捐了也不行，社会上对做好事的人要求太完美了，心也太急了。”2010年，曹氏父子捐款10亿元，其善款分配如下：玉树1亿，西南五省区市2亿，福州市图书馆4亿，福清市公益事业3亿。

王石也是其中的典型，其因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发表“慈善不应该成为负担”的言论而受到网友的围攻。

汶川地震三天后，万科集团捐赠了200万元，王石在其博客《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中表达了自己对捐款以及慈善事业的理解。他说：“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使慈善成为负担。”

公众开始围攻王石以及万科。万科的股价从5月15日至5月20日跌幅多达12%. 后来，王石及旗下万科不得不以更多的赈灾之举以求从舆论漩涡中脱身。其中包括支出1亿元以内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

当然，除了贫富对立的矛盾冲突之外，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慈善观念也是慈善事业面前最大的障碍之一。

缺失的慈善体系早在战国末年，《礼记。礼运篇》中就提出了要使世界“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这本应该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中国人慈善观念的雏形。但后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发展成为了君王将相的政治理想，也成为老百姓对明君的期待。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曾制止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救贫，“汝之民饿也，何不白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焉。”这句话明确表明，政府才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合法提供者，私人济贫的行为是在影射政府的无德，而这种官办慈善的传统也直接导致了今天中国民间慈善机构的缺失。

数据显示，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到2004年为止共为395个，而美国1998年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就达120万个之多。另外，美国目前各类慈善基金组织可以支配6700亿美元，资金规模占美国GDP的9%.美国的慈善捐款83%来自个人，4%来自公司企业，13%来自政府。而我国的慈善捐款只有20%来自个人，80%来自公司企业。美国2006年慈善捐款达2950亿美元，占其GDP总值的2.2%，而我国同期慈善捐款占GDP总值仅为万分之五。

“官办慈善的弱点有很多，比如说筹款能力有限、社会效益很难最大化等等，但其中最坏的就是容易滋生腐败和权钱交易，这直接导致企业家、普通民众甚至是整个社会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感慨说，“目前，中国可以公开募捐的三个系统，民政部、基金会系统和红十字会系统，这三个会拿走了民间捐款的90%，最后用的大部分都到政府那里用，但政府机构缺乏透明度。”

另外，现行慈善体制上也存在种种限制。目前，只有捐钱给国家主办的少数几个慈善机构才能享受比例只有3%的税款减免，这极大地限制了富豪们对慈善事业的投入。而在美国，当善款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可以减免10%的税款。

“对官方机构的不信任以及慈善体制的不明确，直接导致了企业家在捐款时很难做到专业化运作。”徐永光说，“最新的例证就是由唐骏操持的新华都（002264）公益基金，新闻发布会上根本没有战略规划，只说捐赠，而且还违规了，请了一批县长来领建希望小学的捐款，而希望小学是青基会的注册商标。”

也许，这也许就能解释陈光标为什么喜欢亲手“撒钱”，而不是捐赠给慈善机构。汶川地震时，陈光标随身带了200万元的现金支票，到成都后提出25万元，一路向灾民发放，100元、200元。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将钱用在了刀刃上，之后陈光标的慈善行为也多是采取面对面的直接捐赠。“这种慈善行为我们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捐赠很难将社会效益最大化，比如说现代的慈善理念是要授人以渔，也就是要帮助穷人获得生产致富的本领。”徐永光曾多次见过陈光标，也多次提出应该选择更好的方法来做慈善，但是陈光标似乎更喜欢撒钱的方式。实际上，这与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和理念也有关系。与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传统的慈善救助养济为主，是一种消极的救助，只救人的身体，不涉及人的灵魂。

成功企业家的最终归宿必然是慈善家，这是由人的心理决定的。心理学研究表明，赚钱与幸福的规律是抛物线，开始是赚得越多越开心，但到达一个程度之后，通过赚钱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这个时候，为别人花钱反倒可以让人得到幸福，这个时候，富人就变成了慈善家。现在我们欠缺的就是正确的财富观和良好而有效的慈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