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兴教寺事件－长安名片 、千古奇闻：“佛教四祖庭八大寺为经济抓手”

　　编者按：雅安地震牵动着全球华人的心，更牵动着广大佛弟子的悲心。全国各地佛寺纷纷举办消灾祈福法会，用佛教特有的方式平息灾难，安抚人心。大地震让人们看到了宗教生命关怀的力量，由此，我们更加感受到千年古刹兴教寺留给人类的财富是多么宝贵。保卫兴教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守望中华民族的心灵和精神。宏观经济学博士颜秋玲撰文分析佛教走出围墙困境的态势。提出：佛教必须要走出那“高墙上的四角天空”，去完成护国利民、觉悟有情的庄严使命。然而，从禅堂到红尘，佛教究竟应该走出去、爬出去，还是只能被人拖出去？

　　从禅堂到红尘，佛教甘愿被经济抓手拖出吗？

　　佛教要生存，更要走出围墙困境。守培法师说，护佛教即所以护国护民。佛教必须要走出那“高墙上的四角天空”，去完成护国利民、觉悟有情的庄严使命。然而，从禅堂到红尘，佛教究竟应该走出去、爬出去，还是只能被人拖出去？

　　龚琳娜的老公老锣，泡上普洱、打起坐，好整以暇地“玩儿”起了佛教，似乎只要给佛教开一个可供戏谑的“狗洞”，佛教就应该感恩戴德地爬出来似的。巨凶大恶的西安则要赤裸得多，他们左手公文、右手铲车，明火执仗地冲进围墙，不但以指点江山的姿态强抢“玄奘灵骨塔”，还要七手八脚地将兴教寺僧团拖出禅堂、丢出围墙！

　　在他们看来，“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佛教存在于这片三秦大地上的唯一价值就是拿来杀鸡取卵、为政绩和GDP服务。西安市长安区在2011年《十二五规划》中便为自己打造了一张“以佛教四大祖庭、八大寺院建设为抓手”的经济名片。信仰的归宿成了“经济的抓手”，饶是曾经坐看十三朝风云变幻，也依旧难挡这浮躁无知的狂妄与急近。

　　法门寺被圈禁了，兴教寺要强拆了，在这场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中，经济繁荣摒弃了道德情操、绝对权力脱离了制约牢笼，有关部门沦丧了公信、专家学者出卖了灵魂。在西安，佛教的围墙成了一道佛弟子们听了为之伤心、见而为之落泪的“哭墙”！

　　看“砖家”三十六计

　　4月16日，接近白热化的“退遗”、“强拆”之争随着一则新闻的播出转入了扑朔迷离的人品攻击。原本曾建议兴教寺退出申遗的专家陈同滨一改往日观点，严辞指责法师“直接在撒谎”，变脸之快令人措手不及。无数不明真相公众连声追问，“到底谁在撒谎，专家还是僧人？”

　　虽然在众多强势传统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几乎听不到僧团的声音，但真相必定只有一个。总有一方，正在亿万国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信誓旦旦地撒谎！

　　一、金蝉脱壳：“目前所说的拆迁是一种整治行为，和网上流传的“拆庙”完全不是一回事”。

　　看来国人必须依赖专家的重新阐释，才能建构起自己的真正诉求。一直以来，自己所声讨的居然不是“驱僧占庙”，而是“毁塔拆庙”。几字之差，天壤之别。在这番隐蔽的洗脑过程中，民意又一次“被代表”了，专家又一次成功地转移了社会的注意力、侮辱了民众的智商。把矛盾焦点巧妙地从“迁僧团、夺寺院”转到本不成立的“拆灵骨塔”上来，好一招不易觉察的“金蝉脱壳”！

　　二、移花接木：“所谓‘国保单位在申遗旗号下被蚕食’的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陈同滨），“国保单位是兴教寺塔，僧寮、禅堂不能算文物”（张宁）。

　　首先将兴教寺塔不由分说定性为“国保单位”（1961年备注：包括兴教寺其他建筑），就已经暗藏了交由文物部门掌管其生杀大权的前提。然而1985年，“国保单位”兴教寺塔就已经交由宗教部门直接管理，僧团是寺院财产使用权的绝对主体。但在整个兴教寺事件中，文物部门那只越权的手却始终无处不在、对兴教寺予取予夺。兴教寺的功能属性首先是宗教活动场所，对于僧舍和斋堂的强拆，是侵犯佛教界寺院管理和房屋权益的行为。就算“国保单位”没有被蚕食，兴教寺却正在被蚕食；申遗显然不会破坏“国保单位”，但却要拆迁吞并整个兴教寺！

　　陈专家凭借专业领域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拿捏“国保单位”之虚，而务偷换概念之实，生怕这一潭掩盖真相的水搅得还不够浑，生怕不能给卫教护法和伸张正义的人们扣上“莫须有”的帽子。

　　看起来，文物部门已经把对兴教寺建筑去留的裁决，演成了自家的独角戏。我们不禁要问，在兴教寺新建建筑被文物部门百般刁难的时候，为什么不见上级部门长安区宗教局的身影？一番细究之下，竟然牵连出一个当地政府“瞒天过海”的惊天阴谋，长安区文物局与宗教局早已史无前例地双剑合璧，成立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长安区民族宗教事务（文物）局”，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变换角色。对于寺院来说，这个奇怪的机构既做婆婆又当后妈，既是外贼又是内奸，横竖都是伸冤无门、死路一条。难怪宗教文物局这个水陆两栖动物能够横行霸道、所向披靡！

　　三、擒贼擒王：拆除僧舍、斋堂，但考虑到“僧众活动需要”，对禅堂等则予以保留。

　　在这样充满“人性关怀”的考虑之下，兴教寺僧团是不是应该一边不眠不食地参禅打坐、一边对有关部门的“特别开恩”感激涕零呢？然而人们很难理解，一个能考虑到僧众活动需要的部门，竟会全然无视和践踏人类的基本生存诉求。保留禅堂，却拆掉僧舍和斋堂；只准打坐，却不许吃饭睡觉。就连法堂等因“是寺院格局基本组成部分而予以保留”，三藏堂也因“遗产展示需求将予以保留”，唯独生存必须的僧舍和斋堂，因为种种难以言明、可有可无的原因而必须加以拆除。

　　说白了，僧舍与斋堂才是僧团能够继续留守寺院的关键。拆了僧舍和斋堂，就等于掐住了僧人的咽喉。既能如愿以偿地赶走僧团，又能留下空头“禅堂”作遮羞布、为自己捞取“尊重宗教”的美名；就算我伤害了你，你也要五体投地“谢主隆恩”。如此两全之法，当地政府何乐不为？这种阴魂不散的霸道封建流毒，只希望在其治下培育出一批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奴才子民，崇拜欺压、歌颂凌辱。

　　被当地政府一手包办的“中国式申遗”，怎么看怎么像打着温情幌子对僧众进行谋杀。这样的“人性化”，实在太没人性！

　　四、指鹿为马：“大部分是不拆的，山门、碑，他（宽树法师）在那比划的其实都是不拆的，他直接在说谎。我们怎么可能去拆那些东西呢？”

　　李利安教授《质疑央视国际频道报道兴教寺的部分内容》一文，以翔实的证据和严谨的推理作出反驳，戳破了所谓“专家”的谎言。同一新闻中陈同滨出示的拆除建筑示意图和寺院提供的长安区文物局拆除示意图显示，法师并没有撒谎，所比划的建筑确实都在计划拆除的范围内。根据再次核实计算，兴教寺拆迁面积也的确达到总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这一点陈同滨自己在4月11日央视的新闻中曾亲口说过。

　　之前的话言犹在耳，专家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自扇耳光。这位专家给僧人罗织罪名的意图竟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不惜颠倒黑白、自相矛盾，彻底沦丧学术权威和人格尊严，甘愿配合有关部门与傀儡媒体充当“御用砖家”，合演一出“狼来了”的双簧。在拙劣的自相矛盾中，想要给僧人栽赃嫁祸的狼子野心浮出水面。这一次，狼真的来了！

　　五、偷梁换柱：“非说这个跟房地产有关，也是绝对不成立的”。

　　虽然宽树法师对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忧虑中只字未提“房地产”三个字，但这个罪名还是被偷梁换柱地栽到了法师名下，并大加挞伐。然而遗憾的是，不怕狼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陈专家的“人造谎言”已经被藏在“专家”背后的长安区政府自行拆解了，长安区公共服务网公布的《西安兴教寺旅游区项目》已经充分显示了当地政府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意图，“项目年盈利可达3000万元”、铁证如山。但4月14日再次登录长安区公共服务网时，这篇文章却奇迹般的消失了。“有关部门”销毁证据时的雷厉风行，一改兴教寺新建僧舍、斋堂进行手续审批时的拖沓延宕、泥牛入海，不由令人刮目相看！

　　同时，李利安教授质问，一个仅仅负责申遗的专家，又有什么资格断定在“申遗”之外当地有关部门现在或未来的开发项目就“绝对不成立”呢？如此急不可耐地跨越专业领域做纰漏百出的“伪证”，甘当利益集团操控的傀儡和小丑，智商何在？节操何在？良心何在？底线何在？

　　一路下来，步步为营的“连环计”使真相越发云山雾罩。接下来还将上演哪些戏码，社会大众都已擦亮眼睛、随时准备共相观瞻。

　　“反扣帽子”的危机公关

　　经过公众的慎思明辨，之前的一套说辞显然已经堵不住朝野悠悠之口。对于兴教寺僧团的据理力争，有关部门回敬了两顶全新的帽子。4月16日至20日，陈同滨联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横跨宗教和文物界的双料“变色龙”张宁（长安区宗教文物局局长），再一次为利益相关方冲锋陷阵，上演了震惊世人的“帽子戏法”。

　　帽子一：政府提出“给他们新增一块地，用来安置他们的生活用房”，但寺方提出面积多近8倍的补偿方案，被政府拒绝。

　　看起来，僧人们正在狮子开口、漫天要价，而政府则有理有据、就地还钱。对于无欲无求、抛名舍利的出家人来说，一顶“争地”的帽子实在能把人压死。由于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僧人始终没有获得平等的话语权，因而八倍方案的指控是否属实，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并不影响问题的关键所在，向僧人反扣上争夺土地的大帽子，问题的实质“驱赶僧团”却始终避而不谈。即便僧人土地要得再多，也是以家园被拆为代价的。而佛教界的共同意愿之前已经一再重申，“如果有人提出建立新址、让僧人搬走，那么这样的条件免谈！条件再好也不谈、住处再好也不谈。因为，我们无法背着玄奘大师的灵骨四处云游托钵，也无法坐视祖师塔沦为提款机”！

　　帽子二：当地政府声称“都没经过审批，自己建了这么多东西。所以按照文物保护法来讲，违规建筑都在被撤被拆之列”。通过给僧寮和斋堂扣“违章建筑”帽子的方式，企图把原庙拆掉、把人赶走，还美其名曰“不是拆迁、是扩建”。

　　两顶帽子的栽赃手法惊人一致地避实击虚，彻底回避想要驱赶僧团的实质。想把别人赶走，还要按住别人不准反抗。但是，建筑“违章”，是否等同于僧团必须迁离？拆除“违章建筑”，是否要以驱赶僧人离开家园为条件？如果“违章建筑”必须拆除，那能不能在原址上依法新建？申遗路上的兴教寺，有必要如此“断臂”吗？

　　利益相关方罗列的借口层出不穷，却都是为“驱僧占庙”作转移视线的遮羞布。如果当地政府果有尊重宗教和文化的诚意，那么即便拆除“违建”，哪怕是要搭帐篷住，也请当地政府郑重承诺：绝不驱赶僧人离开自己的家园！

　　帽子三、“退出或更换申遗点名单，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举动。如果坚持不拆迁，大家可不可以接受、看看国际社会可不可以接受？”

　　本土帽子不够，洋帽子来凑，还要祭出“国家民族”的杀手锏，铁了心地要把僧人钉死在“家国罪人”的十字架上。在现行申遗工作已经严重违反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的情况下，要求退出或更换申遗点名单，绝对是一件尊重天理国法、尊重宗教信仰的大好事，这才是勇于承担起对国家和民族的真正责任。在某些专家眼里，莫非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责任，就体现在一份连明知不合理都拒绝更改的申遗名单中吗？

　　敢问个别领导和商家，在践踏十部委联合下发《意见》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对国家的责任？在违逆全社会民意，执意要“以佛教为抓手”、绞杀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对民族的责任？退出或更换申遗点名单，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正当权利；退出申遗，更是生存并世代守护其间的僧团必须被尊重的合理诉求！

　　敢问郭旃专家，除了申遗当事人和个别领导、商家之外，您所谓的“大家”，是否包括兴教寺僧团和全国公众值得珍惜的民意？是否在您看来，僧人该不该被驱离家园这样的基本人权问题，也不能由祖国做主，还要等待“国际社会”同意？经由国务院确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受国家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

　　虽然有关部门和专家的花招令人眼花缭乱，但宗旨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回避驱赶僧团的实质，顾左右而言他。对此，有网友发出质问，“拆除斋堂、僧寮后，僧团会不会迁走?迁走僧团后，兴教寺还算不算宗教活动场所?将国务院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变为单纯的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地方政府有没有这个权力?如果不变更宗教场所性质，就必然不能驱散僧团，而你们拆了僧人生活吃住的地方，让僧团搭帐篷吗？”

　　笔者在此不妨郑重提醒某些御用专家，拿学术威信和个人名誉作赌注、费尽心机地为背后势力遮羞，究竟值不值得？对某些利益集团来说，成则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败则弃车保帅、拿来垫背。奉劝无骨砖家，为自身计，及早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多位一体、政商合一的“绝对权力”

　　看起来，一个部门分饰多角、一人身兼多职的现象，似乎已经成了西安“以佛教为经济抓手”的发展道路上的独有特色。

　　早在2010年1月实施的西安十三区县机构改革中，西安市已经“布局深远”地将长安区民宗局与文物局合二为一，成立了史无前例的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挂区文物局牌子），为2011年提出以“佛教为经济抓手”埋下了伏笔。在申遗过程中，文物部门的作为本不应离开宗教部门的牵制。但在西安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所谓的“宗教文物局”既当了破门而入的强盗，又成了开门揖盗的主人。遇到这样一个失去制约的“上级部门”，兴教寺焉能不成为砧上鱼肉、任人宰割！

　　类似的现象还发生在当地某些领导身上。不难发现，西安市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和办公室主任段先念，自2007年起，不但担任西安市副市长，同时还兼任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陕文投公司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曲江文投公司总经理、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办公室主任等多个职务。宝鸡市副市长张敬原，同时兼任法门寺景区管委会主任。陕文投(韩城)公司董事长周冰，同时还是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西安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办主任、大明宫研究院院长。

　　有媒体称，“市长兼董事长产生于权力与资本的交媾”。西安市场资源与政府权力集于一身的独特发展模式，孕育出一批兼具公务员和商人双重身份、深度参与市场经营的政府官员和深度参与政策博弈的商人。动用行政权力，将宗教文化资源打包移交给政商结合的公司，为践踏文化传承与宗教信仰的大肆扩张行动鸣锣开道、保驾护航，此情此景居然在政企分开理念深入人心的当下堂而皇之地上演，这才真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申遗过程中，为什么某些官员敢于无视和践踏中央政策、践踏信仰尊严，表现出无知、无良且无畏的嘴脸？恐怕，逃离了笼子的绝对权力才是关键。正如有位专家所说，“申遗不是目的”，个别领导和商家也确实应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让公权力真正回归才是问题的关键！

　　“经济抓手”与“城市名片”

　　在当地政府眼里，佛教祖庭不是宗教场所、而是“经济抓手”，不是文化的生命之流、而是发展文旅产业的“城市名片”。

　　长安区政府办2010年10月28日发布的《杜曲街道办事处2009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中指出，“稳步发展现代旅游业，兴教寺佛教文化一条街的建设工作正在积极调研之中”。2011年1月28日公布的《十二五规划》指出，要“以佛教四大祖庭、八大寺院建设为抓手，高标准规划中国佛教文化展示区，重点打造以兴教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游大景区”。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西安曲江新区网站2008年《曲江新略》称，“打通一条新丝路，曲江将参与整修鸠摩罗什舍利塔、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大秦寺塔、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等世界文化遗产”。这不仅与曲江集团2013年4月10日声明的“曲江及其所属企业未参与兴教寺改造”自相矛盾，更说明他们不仅打算对兴教寺下手，还要将鸠摩罗什大师的舍利塔、西安各大祖庭、乃至于清真寺全都收入囊中、变为他们贱卖信仰、牟取暴利的“抓手”。

　　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绑架之下，佛教的围墙已经岌岌可危，拆迁的铲车已经开始搬运墙外的土方。在这横扫一切的铲车轮下，信仰、文化与道德良知全都被无情碾压。他们不允许佛教独立不倚、不卑不亢地走出围墙，只能被政商合一的庞大机器当作发展经济的“抓手”，把佛教抓出围墙！

　　目前，历经磨难的中国佛教，在物欲浪潮的裹挟之下，命运浮沉不能自主，随时可能被他人褫夺或玷污。以护国利民为己任的佛教，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尚处在转型的不确定过程中。但无论佛教将如何走出围墙，也绝不能被经济的黑手拖出围墙、被失去制约的嚣张权力丢出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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