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 波特：追寻中国隐士的禅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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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比尔•波特的新作《禅的行囊》，还是大嘴美女朱莉娅•罗伯茨演绎的《饭、祷、爱》(Eat Pray Love)，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外放下羁绊，开始明心见性之旅。在这个精神旅程中，中国成为他们“修行”的驿站之一。他们在这里探寻修复心灵密码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敲打和启迪着这个东方国度，在传统资源向现代转化中，我们做得怎样，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比尔•波特：禅的相遇

中国人最近才发现比尔•波特，可是比尔•波特在40年前就迷上了中国。

国人邂逅比尔•波特，多是因为他的《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这本涉及中国隐士传统和探访中国隐士现状、文(译)笔清雅的书，把这个美国中年男子推到中国读者面前。如今，比尔•波特的新作《禅的行囊》中译本又于不久前出版，依然是横穿中国的文化探寻之旅，只不过，这一次不是“隐士”，而是“禅宗”。这一次，没有摄影师同行，是孤身一人，但对比尔自己来说，自从40年前接触中国文化的那一刻起，他便不再觉得“孤身一人”了。

“就在那时，我感觉自己最终找到了度过此生的方式。”这是他在1970年的某一天，初读艾伦•瓦茨的《禅之道》时的感觉。那是他接触到的第一本关于禅宗的书，但很奇怪，他理解起来毫无障碍，似乎就像心底潜藏很久的话被说出来一样。也就是在那一天，比尔•波特开始了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此后至今，40年过去了，他沉浸在禅的世界里，他成为了一个中国诗歌的翻译者、一个东方文化的寻访者，而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按照他的话说，“我成为了一个‘修行者’。”

不曾反叛的青春

出生于1943年的比尔•波特与同龄人相比，并不显得叛逆。他的成长岁月，正是美国战后的黄金时期，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勃勃。经历战争一代的美国父母们，都雄心勃勃地为孩子们规划一个中产阶级的未来。不曾想孩子们却以摇滚乐、牛仔裤和迷幻药来表达他们的反抗。比尔•波特的同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成了嬉皮士，除了他。

比尔总喜欢一个人独处，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他可以一整天钓鱼、看云、听风而不发一言。他没有玩伴，也没有朋友，他的父亲开着规模巨大的连锁酒店，每天忙于生意而无暇顾家。比尔就像每一个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样按部就班地成长。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他高中时代。因为父母离婚，家道开始衰落，最后竟至于破产。人人为此惋惜，但比尔•波特却不，“这样我再也不用担心需要继承家业，去当一个酒店老板。”

但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他尝试读大学，换了三个专业——艺术、心理学、英语文学，却都只读一年就放弃了。直到1964年，那时，距离风起云涌的嬉皮士运动的最高潮还有上几年。凯鲁雅克的《在路上》早已成为年轻人们的生活圣经，而摇滚之父鲍勃•迪伦也开始发布他的新唱片，年轻人都在蠢蠢欲动。比尔却在此时被抓了兵役。他尝试逃跑，并差点成功，但最终发现这只是徒劳。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以自愿延长一年兵役的代价，换取了被派到德国而不是越南的机会，没有成为那些倒在越南稻田里的两万美国大兵中的一个。

从1964到1966年，比尔•波特，或者说比尔军士，在德国一家安静的军医院里躲过了越南战场的硝烟，也躲过了美国本土的狂欢、嗑药、飙车、滥交女友等等年轻人玩到极致的把戏。结束兵役之后，他进入加州大学人类学系。这一次，他成绩还不错，居然念到了毕业。1968年，也就是年轻人们闹得最凶的一年，他又被学校派到德国大学学习。

1970年，大多数嬉皮士开始回家了，用青春去反抗父母，反抗政府，反抗体制之后，他们发现青春就那么几年，用完之后，日子还是要继续，而安分守己地过父母们给安排的中产生活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眼看着，比尔•波特就要躲过嬉皮士们带来的一切，但此时他却遭遇了禅。

命运或缘分

这几乎是一场后知后觉的相遇。嬉皮士们闹得最为凶狠的那些日子里，禅宗是他们的一种标签，是对“狗日的主流价值”的反叛。大多数嬉皮士们并不知道“禅”到底在说什么，但那些“顿悟”啊、“冥想”啊、“心性”啊什么的，听上去都是那么的特立独行，那么有异域风情，那么具有反叛意味。他们的精神导师们，也就是“垮掉的一代”，多多少少都成了禅宗的鼓吹者。凯鲁雅克在小说里，艾伦•金斯堡在诗歌里，约翰•凯奇在音乐里……传达出来的禅宗的意象让年轻人们着迷。

相比较而言，艾伦•瓦茨倒成了中规中矩的禅宗介绍者。这位师从日本禅师铃木大拙的英国人，原本是一个基督徒，但在接触禅宗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那本他最知名的《禅之道》出版于1957年，随后就成为西方世界里介绍禅的经典。这并不是说他在书中写出了多么惊人的论述，而是在那个年代，他的确是西方世界中最了解禅宗的，在禅宗的信徒中最了解西方的。这本小册子作为美国年轻人了解禅的入门书已经很久，只是比尔知道的太晚了。但这并不影响他一见如故的感觉。有些时候，时代的浪花看似没有将你卷入潮流，但仍不能阻拦那些飞溅到身上的水滴。而禅宗，就是那个时代飞溅到比尔身上的水滴。40年后，他说，“这不是命运，是缘分。”

如果不是这个“缘分”，比尔或许会顺顺当当地成为一位人类学博士，但禅让比尔放弃了走向主流生活道路的机会。他在唐人街认识了一位叫做寿冶的和尚，这位和尚教他打坐，修行。寿冶和尚不懂英文，而比尔还听不懂中文，天知道这位中土和尚和洋弟子到底是用什么法门来进行交流，也许正如禅宗所言——“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比尔•波特学得兴起，干脆连哥大的博士奖学金也辞掉了。他给台湾的佛光寺写信，希望前去学习，居然有了回音。1972年，他带着仅有的213美元和一张机票来到台湾，在那一呆就是20年。在台湾，他去过佛光寺，上过台北文化学院，最后在一个叫海明寺的寺院里呆了两年。寺院里的生活极其清净，无人打扰，比尔每天打坐，累了就看佛经，而主持悟明法师对这位洋弟子的行为似乎也不闻不问。直到有一天，这位德高望重的和尚对比尔说，“你是不是该出家了？”

这句话吓得比尔•波特落荒而逃。那时候，他正热恋着一个姑娘，是在台北文化学院认识的，每个周末，他都要偷偷地溜出寺院和这个姑娘幽会。悟明法师的话将比尔送回到现实——禅院的修行生活并不枯燥，但他还放不下姑娘和酒。

追寻中国隐士

从海明寺出来之后，比尔•波特在阳明山竹子湖附近租了一个农舍。那里有云，有风，风景绝美。他靠到台北的补习学校教英文维持生计，剩下的时间他开始用来翻译中国诗歌和佛经。海明寺留给比尔的印记就是他在这里读到了寒山诗。这又是一场后知后觉的相遇。这个唐朝和尚自1950年代被译介到美国之后，就掀起了一股热潮。尤其是施耐德，他在1955年出版的《寒山诗选》里描绘出一个佯狂似癫、不谙世事，但又随心随性、崇尚自然的隐者形象。于是，这位中国唐朝并非主流的诗僧，转眼在1000年后的异域成为了一名反抗主流文化的“垮掉的英雄”。这让寒山和尚的声誉远远超过李白和杜甫，受尽年轻人们的顶礼膜拜。

比尔迷恋上了寒山，但施耐德短短的24首选译显然不能满足这个正深陷禅宗不能自拔的爱好者的要求。一半为了锻炼中文，一半为了满足求知欲，他开始动手翻译寒山留下来的300多首诗歌。

1983年，《寒山诗歌集》出版，这是英语世界里第一本寒山诗全译本。书里，比尔•波特第一次用了“赤松”这个笔名。打坐、修行、翻译诗歌还有佛经，“赤松居士”在竹子湖畔与云、风作伴，这日子听上去很美，但比尔却一直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他为之逃出海明寺的姑娘。她成长于台北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没有哪个父母放心将女儿嫁给这么一个无钱无势、非僧非道的“洋混混”。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持续了7年，最终还是比尔取得了胜利。中国古语说，“女生向外”，这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

但比尔也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在台北最大的英文广播电台找到一份“正经”职业赚钱养家。在电台里，比尔主持新闻和访谈节目，颇受欢迎，薪水也十分丰厚，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1989年。看上去，这个美国的落难公子在台湾似乎体面光鲜地混入了主流社会。

但是有一天，他突然一动念：既然在中国古代有那么多像寒山一样的隐士，那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他要辞了工作去大陆寻访隐士。这个主意听上去非常疯狂，他把自己的想法对最后一期访谈节目的嘉宾说了出来，访谈嘉宾为之瞠目结舌，“大陆现在恐怕连和尚和道士都不允许存在，何况隐士？”这个嘉宾的身份是台湾“陆委会”行政秘书，名字叫马英九。

但比尔•波特还是决心一试。那时候，除了中国的古代诗歌和佛经，比尔对大陆几乎一无所知。在一个美国摄影师的陪伴下，他们两眼一抹黑地踏上了寻找隐士之旅。北京、大同、五台山、恒山、西安……他们一路犹如唐僧取经般走走停停，边走边问。大多数人对隐士的问题茫然不知，没有人相信，历经数十年的文化隔断，中国还能存在那些只有传说中才出现的人物。

一日，他们爬上西安附近的一座山，只为了去拜访一下中国第一部佛教人物编年史的编撰者——道宣和尚的舍利塔。路上下着雨，山路湿滑泥泞，道宣的舍利塔孤零零地立在山岗上。就在下山的路上，他们推开了一座残破寺院的大门，这里有四五个和尚，比尔问这是什么地方，回答说“终南山”。自此，比尔•波特敲开了中国隐士天堂的大门。和尚开列了一长串分散在终南山上修行的隐士名单，他们有的刚刚来到，有的则已在这里修行了四十多年。

一旦找到了寻找的路径，隐士们似乎比比皆是。追随着这些隐者的足迹，比尔发现，隐士传统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不但从来没有中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福建太姥山，他们遇到了一名85岁的修行者，1939年上山之后就再也没有下过山。

禅的旅途

1993年，比尔•波特终于回到了美国定居。他一本一本地写着有关中国的书。他写了《相遇中国隐士》(中译《空谷幽兰》)，翻译了《道德经》《千家诗》《菩提达摩禅法》《心经》《中国僧诗选》……

这些书并不足以养家，“每本书一年有1000个或是500个读者”，这让他不得不借助美国政府提供的低收入家庭福利卡维持生活，但他却以此为乐，“我还没有找到比翻译中国佛经和古诗更有意义的事情。”

最近，他再来中国。这一次，他沿着初祖达摩到六祖慧能的足迹，重走了一趟禅宗在中国的传播之旅。这不再是一次好奇的寻访，其中不少地方他都来过多次，抛却了初来乍到的那些新鲜感，他想了解到更多。在路上，他一路寻，一路读。庙宇内的高僧、山野中的隐者，或是路边随缘遇到的行人，都成为他好奇发问的对象。他想知道，“禅”的本意到底是什么？“禅”为什么会在中国落地生根，绵延不绝？一代一代的人甘受清贫，离群寡居，苦苦修行又是为什么？

这些问题难有答案，而旅行却变得越来越指向内心，两个月的行程，最终变成了对他这数十年来追寻禅宗的心路历程的一次梳理，“走在路上，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为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