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大量翻译 文人与佛教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想象世界 的丰富 故事性的加强 四声的发现词汇的扩大 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汉哀帝元寿 元年（公元前２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大约东汉明帝永平八年（６５），传说明帝梦见金神，于 是遣使臣到天竺（今印巴次大陆一带）求法。永平十年（６７），史传天竺僧人 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达洛阳，明帝以礼相迎。东 汉桓帝建和元年（１４７），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后译出《道品行经》等， 大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建和二年（１４８）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到洛阳 弘法，数年后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此后， 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译成中文，出现了支谦、康僧会、竺法护、 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 众多的翻译家。其中竺法护共译佛经１５９部，鸠摩罗什共译佛经３５部，成绩 尤为卓著（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统计）。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４１５部，１ ９１９卷。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 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 性，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除以上所举译经的 名僧外，慧远和达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重大。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 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 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 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 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２８４６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 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 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 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 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 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 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 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 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 “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 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 《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１８首。他与许询、 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 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 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 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 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 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 “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 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４８７）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 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 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 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 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 止龙华寺。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 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 （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 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 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 （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 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 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 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 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 （《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 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 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 “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 “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 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 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文章来源：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第三编第五节）