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迁行状系年考略(一)

1、生卒籍里。公元700年，希迁禅师出生于端州高要(今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县)陈氏乡民家。今按：《宋高僧传》卷九云：希迁“于贞元六年庚午岁十二月二十五日顺化，春秋九十一。”《景德传灯录》卷十四及《五灯会无》卷五所载石头卒年及寿元均与之相同。我们可由贞元六年(790)上推91年(虚数年龄)，则可知希迁生于武周圣历三年(700)。这一点，目前学术界是公认无争议的。《宋高僧传》卷九云：“释希迁，姓陈氏，端州高要人也。”《景德录》卷十四云：“万头希迁大师，端卅高要人氏，姓陈氏。”《五灯针元》卷五云：“南岳石头希迁禅师，端卅高要陈氏子。”以上诸种文献，对希迁的卒年、寿元及籍里之记载均无异说。
　　2、希迁生前之瑞像。《宋记僧传》卷九云：“母方怀孕，不喜荤血。”《景德传灯灵》卷十四及《五灯会元》卷五均言：“母初怀娠，不喜荤茹。”此盖是希迁出世后必归丛林的瑞象。
　　3、少年之希迁(12岁以前，即711年前)。《宋高僧传》卷九云：“及生岐嶷，虽在孩提，不烦保母；既冠，然诺自许，未尝以气色忤人。其乡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率以牛酒，祚作圣想。迁辄往毁丛祠，夺牛而归，岁盈数十。乡老不能禁其理焉。”《景德录》及《五灯会元》之之所载大率与传同，故此不赘录。就不上在这段文字来看，所录希迁事略年载断限大致在711年-712年间。但文中“既冠”二字，各本均同，其“冠”字似很有问题，当为“liu”字的传写之讹(祥《论希迁大师禅学思想》部分)。再看传记文字的内容，则大略可知少年希迁之性格。首先，希迁是一个夙慧具足的法器，“岐嶷”二字，典出《诗经.大雅.生民》“克岐克嶷”一语，后借以指幼年聪慧之意。“虽在孩提，不烦保母”，言幼年即能自立，无烦母劳，“既冠(liu)，然诺自许，未尝以气色忤人”，指希迁具有言信行果的性格，且又待人能祥和平易，这与大师后来开示学人形成慈祥霭之这特点甚相关。此外，希迁的故里处南蛮，乡民多以狩猎为业，其俗甚畏鬼神，因此，多滥祀于神灵。且祭祀则多杀牛置酒，每年多达数十次，这种民间的原始神灵崇拜信仰不但不是了悟人生哲理的正信，而且其淫祀又多杀生，也必将耗尽民财。面对这种相沿习久的民俗信仰，希迁敢于以实际行动去破斥。他的往毁丛祠，即如拆除今之江南小土地庙一般。希迁这样做，必然要具有很大的反传统陋习的勇气，而且其成功也与他平时“未尝以气色忤人”(以理服人)的作用很有关，故“乡老不能禁”。
　　4、曹溪求法(约711-713年，希迁12至14岁之间)。《宋高僧传》卷九云：“闻大鉴禅师南来，学心相踵。迁乃直往，大鉴衍然执其手，且戏之曰：‘苟为我弟子，当肖。’迁卣尔而笑曰：‘诺。’既而灵机一发，廓若初霁。”《景德录》卷十四云：“后直造曹溪，六祖大师度为弟子，未具戒。”《五灯会元》卷五云：“后直造曹溪，得度未具戒。”从以上三种文献来看，希迁的曹溪求法应当是信然不诬的，尽管六祖十分喜欢希迁，但当六祖寂时，希迁尚未满14周岁，按戒律规定，未成年的二众是不应当具足戒的，故灯录云“得度未具戒。”又《景德录》卷五及《五灯会元》卷五均载有六祖寂前对希迁的遗城。《景德录》卷寺云：“六祖将示灭，有沙弥希迁问曰：‘和尚百年后，希迁未审当何人？’祖曰：‘寻思去。’”这里也为希迁日后皈依青原行思，作出了揭示。
　　5、上下求索(713-728年左右，希迁14岁至29岁左右)。《宋高僧传》云：“自是上下罗浮，往来三峡间。开元十六年，罗浮受具戒，是年归就山。”《景德录》卷五云：“及祖顺世，迁每于静处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坐问曰：‘汝师已逝，空坐奚为？’迁曰：‘我禀遗诫故，寻思尔。’第一坐曰：‘汝有师兄行思和尚，今往吉州，汝因缘在彼。师言甚直，汝自迷耳。’迁闻语便礼辞祖龛，直诣静居。”在这16年左右的时间内，希迁经历了一个上下彷徨求索的阶段。若依《宋高僧传》，则六祖寂后，希迁曾于罗浮与三峡间往来参学了不少时日。然依《景德录》卷五与《五灯会元》卷五，则希迁尽管有上下求法的经历，但其常住应未离曹溪。因而，他开元十六年(728)的罗浮受具戒，应当是在祖庭曹溪，这从希迁的“礼辞祖龛”等文字中，是可以见出他当年的常住应是在曹溪，而第一坐也应当是曹溪祖庭中的。若要据史考之，则诸《景德录》卷五及《五灯会元》卷二中的想解法嗣，但有法海甾住韶卅。又《坛经》云：“此《坛经》，法海上座集。”由此可以基本确定上文中指点希迁的第一坐当为法海上坐，而他的罗浮受具也当是在韶州曹溪。再从希迁见行思后，行思问他从何方来，希迁云“曹溪”这一公案，我们也可以初步断定此中的第一坐为法海，因而，石头的受具戒也应在曹溪。在《宋高僧传》中，则略去了希迁经首坐指引的事迹，若二者相参，则基本可以推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又及：希迁的故里是一个朴手质无文的江南山乡，其文化水平势必不高。希迁入曹溪，未免不从法海等禅师那里习经论、识文字，否则，希迁后来是断乎不可能读懂《肇论》的，他也断乎写不出《参同契》。
　　6、得法住山(729-742年，石头29岁至43岁之间)。石头经法海上坐指点后，在吉州青原山静居寺找到了他的师兄行思，师徒间经过一场应机勘辩，并以通书参不于怀让，方密契心印(事具《景德录》卷五、《五灯会元》卷五中，详后文《石头希迁禅师行状录辑要》中“与青原系禅师语录”部分)。石头在密契心印后到南岳住山，大抵在742年左右，是年希迁43岁。据《景德录》卷十四所载，“师于唐天宝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东有石，状如台，乃结庵其上，时号石头和尚。”(《五灯会元》卷五所载略同)南寺，今人多认为即南台寺，而师之所结庵用乃寺东之石上，《一统志》亦载有“大中间，宰相裴休为书‘无际禅寺’、‘见相塔’二碑。”《宋高僧传》卷九云：“塔成三十六年，国子博士刘轲素明玄理，钦尚祖风，与道铣相遇，盛述先师之道。轲为碑纪德，长庆中也。”由此大致可以推断刘轲所作乃碑铭文字，裴休所题盖寺与塔之碑额，且在石头寂后的30多年了，这中间便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无际禅寺未见得便是当时的南寺，也许后来与南台合为一寺了，便该寺梁天监年间即名南名寺，另外，也不排除《宋高僧传》及诸灯录在传抄中夺了“台”字。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我们姑从众说，权将南台寺与无际禅寺合说一寺算了。
　　此外，按《传灯录》所载，行思禅师于开元28年12月13日寂，在西历纪元则为740年。南岳通书当在740年以前，希迁的荐诸南寺是天宝初年(742)，其荐人很可台是怀让。因为，怀让所住的般若寺离今之南台寺甚近，又因为他与行思同出曹溪门下，且行思寂前曾托希迁与他通知了书(荐贤信)。风此种种，足以见出他很有可能推荐希迁。固然，南岳的固、瓒二师也十分赏识希迁，未见得不出言相荐，但其可能性没有怀让和尚那么大，但由于有几老相荐，希迁在住岳前就在岳中丛林享有较高的地位了。怀让也大概在荐完希迁后不久即圆寂(744)了。
　　再者，我们从希迁得法后的结庵住山，也大致可以推断其《草庵歌》的创作时期。若按情理推断，《草庵歌》应作于希迁住庵后的前几年之中。
　　又：据《宋高僧传》卷九所载：“初，岳中固、瓒、让三禅师，皆曹溪门下，佥谓其徒曰：‘彼石头真师子吼，必能使汝眼清凉。’由是门人归慕焉。”今按：怀让在灯录中为曹溪门下；明瓒(懒残)于《宋高僧传》中为得法于嵩山普寂，普寂乃神秀门下，此处则前后抵悟了。再说固禅师，遍检禅书不可得，《南岳志》中亦无记载。但于《〈宋高僧传〉人名索引》中有固律师之记载。且又分隶于其他僧传之中，此则更不易考了。今大略考之，殆当时南岳有希操、贞固律师，亦有怀让、明瓒等禅师。作传者混而同称，用笔之疏盖亦难免。在这段文字中，一个“初”字很值得引起注意。石头在开元16年(728)罗浮受具戒后即造青原求法，待到天宝初(742左右)在住山，其间长达14年之久，其行状除往来吉州与南岳间的机辩语录外，余皆不可考。笔者以为此间节去了石头的一些事略，石头742年左右的住岳，大抵也是在丛林中有了较大的影响才结庵的，由此右大致推测文中的“初”字，其年代断限的下限当为石头住山前(即742年以前)。但对于三禅师的赞语。僧传及灯录均无具体记载，只在《景德录》卷五及《五灯会无》卷五的青原传中有通书南岳怀让的记载。此中甚至还包括了行思和尚向岳中此三大师推荐石头的事略，《景德传》卷五及《五灯会无》卷五均云：“师于天宝初荐之衡，南寺，”即是其证。至于南寺，因寺志不存，当年的住持为谁也就不得而知了，但行思之所荐殆不出乎此三大德。其中怀让住般若寺(今福严寺)，且于石头住岳不久便圆寂(744)；固律师之所住则不详；而明瓒禅师之所住，《宋高僧传》卷十九但有：“天宝初，至南岳持执役”一语，据《南岳志》卷十所载，明瓒当年所住乃衡岳寺，在紫云峰下，盖与石头所住南寺无涉。
　　7、开宗阐教(742-790)。这一时期长达48年之久，在此期间，石头基本上住于南岳，仅广德二年(764年，被门人请下于梁端弘化一段时间外，余皆在南寺草庵住持。“梁端”，据有的学者说即长沙，但未详其所本，今考诸史志，毕意无明证。明人矍汝稷《指月录》云：“一日，见负米登山者，师问之，知为送供者。师愍之，明晶即移庵下梁端。”依此看来，“梁端”未见得便是长沙。今查《早唐书.地理志一》，“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治。”而当时的湖南观察使的府治在潭州，管辖区为潭、衡、郴、连、道、永、邵等州。长沙在唐代称为潭州，且此名又行于开元末年，在石头住岳之前，故长沙应更无梁端之称。今查《南岳志》卷二，南岳七十二峰中并无“梁端”之名。是否南台寺建于梁天监中，而希迁之结庵又在南台之东大石上，此石当时即名梁端，亦未可知。再从希迁弟子入室谒师的年限来看，其盛期在广德年间，按比较合理的推测，应当是764年，石头将原南寺东之“状如台”之处年结的草庵移地石头山下，由是“广阐玄化”。移庵下山后住于何寺，虽时不可知，但总未离南岳。椐《南岳志》之所载，石头是住持于南如寺的，此说虽尚有疑，但总比误断为“长沙”要好。我们至少可以定下一个基调，石头虽在南岳有过移庵的事迹，但终归不出衡山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