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龟兹和焉耆的道路和时间

[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
　　227-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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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季羡林　生于1911年，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后应邀回母校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1935年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1941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任系主任。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会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等社会职务。
　　季羡林先生著述颇多，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简明东方文学史》、《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英文，在德国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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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对龟兹的历史，特别是其佛教信仰的历史，做一个极其概括的描绘，这样对以后的叙述会有极大的好处。不管我讲到什么问题，讲到什么时代，读者先有一个历史的轮廓，就不至于迷失方向，回顾茫然。
　　在中国史籍中，龟兹一词最早见于班固《汉书》。关于这一点，请参阅上面第二节：“中国史籍中有关两地的记载”。在公元前，龟兹国基本上是处在匈奴控制之下的。佛教传入龟兹，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早已传入中国内地。公元前某一个时期佛教传入龟兹，从地理条件上来看，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重镇，处于天竺与中国之间。佛教先传入龟兹，完全是顺理成章的。公元前101年汉朝政府在取得了对大宛战争胜利之后，统治区域扩大了，汉朝政府的势力也进入了龟兹。公元前59年，龟兹正式列入汉朝政府行政管辖之内。
　　自公元一世纪起，龟兹进入白氏王朝统治时期。据《后汉书》和帝永平三年(91年)，班超破月氏，降服龟兹，废其王尤利多，立龟兹之侍子白霸为王，这似乎就是白氏王朝的开始。汉安帝延光三年(124年)，班勇征服西域，当时的龟兹王是白英。晋武帝太康年间(280-289年)，龟兹王是白山。前秦苻坚大将吕光攻杀之龟兹王是白纯(其妹即鸠摩罗什之母)。吕光杀白纯而立白震为王。隋大业中(605-616年)，遣使入贡之龟兹王是白苏尼咥。根据我的考证，“白苏尼咥”原文应该是Tottiba或Tontika(吕德斯(H.hüders):philologica endlia,P606,617)。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薨逝之国王是白莫苾。开元九年(721年)遣使进贡之国王是白孝节。《悟空入竺记》(751-790年)中的龟兹国王是白环。总之，一直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吐蕃攻陷安西，龟兹的局面大为改观，白氏王朝灭亡，从公元一世纪起，白氏王朝共统治龟兹达七百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周代统治时间更多，但分为西周和东周。
　　公元一世纪时，匈奴西迁，中亚地区出现了一个贵霜王朝，崇信佛教。公元二世纪初，迦腻色迦在位，大力推行佛教信仰，派人四出传教。此时，佛教早已在龟兹流布。迦腻色迦使佛教东传的势头加强了，龟兹当必受其影响。
　　公元三四世纪，龟兹经济繁荣，文化也随之发展。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佛经慢慢出现。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西方所谓探险家来到了中国新疆敦煌一带，挖掘古代遗址，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婆罗谜字母书写的吐火罗语A(焉耆语)和B(龟兹语)佛典，内容繁多，数量极大。对研究古代西域佛教，其中包括龟兹和焉耆佛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五世纪时，芮芮和 哒先后威胁着龟兹。芮芮后因内部分裂，公元六世纪中叶，为突厥所吞并。 哒也在差不多同时为突厥人和萨珊波斯人所灭。从此以后，对龟兹最大的威胁来自突厥人。这个局面到了公元七世纪唐王朝在龟兹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才告结束。
　　到了公元790年，吐蕃崛起，攻陷安西都护府，唐朝势力退出龟兹，此后吐蕃统治了一百年。吐蕃也信佛教，与龟兹信仰并无矛盾，龟兹佛教得以繁荣昌盛，而白氏王朝则于焉结束。
　　公元841年，回鹘汗国发生内乱，回鹘诸部有一部分人来到了龟兹，龟兹于是进入回鹘化时期。回鹘原来也信佛教，在宗教信仰方面，与龟兹并无矛盾，此后，龟兹曾一度为西辽所控制，公元13世纪，蒙古势力进入龟兹，差不多同时伊斯兰势力也来到了龟兹。蒙古人是信仰佛教的。两种宗教势力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到了15世纪，佛教在龟兹终于完全被伊斯兰所取代，龟兹一千多年的佛教史于此告终。(注：在我所阅读的资料中，韩翔、朱英荣的《龟兹石窟》，新疆，1990年，2-5页，叙述这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最能提纲挈领，最为简明扼要。我的叙述基本上根据此书。详细的叙述，可参阅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有了上面这一段对龟兹白氏王朝，对龟兹国的历史，特别是对龟兹佛教信仰的叙述，再来叙述佛教传入两地的问题，以及任何与龟兹国有关的问题，就都有了一个基础，不致迷失了方向。
　　现在进入本题，谈佛教传入两地的时间和道路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简单，它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变得大了，变得复杂了。两地处于中印两国之间，是佛教入华的重要环节。谈佛教传入两地问题而不谈佛教入华问题，是不行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现在在这里毕竟不是写整个的中国佛教史，因此，对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只能勾勒一个大体的轮廓。
　　几乎所有的《中国佛教史》都以佛教的东传为首章。不同的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都是中外典籍。我虽然并没有写过《中国佛教史》，但也写过与佛教东传有关的文章。我除了根据中外典籍外，还利用了法国学者的研究结论和方法，把中国最早的一些佛教专名词的汉文音译和意译还原为吐火罗文。(注：伯希和、烈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41页《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他们列举了许多字，都是言之有理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佛”字，却逃脱了他们的注意力。这个缺憾由我弥补上了。我于1947年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阐明了这个字是从吐火罗文译过来的。汉代一般称“佛”为“浮屠”或“浮图”，我原以为这个字是印度俗语Buddho的音译，所以我说，佛教是直接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字代表西域少数民族的中介，在中国出现晚于“浮屠”。四十多年以后，到了1989年，由于得到了新材料，知道“浮屠”不是来自印度本土的Buddho，而是来自大夏语(Bactrian, Bahtrisch)。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再谈“浮屠”与“佛”》(注：这两篇文章皆收入《季羡林文集》，第七卷。)。在篇末我列了一个表：
　　(1)　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
　　buddha→bodo, boddo,boudo→浮屠
　　(2)　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 etc.→佛
　　这个表对佛教流布的过程一目了然。佛教史学者几乎都承认，佛教传出印度西北部第一大站就是大夏，大夏后来为大月支所征服。大月支遂据其国。中国典籍中关于佛教入华的说法虽然很多，但皆与大月支有关。(注：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部分，第二、三、四章。)这样一来，史实与语言音译完全合拍，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事实。我原来的假设：佛教最初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现在不能不修正了，改为佛教是间接传进来的。
　　由于我最近十年来没有再写与佛教入华问题有关联的文章，我的上述的观点没有公布，以致引起个别学人的误会。《龟兹石窟》29-34页，引吴焯先生的文章《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引用了我的《浮屠与佛》和《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两篇文章，发现我的说法有牴牾之处。他大概没有读到《再谈浮屠与佛》，因而产生了疑虑。我上面这一长段叙述讲了我的观点之所以转变的过程，可以说是对吴焯先生及其他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们的一个解释。
　　有了上面这一个背景，再谈佛教传入龟兹和焉耆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说清楚了。
　　传入道路，比较容易解决。佛教由印度西传至大夏，再由大夏向偏东方向流布，直到疏勒，然后再向东进向龟兹和焉耆。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佛教传入今天属于新疆的领域内以后，是先从丝路北道(后中道)的龟兹和焉耆再往东传呢？还是从南道于阗向东传？根据我上面的叙述，这是佛教间接经过大月支向东传布以后的事情。杨富学在所著《回鹘之佛教》(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10和13页。)中，先说：“在古代印度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西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于阗是佛教传入我国的第一站，传入时间大约在公元前80年左右至公元1世纪。”后来又说：“龟兹与佛教的接触相当早，甚至还有可能早于于阗。”这里似乎有点矛盾。这且不去管它。反正从一些佛教固有名词的音译来看，龟兹和焉耆语言起了作用，而于阗则没有。我的意见倾向于佛教是通过丝路北道向东传布的。
　　至于佛教传入两地的时间，则看法颇不一致。汤用彤先生说：“龟兹之有佛教，不知始于何时。”(注：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部分，第十章。)羽田亨认为：“至于佛教何时起流行于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尚无确证。”(注：《西域文化》，羽田亨著，耿世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57页。)羽溪了谛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证。他首先谈到《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经中谈到阿育王让与其子法益一部分领土，龟兹国名亦在其内。如这个说法可靠，则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龟兹与印度必已渐启其佛教的关系也。”但是，羽溪立即否定了这个事实，说“殆未必然。”他在下面长篇大论地谈到西域译经僧中有姓白(帛)者，实为龟兹之姓。最终只说：“更自他方面观察，佛教之传入龟兹，当较中国为早。”始终也没有说出一个具体的时间。(注：《西域之佛教》，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180-183页。)
　　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注：《西域通史》，余太山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六编?第四章　龟兹，第一节?B“龟兹佛教的初传及其部派渊源”说得非常明确：“龟兹佛教传入的年代和于阗差不多，总在公元二世纪中，它可能是通过它的西邻疏勒传入的。”我个人觉得这说得似乎晚了一点。还有一些学者的意见，我不再引用了。我只想指出，《龟兹石窟》的作者在该书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龟兹佛教的产生与发展”中，试图确定佛教传入的时间，引用了很多人的看法，可以参考。
　　总之，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问题是一个异常棘手的问题，语言在这里帮不了忙，考古发掘工作目前也还无能为力。我们当前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根据古代典籍，加以比较探讨，得出一点不十分确切的结论，如此而已。
　　在当代中外学者的意见中，最让我服膺的还是汤用彤先生的观点。我现在引用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部分，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中的两段话：“盖在西汉文景帝时，佛法早已盛行于印度西北。其教继向中亚传播，自意中事。约在文帝时，月氏族为匈奴所迫，自中国之西北，向西迁徙。至武帝时已臣服大夏。(中略)佛法之传布于西域，车及支那，月氏领地实至重要也。”另外一段是：“依上所言，可注意者，盖有三事。一汉武帝开辟西域，大月氏西侵大夏，均为佛教来华史上重要事件。二大月氏信佛在西汉时，佛法入华或田彼土。三译经并非始于《四十二章》传法之始当上推至西汉末叶。”这一点同我在《再谈浮屠与佛》中的结论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