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舒乙寻找京城藏字石碑

尽管舒乙创作《见证亲密——寻访北京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只用了两天时间，然而，准备它，酿造它，却由来已久，准确地说长达8年之久。该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继而《北京日报》等众多媒体均以长达两块版面的篇幅争相转载，电视台也纷纷邀请他前往演播厅讲解现存于北京的藏字石碑和藏式建筑的历史。

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舒乙和往常一样来到北京的雍和宫。雍和宫是喇嘛庙，是藏传佛教的盛地之一，对舒乙来说，此次前来是要看雍和宫的历史、政治影响，尤其是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的作用。说到雍和宫的历史，对雍和宫颇有研究的他如数家珍：“雍和宫的特殊之处和它的历史背景有极大的关系，它的前身是王府，是雍正当皇子时的府邸，一开始叫贝勒府，后来升为王府，雍正继位当了皇帝后，是皇帝行宫，正式赐名“雍和宫”，雍正驾崩后曾在此安放其梓棺，以后10年供奉过雍正的影像，在乾隆九年时正式改为喇嘛庙，成为皇家第一喇嘛寺院。这个改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雍和宫从此成为乾隆皇帝坐镇北京管理蒙古、西藏广大地区政务的总指挥部。

在舒乙眼中，雍和宫皇帝御笔的匾额，精致的佛像、唐卡、经卷、佛教文物，六世班禅大师和七世、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时的遗物，密宗造像，佛教节庆等都很鲜活，珍贵。但真正引起他探究的兴趣还是那些长眠在外，并不引人注目的石碑。他清楚记得，那块名叫《喇嘛说》的石碑立在第一座大殿之前。殿前，有一座大碑亭，立在甬道中间，这块被称《喇嘛说》的大型石碑有四个面，分别用四种文字刻着乾隆皇帝写的一篇论文《喇嘛说》，该文对喇嘛教的来源、教制、教规作了详细论述。在对这四种不同文字解读后，舒乙作出独自的判断和定论：“这可是一块泄露天机的石碑，有着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于是舒乙再度驻足，在不能一一抄写其全文的情况下，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将其文字拍摄下来，拿回家放在电脑中处理后一次又一次地解读，在经过大量的查找资料、走访专家、学者、反复研究论证后，他认为这块石碑其内容披露的是执政者安邦治国的心得，它道出了喇嘛教安定蒙古各部的重要性，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早就有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也许正是这一潜心研究所悟，决定他在寻觅石碑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车步结合， 足迹踏遍了京城的所有景点、大街小巷以及窄小的胡同，目的是寻找更多的有关民族团结的历史证言。

作家的写作是个性化的，作家的创作也是一种个体化的劳动，从历代石碑的碑文中获得创作源泉从而赋予作品更强大的生命力、更广泛的影响力。进而在艺术创作中复原历史的真实，并进一步深化对历史的体认，是舒乙的精神信仰，也是他近年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在谈到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区别时，舒乙结合自己近8 年来寻访北京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的实践经验认为，现实题材的作品中不难找到历史的印记，作家抒写历史题材也是通过对艺术形象的描绘，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不同的是，抒写现实题材要求作家在深入体验生活，广泛搜集素材的基础上提炼主题。这样一来，其作品主题的客观意义，往往超出作者的主观意图。而历史题材创作则是作家有感于现实的基础上去描写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达到以史明鉴的艺术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题材创作往往有着“主题先行”的艺术目的，这就要求作家在浩瀚的史料海洋中，去精心选择最适合表现自己创作意旨的题材。因此，历史题材的主题选择适当与否，是决定作品有无特殊意义的关键。

继在雍和宫发现皇帝御笔《喇嘛说》之后，舒乙又把探寻的视角伸到了安定门外的西黄寺、北海、香山。

位于北京市区东北部朝阳区安定门外黄寺路中段的西黄寺，与东黄寺并称黄寺或双黄寺。由于众多原因，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尚未向游人开放，为了寻找到这一藏式建筑和那刻有藏字的石碑，他甚至动用了政协委员的身份。在谈到作家应有的宁静与专注时，舒乙说，艺术永远是遗憾的艺术，就我个人创作而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多寻找一些素材，只有厚积才能薄发。报告文学要求作家占有第一手资料，小说要求作家要有真实的生活体验，而纪实性散文的采访、采风过程与报告文学作家大致相同，其秘笈是离被写的事物近一些，再近一些。

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的集中探访，舒乙在北京城内一共找到了15块刻有藏字的石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没有想到北京会有这么多，完全没有想到。”也就是在寻访完这15块刻有藏字的石碑后，舒乙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不是一组绝佳的好教材吗？”教育谁？怎么教育？根本不用说什么话，只需将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到这批石碑面前，让他们自己看，他们立刻就会明白。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会立刻明白，藏传教佛教(喇嘛教)在北京原来备受尊重和重视。他们会明白，西藏杰出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像六世班禅，在历史上原来是那么拥戴和亲近中央政府。他们会明白，藏文、藏字在北京原来是那么常见，而且地位显赫，数量又那么多。这说明：藏族人民早就和祖国各族人民是一个大家庭、是一家人，西藏地区早就是祖国的一块重要版图，要不然，中国皇帝的每一篇重要文章或者题词，怎么都会有藏文的译文，怎么都会堂而皇之地频频刻凿在首都北京最重要的石碑上。

关于文化遗产的散文抒写，有评论家认为，舒乙的《见证亲密——寻访北京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是继冯骥才《年文化》《抢救老街》后的又一力作。其创作主旨是大力呼吁重视和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与文化生态散文共同构成了新时期散文写作的一种模式。文化散文应如何摆脱公共话语、进入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书写？舒乙说，要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特的发现。北京实在很大、很老、很深。因为很大，总是看不全，多有疏漏。拿我自己来说，有时甚至颇有挂一漏万之惑，从而每到一处新地总是一惊一乍的，觉得新鲜：从没见过，从没听过，从未去过。因为很老。既是六朝古都，又是多民族聚居之都，内涵极为丰富，有着多元化和多层次的性格，处处有历史，有传统，有说辞，有故事，不佩服不行啊。因为很深，老看表面可不成，还得钻进去，细细深究，犄角旮旯里全有东西，都是宝，马虎不得，稍不留神，就停在了表面。这就是北京的特点。所以，北京除了故宫、颐和园、天坛、长城、十三陵等几处世界文化遗产之外。还有太多的地方需要认识，需要了解，需要前去，需要慢慢品味。即使是去过的地方，甚至您自以为去过多次的地方，依我主见，也需要重新补课，因为，那里也许还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你从未接触过，内容丰富啊，又都藏得太深啊。过去你也许只是浮光掠影地了解个大概，甚至有可能连精华之处都忽略了，或者干脆漏掉了。要去发现！还有，当你就近仔细观察北京时，所有的观察都只属于你自己，是你自己用眼去看来的，用耳去听来的，用亲身去体验来的，可不是由书上得来的。你一定会有许多新的体会。这是文化散文创作带来的极大的乐趣。（作者：曾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