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和：“法海事件”的文化思考

　　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坚守底线（图片来源：资料图）

　　龚琳娜初步印象

　　吾友数天前告诉我出现了“法海事件”，主角就是龚琳娜。我不太关注这些时尚的人物，这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而我不需要那么多的信息，所以我有自己的信息过滤机制。老友要我出来也讲几句话，我说我又不是佛教徒，不太想讲——当然，现在看来，这个脱口而出的理由并不是很充分——再三推却而不得，就勉为其难说几句，贡献给这个多元的讨论，绝不敢自以为是，更不敢唯我独尊。

　　巧的很，两天后我就在贵州卫视《论道》节目的演播现场见到了龚氏夫妇，他们是主持人邀请的座上宾，意气风发，神采飞扬。节目录制期间，我在洗手间刚好碰到了老锣，还用中文聊了几句礼乐教化特别是乐教相关的话题。在节目现场的感觉是，龚氏是一个很阳光的女性，嗓音确实很好，而且，她说，时下流行的“中国好声音”其实只不过是摹仿西方的声音而已，真正的中国好声音必须根植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土壤，而各地的民歌与戏曲正是其间的很好的代表。据媒体报道，龚氏还这样说过：“我们有自己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这是我们不能抛弃的根”，“中国音乐若想在世界上赢得地位和尊重，中国音乐人必须把这些宝藏挖出来，激活自己的传统文化，用现代的技术和理念不断创造出属于自己民族的好声音”——说的很好！龚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至少在她的艺术之路上，显示出了她不随波逐流的勇气，而她所选的这个方向与眼下的文化复兴的大方向是不无交集的。

　　有点可惜的是，她的表现欲太强，或者说，太喜欢被关注、太喜欢出名的感觉，哗众取宠，我想这应该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当然，哗众取宠，对于伶人来讲，在所难免；伶人们喜好争风吃醋，自古皆然，问题在于她的无知者无畏——亵渎观世音菩萨，恶搞佛教。诚然，如龚氏所言，“唱歌的人必须有一颗干净的心，才能把正能量传递给听众”，但是窃以为，她只是表面上的嗓音“干净”而已，心是否真的“干净”、是否真的没有受到污染与遮蔽，她传递的是否全是正能量，恐怕还得另当别论。而且，她以为一切都可以为她的娱乐、为她的艺术服务，殊不知，有些人却觉得，有些东西是不能拿来娱乐的，有些领域是要止步的——比如说，信仰。

　　中国文化是知止的文化

　　龚氏据说要“激活传统文化”，那我们就不妨聊聊传统文化吧。

　　有方向，有原则，有底线，在传统文化中可称为“知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文化就是“知止”的文化。《大学》开宗明义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而后有定”，孟子所谓的不动心是也，面对外界的种种，能够有种把持与自制，这是大人君子之修为；不知止则心无所定，心浮气躁，忧心焦虑，如匪浣衣，焦虑忧心，如芒在背，如此心境，何谈安定，何谈幸福？《道德经》有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止”方可“不殆”，方可“长久”。止于何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效法天地自然，清静无为，即是道家之所止。人类今天面临的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无一不是违背了老子他老人家之教导，这也正是《道德经》在人为压倒自然、妄为压倒无为的西方世界备受推崇的主要原因之一，很简单，他们缺乏这种思想的滋养。举一个历史上的反例来印证：不少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使得人口减少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罗马帝国的昙花一现、不可长久，正是不知止文明衰亡的一个典型。另外，佛教的修行则非常重视“止观”。虽然儒释道各家之所止之境不无差别，但三家之教化皆有所止则是无疑的。正因为这三足鼎立的传统文化都非常重视知止，中国文化方能数千年绵延不息，生生不已。当然，今天的中国是否仍然延续了古老的“可大可久”的智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需要所有有志之士共同来面对的文化难题、时代课题。

　　因为知止，故对不可知之物、对神圣之事，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敬畏”不只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文明皆有其敬畏之对象。心存敬畏，凡事知止，这是一个有涵养的现代文明人的基本素质，而这，正是百余年来被我们所唾弃和践踏的，因为我们为了“救亡”，为了“富强”。今天，我们的民族存活下来了，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了，敬畏与知止的文明需求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了，文化复兴的号角也吹响了。再也不能无所敬畏、亵渎圣贤了，再也不能不知止、为所欲为了。当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说中国人有教育无教养的时候，当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说“中国人就是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不顾他人感受的人，就是上厕所不知道冲厕所、毫无公共意识的人”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真正到了开始反求诸己、开始自我反省、开始检点我们良心的时候？

　　知止以及由此而生出的敬畏使得中国文化重视反观，重视内求，对物欲的关注受制于对精神的关注，这正是《礼记•乐记》上所谓的“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以道制欲”还是“以欲忘道”，正是君子小人之别，也正是善与利之分，《孟子》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圣人与盗贼之分、人与禽兽之分亦在于此，因为禽兽是只知“食色”而人却知有礼义在。

　　不知止反映在物质领域就是无度的开发和物欲的追求，反映在精神领域就是文艺无底线，传媒无底线，娱乐无底线，一切都可以恶搞，一切都可以解构，这实在是社会的悲哀，也是与文化复兴的大方向有所背驰的——不知止，谈何文化？毋宁说是野蛮耳。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与底线，都是为人处事的根本。知止与敬畏，并非他人的强迫规范，亦非外在的强制束缚，而是源于自我之身心。有敬畏之心，才可以称得上是个文明人，因为他有一种厚重感，知晓历史，尊重文化。

　　我们在龚氏身上看到的正是“不知止”，无有“敬畏”——当然我说过了，她极可能是无知者无畏，不宜过分责难她也。我们现在的教育，只有技艺的教育，只有分数的教育，只有功利的教育，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知止、要有规矩、要有敬畏之心，龚氏何尝不是被这样培养出来的？顺便提一句，这也正是李天一这个在犯事之前、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眼里被视为绝对成功的少年所以触犯刑律的根源之所在——他的父母，他的老师，他所接触的社会，都没有能够告诉他，有些事是不可以做的，有些领域是不可以碰的，为所欲为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

　　我们不需要怨诽，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怨诽，我们需要的是宽容；我们不需要冷嘲热讽，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冷嘲热讽，我们需要的是仁爱。李天一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是这个时代错误教育的牺牲品，他还只是个孩子，虽然是一个没有被教养好的孩子，但我们哪个父母没有孩子呢？“人莫知其子之恶”，舐犊情深，自古皆然，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我们要爱之有道、教之有方，不然就如柳河东《种树郭橐驼传》一文——顺便提一句，最近有一次在听完楼宇烈先生的课后，老先生提出，做家长的都应当读读柳河东的《种树郭橐驼传》以及龚定盦的《病梅馆记》这两篇文章——中所说的：“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我期待着李双江先生夫妇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之所在，在今后的岁月中能亡羊补牢，挽救失足的孩子。龚琳娜是值得惋惜的，因为她也是这个时代错误教育的牺牲品，虽然她尚未自知，一旦自知，我相信她会从某种程度上的“负能量”转化为更为强大的“正能量”——这些，也都是我所期待的。这些期待，可能都会落空，但，我仍然期待着。

　　媒体人良知与理性的匮乏

　　促成“法海事件”不容忽视的另外一点是，一些著名电视媒体为龚琳娜提供了大肆宣扬的舞台，倘若我们要追究龚氏的社会责任，那么，该电视台的主要负责人必定是难逃其咎的。

　　今日之社会，大众传媒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如能善用，则是极好的教化手段，成为推动文化复兴、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反之，就是极好的反面教材，源源不断地涌出种种负能量。而今，媒体人良知与理性的匮乏及其责任的缺失，使得媒体常常成为负能量的放大者和传播者。孟子有云：“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於众也”，媒体亦然，只有那些有良知、有理性、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人才适合居于媒体的高位，不然，“播其恶於众”，罪莫大焉。

　　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按照现在人的说法，大致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部分。家庭的破碎、家教的缺乏，学校的应试教育导向、做人教育的缺乏，已经使得我们的教育三分天下缺其二了，而社会教育被一些不良媒体人——注意，我绝非指所有人——把控，唯利是图，唯名是图，唯感官刺激是图，唯诲淫诲盗是图，我们的社会教育亦是岌岌可危，千疮百孔。传媒领域有这样一个说法：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种唯新是图，唯乱是图，唯骇人听闻是图，唯不择手段是图的行业规则——当然并非唯一的规则，也并非所有的媒体都如此——使得我们的媒体尤其是现代传媒的网络，充斥的尽是怪力乱神与杀盗淫妄。

　　媒体人良知与理性的匮乏及其责任的缺失，常常会以“自由”说事，以此来为自己做苍白之辩解。诚然，娱乐要自由，艺术创作要自由，殊不知，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自由皆以不妨碍他人之利益为前提，而每个社会都有其礼俗与信仰，这些都是要敬畏的；若人人为所欲为，必然没有真正之自由，而只能带来无端之混乱。

　　自由不是放纵，更不是为所欲为。蔡孑民先生近百年前就在《自由与放纵》一文中明确指出：“自由，美德也。若思想，若身体，若言论，若居处，若职业，若集会，无不有一自由之程度。若受外界之压制而不及其度，则尽力以为之，虽流血亦所不顾，所谓‘不自由，毋宁死’是也。然若过于其度而有愧于己，有害于人，则不复为自由，而谓之放纵。放纵者，自由之敌也。”我们今天很多人所说的自由并非自由，而是放纵，放纵自己的欲望，放纵自己的野性，借助于媒体的推波助澜，将其恶劣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此正可忧之甚者也！“放纵者，自由之敌也”，我们当牢记蔡先生这句话，时时处处，事事念念，皆当自反：我所行，果为自由乎？果为放纵乎？其影响如何？其后果如何？媒体人尤当如是，不然，我们的社会将永无宁日，我们的社会教育将永无转善之机。罗兰夫人的遗言传诵甚广：“自由啊自由！多少恶行假汝之名！”我们要分清哪些是真正的自由，哪些是符合真正的自由精神的，而不能只是看表象。因为，有人会藉着高贵的招牌做卑劣的事情——自西自东，振古如兹，非自今始也。

　　当然，我并不是说媒体不要暴露社会的阴暗面，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报道，正是道义所赋予之自由。

　　谁也不是局外人

　　将“法海事件”置于今日社会发展之大潮中来观察，则知这绝不仅仅是佛教界和娱乐圈的事。

　　“业”是佛教里的一个重要概念，“业”又可以分为个业和共业，二者虽有区别，但却是密切相关。楼宇烈先生在课堂上——楼先生的课堂被戏称为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答记者问”，而且“记者”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男女老少，出家人在家人——回答“扶老人被讹，我们是否还要做好事”的问题时有如下的答复：“共业是大家共同造的业，大家共同做的事情。共业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家一起做，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做的业合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共业。一个人造的业不仅是自己承受，实际上也给社会造业了，也会在社会上起作用，这种报不仅会在你身上发生，也会在其他人上发生。我们每个人都做坏事，社会的邪气就上升了，正气就没了，受害的是你个人吗？是整个社会。社会的邪气上升，是跟每个人造的业有关的。一个社会是一个群体，每个人的力量都加进去。所以为什么古人反复教导我们，‘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有的人认为这个善事很小，我不做也没有关系；有的人认为这个恶事很小，我做做也没关系，殊不知一点点的小恶集聚起来就是大恶，一点点的小善集聚起来就是大善。”

　　龚氏亵渎观音菩萨、恶搞佛教，这是她的个业，但她却通过媒体的力量一夜之间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影响，这是个业对共业的作用；而社会风气又会影响每一个受众的身心，这是共业对个业的作用。鲁迅先生有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不要以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与社会无关，也不要以为社会与我无关。我们都是休戚相关的共同体，特别是在这个全球村的信息时代。由是观之，媒体之事无小事，社会教育之事不是以一个人的自由说事就可以蒙过去的。

　　面对“法海事件”，我们每个人都不应仅仅将自己视为看客而作幸灾乐祸、冷嘲热讽的围观状。每个人都应当反躬自省：我们是不是也有不知止、不敬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为所欲为、或动过为所欲为的念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犯了错还不自知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的过错也被放到公众面前，我又会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是如格力空调一般积极改过还是如龚琳娜一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甚至准备一错到底？我们是在为世道人心的改善增加正能量还是添加负能量？缺乏自省精神，正是这个时代的病灶之所在。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忠厚之风也，吾人当勉力为之。如果一个社会的正气逐渐压倒邪气，阳气逐渐能引导阴气，社会机体方能趋于常态。我倒是建议，明贤法师不妨邀请龚氏夫妇到寺院里走走看看，甚至也打个禅七什么的，窃以为，这样可能更有积极的意义。因为，积极要求龚氏道歉固然是浩然正气之显现，对明贤法师之“破邪”之功亦是深表敬意，但倘能“化敌为友”——其实也算不上是敌，只是一个对宗教、对信仰无知者的无畏狂举而已，况且，佛教讲我空，又何敌之有？——化干戈为玉帛，感化一个对传统文化还是有一定积极倾向的公众人物，何尝不是善莫大焉之事？！

　　面对人心之冷漠、世态之炎凉，德国牧师遭纳粹杀害的遗言令人深思：“当他们把魔掌伸向共产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把魔掌伸向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把魔掌伸向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他们把魔掌伸向了我，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顾亭林在中原沦陷、满清入关之时振臂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从来不是一种狂妄的臆想，更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此责之担当与否，担当之轻重，全在人为，孔子所谓“人能弘道”是也，孟子所谓“不为也，非不能也”是也。

　　谁也不是局外人，因为，天下只有一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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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海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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